Chinese Culture Association

復課鬧革命

——畸形年代系列之三 ¤ 陳向陽

　　　從１９６６年停課鬧革命，瘋玩了一年多。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份又復課鬧革命了。我呢，從小學五年級一下子跳到初一：北京市１１１中學，在甘家口，是所新學校，新樓，可不少玻璃已經讓附近的孩子砸破了，冷風呼呼的，第一天上學先拿報紙糊窗戶。安新玻璃？趁早別想！那等于跟砸玻璃的挑戰，人家馬上就敢跟你比賽，看是砸的快還是安的快。

　　　又上學了，挺新鮮。文化大革命最先倒霉的就是中學老師，沒挨過揍的少，沒打死的也都打服了，一見著學生就忍不住哆嗦。復課？怎麼復？誰聽誰的呀？我們新學校還好點，老師學生是頭回見面，所以老師都不哆嗦，但說話和氣極了，師道尊嚴一丁點都沒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終於把幾千年來顛倒的師生關係給擺正了。所以誰也沒把老師往眼裏放，學校不過是又一個玩的地方，高興就來，不高興就走，用不著問誰。

　　　每天頭一節課是‘天天讀’，專學毛主席著作。這可是‘雷打不動’，還真得來，這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問題，可不是怕老師。天天讀一完就隨便了。老師前邊講他（她）的，下邊一想不如回家打撲克，立刻收拾書包，有人連書包都沒有，更省事，站起來左右問問：你走不走？你走不走？都不走？那我一人走。到別的班再問問，一推門，用不著往講台上看，這跟老師沒什麼關係，只衝哥們兒喊：‘鐵頭！（或沙鍋，都是外號），走不走？打撲克去呀？’。老師耐心等你喊完了再講，沒有一點管閑事的意思。

　　　那會兒有語文課，學毛主席詩詞和魯迅的玩意。數學課講正負數，我一聽就煩了，好好的數，非給來個負的，這不是沒事找麻煩嗎？不聽了，回家！還有外語課，先學的俄語，什麼‘打倒蘇聯修正主義’之類的。不好學，舌頭老轉不過彎來。尤其那些字母，什麼重音、輕音，還有不發音的，不發音要它幹嘛？簡直沒道理。那個俄語老師老嫌我們發音不準，一遍一遍的唸，臉上直起急。這倒還有點意思，行，你不是讓唸輕點嗎，偏給你重重的，看你還能急成什麼樣。我們一邊扯著嗓子唸一邊看著老師樂。可一會兒功夫老師就想開了，不著急了。又沒意思了，回家！後來又改學英語了，什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還真學了幾句。有個哥們怕記不住，就拿中文字給注上音，另一個哥們伸過腦袋一看，說 ‘反動’！一看怎麼回事，那位在‘毛主席’下邊注上了‘前門貓’。前門貓？聽著像是前門一帶某個流氓的外號，就像什麼‘西外鐵頭’，‘廠橋狗子’，‘後海傻六兒’，好人決不叫這個。我們趕緊附和：反動，反動。那哥們急了，先把紙撕成碎片，然後站起來破口大罵：‘操你媽！誰反動？誰他媽反動？！’一副要玩命的樣子，我們只好算了。

　　　這種和老師平起平坐的日子可不長，也就幾個月。我們的自由在不知不覺中丟失。先是搞軍訓，來了三四個解放軍，最大的是個連長，姓席。他們一來就讓我們練隊，一天一天的在操場上走來走去，一二一，向左轉，向右轉，走正步，拔慢步，又累又煩。可這是解放軍，不是老師，我們誰也不敢急。想回家也不敢轉身就走，只能悄悄的溜。毛主席說了：‘全國學解放軍’，就是說解放軍在全國數老大，別人都得聽他們的。席連長最喜歡調皮搗蛋的學生，因為可以拿皮鞋踢他們的屁股，他們也不大在乎。

　　　解放軍把我們練老實以後又轉手還給老師，我們也不好意思再翻臉了。再說那些老師也很有手段，從政治學習下手，什麼鬥私批修，批無政府主義。這不能反對，因為報紙廣播裏也批。老師的陰險之處是非讓我們‘理論聯繫實際’，就是說非得從自己身上找出‘私’和‘無政府主義’來批。我們腦袋想大了也想不出來，老師就一步步的提示：打砸搶算不算？當然算，報紙上都這麼說，打架、砸玻璃算不算？也得算，最後連曠課、不遵守紀律、上課隨便說話通通都算無政府主義了。我們越批越覺得自己不是好東西。老師雖然是‘臭知識分子’可我們似乎更加不如，叫‘小知識分子’，只能在‘臭知識分子’的帶領下一起改造思想。就這樣，我們不知不覺的就從‘革命小將’淪落成必須讓工農兵‘再教育’的下等貨。有個別聰明同學覺悟到這是陷井，但也晚了，大勢已去。沒有毛主席撐腰，單靠學生自己要鬥倒老師是不可能的。他們都是大人，一般都非常狡猾。

　　　為了警告我們不要誤入歧途，經常讓我們去參加公審大會。先排隊走到別的學校，像三里河的鐵二中或４４中的大院子裏。還有別的好幾個學校的學生，都排成一排一排的，一聲口令就坐到土地上。再一起立就塵土飛揚，上千人一起拍屁股。被宣判的大都十幾歲二十歲，也是學生，特適合我們。幾次宣判大會開過，我們的法律知識大增，還不等宣判人唸完就能猜出結果，紛紛搶著先說，比比誰猜得更準。光是打架鬥毆、溜門橇鎖，不加‘情節特別嚴重’的，在５到１０年。如果是搶劫，並且持刀作案的，就得１０年以上了，如果持刀傷了人，又加上‘情節特別嚴重’一句，那就少說２０到３０年，無期和死緩也不新鮮。耍流氓的分幾等，最輕的叫‘猥褻婦女’，儘管還搞不清‘猥褻’的確切意思，但我們都知道‘猥褻犯’輕者十年八年，重了可以無期。強姦婦女如果只有一次，大多還能保住性命，常常來個死緩。如果是多次作案，那就完了，立即執行。最嚴重的是強姦少女或幼女，只要一回就是槍斃。誰都知道強姦就是我們每天都說好些遍的‘操’。‘操’一次就是死刑，充分說明這是很厲害的一招。我們雖然把‘操’掛在嘴邊，但對實際操作過程並非人人清楚。所以每到批判流氓犯時全都豎起耳朵，希望能聽出些名堂。有的發言還真不錯，不時提到 ‘乳房’‘陰部’之類的名詞。男同學們都感到非常刺激，因為當時這類詞匯是嚴格控制的，就像今天的黃色影片一樣。有一次的案子就發生在離我們學校不遠，批判人說那罪犯半夜兩點從窗戶爬進人家，那屋正好只有一個女孩，於是就對那女孩多次‘蹂躪’，直到清晨五點。這回又換了‘蹂躪’，我們一時搞不清與強姦是什麼關係，不太好判。只有一個同學很懂，扳著手指頭數：三、四、五，三次！‘三次’倒不難懂，兩點到五點，一小時一次，但一次什麼呀？也不說清楚了，又不好意思問，顯得自己怪沒學問似的。

　　　上課的時間非常有限，因為有太多的大事要幹。隔不了幾天就要遊行一次。每逢毛主席發表最新指示或暢游長江，或中央開什麼幾中全會，或開除劉少奇出黨，還有美帝炸越南，蘇修挑釁，某國反動派砸咱們大使館之類的，我們都要遊行。還不時的去夾道歡迎外國貴賓，貴賓一般都來自無名小國，記都記不住。只記得有一回喊的是 ‘熱烈歡迎，郎諾中將！’，可沒過多久，報紙和廣播上就改稱‘郎諾反動集團’了。

　　　我們還參加‘十一’天安門廣場組字（１９６８，１９６９，１９７０三年）。這是政治任務，非常重要，提前一個多月就開始準備。第一步是挑人，平時調皮搗蛋的，當時叫‘無政府主義特別嚴重的’不能去，家庭出身不好的也不能去。我們年級近５００人，總有好幾十人去不了。去組字又累又煩，可如果屬於挑剩下的則太丟面子，所以人人想去。老師一開始唸名單，全都伸著脖子聽。一聽到我的名字立刻大鬆一口氣，看那老師也順眼了不少。第二步是練隊，要把每個人練得特聽話，說一是一，說二是二。還練耐力：耐曬、耐累、耐站、耐渴、耐憋尿、耐沒意思，這都是去組字必須具備的素質。離‘十一’兩三個星期時發花，紙的，帶竹把，可打開、疊上，一般是紅、黃兩把，有人還有綠的。廣場上一會一變的大標語就是十幾萬學生舉著花組成的。廣場的地上都有油漆的號碼，一人一個。到那天每人就站在自己的號上。舉花由信號旗指揮，廣場上的好幾十個燈桿就是旗桿。每當一面彩色小旗（紅、黃、綠、藍、好多種顏色）升起來，在離頂部一米處停３０秒，我們全叫喚‘快快快，升藍旗了，藍旗’，然後馬上背‘藍旗舉紅花，或藍旗舉黃花’，趕緊把紅花或黃花打開拿在手裏，小旗再往上一升就趕緊舉花。誰要舉錯了就是政治問題，所以每個人都背的牢牢的：‘紅黃綠旗舉黃花，其它的旗都舉紅花’之類的。

　　　我們還經常去農村勞動，北京郊區。一次少則十幾天，多則一個月。農村真教育人，賽過憶苦報告。什麼叫幸福生活？到農村勞動一次就再也弄不錯了：有米飯饅頭肉炒菜，睡到天亮再起床，不幹農活，教室裏坐坐街上走走，那就是絕對的幸福。

　　　我們在農村的伙食費一天３毛錢一斤糧票。那會兒棒子麵（玉米麵）９分一斤，白麵１８分５，還得買油鹽醬醋柴火。三毛錢一天能吃什麼？早上是棒子麵粥、窩頭鹹菜。中午一個窩頭一個饅頭一勺菜（熬冬瓜，炒西葫蘆之類的，絕對沒肉），晚上又是窩頭棒子麵粥。這種飯幾天吃下來就老想一樣東西：紅燒肉。有一回連菜都沒有，光給一勺西葫蘆湯，連吃了好幾天，突然給了頓豆腐。那叫香，連涮飯盒的水都一滴沒糟蹋，全喝了。饅頭也是不得了的美味。在家從沒覺得饅頭有那麼軟，那麼滑，進了嘴還沒嚼呢，吱溜就下去了。太可惜了，趕緊把嗓子眼拼命閉緊，讓饅頭多在嘴裏待會兒。我們住的都是貧下中農的房子，一張大炕上一個挨一個，將夠翻身，有一回我一人睡在一個大櫃子上，美的我見誰跟誰吹。

　　　一到農村整天想睡覺，因為一天還睡不到７小時。早上天還沒亮，大喇叭一響就起床。剛矇矇亮就幹活，幹到大天亮才吃早飯。早飯後又幹到午飯。午飯後趕緊倒頭便睡，可不一會兒又被大喇叭叫起來接著幹，天擦黑才收工吃晚飯。晚飯後還得去場院‘挑燈夜戰’。反正貧下中農怎麼幹我們也怎麼幹。從隊長到社員都知道毛主席把我們交給他們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可他們教育人只會一招：幹活。三夏（夏收，夏種，還夏什麼？）是北方農村最累的時候。我們主要是割麥子，還拔過麥子。隊長說可不是沒有鐮刀，咱們有，可割了麥子不還得刨麥茬嗎，不如一下子全弄出來算了。我們也有準備，都帶了手套，可老師說不許戴，人家貧下中農哪有戴手套的？拔不了兩天，手上的皮全磨薄了，一不留神沒攥緊一出溜， ‘吱’一下子血就出來了。特革命的同學‘輕傷不下火線’，接著拔。非等捆麥子的發現麥桿上有血，報告老師，然後老師越說別拔了，他（或她）就越拔的歡，非等老師硬把他（她）拉開。然後至少是全班表揚。像我這樣的剛一流血就呲牙裂嘴報告老師，然後就幹輕活：捆麥子，有手套也可以戴了。還有個輕活：撿麥穗，可是更不舒服，哈著腰撿不得勁，蹲著往前走吧，腿酸，乾脆四腳著地往前爬吧。半天幹下來就覺得還不如割麥子呢。場院裏的活也叫輕活，可沒完沒了，尤其是跟著拖粒機，慢一點都不成，一捆一捆的麥子往上遞，沒個緩勁的時候。夏天又熱，塵土又大，身上脖子上到處是泥，又粘了好些麥芒，越拿手胡擼越扎，越扎越想胡擼。那感覺非常難受：又困又累，又扎又熱，腦袋裏只想一個問題：怎麼還不收工啊？特革命的同學偏在這會兒唸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像我這樣的落後同學心裏就說：‘裝什麼丫的，不就想讓老師表揚麼’。

　　　我們年級有十個班，一個班跟一個生產隊，有時都不在一個村，各自的伙食和農活也略有不同。哪個班要是多吃一頓豆腐立刻就把別的班氣得眼睛發綠。有一年，第七班把我們全震了。那次一個工宣隊的工人師傅也去了，就跟著他們班。頭一天，聽生產隊長的，幹了十幾個小時。第二天，這位師傅說得聽他的了：八小時工作制。幹著活一看表，到點了，一聲令下：收！全班收工，管它正割麥子呢還是正打場呢。隊長和社員全都乾瞪眼。毛主席早把規矩定好了：‘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農民得聽工人的。這叫一物降一物，誰敢說個不字？只好眼睜睜看著‘小知識分子們’美滋滋的排好隊，一二一，回村歇了。工人階級多有領導氣魄！去農村之前，老師反覆宣布紀律，其中特重要的一條是不許游泳，誰敢違反，立即批判作檢查。可那位工人師傅帶頭往水塘子裏蹦，７班的老師一提醒，他趕緊對全班宣布：‘沒事兒，有我盯著呢，游！全游！’。７班的哥們樂壞了，劈哩噗通就在水塘子裏折騰開了，招的一村的老太太小孩全來看熱鬧。這工人階級！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個個盼著讓工人階級領導。毛主席就是偉大，一眼就看出他們比貧下中農強。

　　　我們還去過一次秋收，９、１０月份去的，順義城關公社。秋收可比三夏輕鬆多了，割稻子，既不熱也不扎。每天晚飯後也不用幹活。不過也不能閑著，還得去場院，全村最大的場院，有個土台子，去鬥地主、聽憶苦報告和革命傳統報告之類的。鬥地主？太好了！我們通過勞動更加理解為什麼應該幫著貧下中農恨地主了，全都摩拳擦掌，準備在地主不老實的時候讓他嚐嚐厲害。那天，土台子上燈光通明，我們幾百個學生坐在下邊，沒幾個貧下中農，都睡覺了。口號喊過幾圈，開會。隊長先上台，介紹村裏的階級鬥爭情況，他有點不好意思，說村裏沒地主了，臨解放跑了，沒跑的也都消滅了。隊長臉上挺過意不去，我們特失望，但也理解人家的心情：這麼多學生大老遠的來了，想鬥鬥地主，可這鄉下本是出地主的地方卻拿不出來，多沒面子呀。說到最後，隊長才亮出寶貝：沒有地主，倒有個富農（後來聽說是富裕中農）可以鬥鬥。我們大舒一口氣：富農不也一樣麼，地富反壞右，都差不離。於是一個富農和一個富農婆被押上台開鬥。那兩人顯然早有準備，一人一身挺新的棉褲棉襖，穩穩當當走上台，後面跟著倆民兵，可並不抓他們的胳膊，更不窩‘噴氣式’。那倆富農顯然是沒挨過揍的，不知道怕，連頭都不低。大概村裏就剩這一戶富農，捨不得打了。那是十月的晚上，冷風嗖嗖的，我們準備不足，都沒棉襖，這會兒有點哆嗦。一位覺悟高的同學，還是個女生，馬上發現了問題，站起來大喊：‘瞧呀，那富農穿著大棉襖，還挺舒服！脫下來！’於是一呼百應：‘脫下來！脫下來！’ 那倆富農這才慌張起來，知道革命小將不好胡弄，趕緊點頭哈腰，但不脫。隊長跑過去，不知說了什麼，棉襖算是脫了，還剩一件單褂。革命小將又喊：‘還有棉褲呢，脫！’可他們磨磨蹭蹭就不脫，隊長過去說了，還不脫。隊長轉過身解釋：棉褲就別脫了吧，裏邊沒穿（北京話：空心兒棉褲）。接著貧下中農發言，可說了半天也沒說出欺壓窮人，藏變天帳之類的，一點不夠刺激。革命小將們很不滿意，猛呼口號：‘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血債要用血來還！’之類的。我們情緒開始高漲，大喊：‘低頭！低頭！’，那倆富農彎腰早已在９０度以上，再也彎不下去了。正當我們快到了爆發點，準備衝上台去讓富農嚐嚐厲害時，隊長卻慌忙宣布把富農押下去。我們非常不滿，這不是包庇富農嗎？但後來還是想通了：人家就剩一戶富農了，要讓我們給鬥殘疾了以後怎麼辦？又不是光我們一個學校，再有學生來呢？就這倆寶貝了，得省著用。

　　　還有一個晚上是個公社幹部，當年的民兵隊長，給我們作革命傳統教育。他說當年咱們順義的階級鬥爭太殘酷了，地主組織還鄉團，抓住黨員、幹部就刀砍活埋。說有個還鄉團頭子，就是他們村的地主，光著膀子，大碗的喝酒，然後把碗一摔，用鍘刀一口氣鍘了８個村幹部。先拿席子捲了，往鍘刀裏一放，‘喀嚓’一下子就成了兩截兒。都成兩截兒了，瞧那腳丫子還‘撲騰’‘撲騰’的踢呢。全場好幾百學生鴉雀無聲，連最調皮的這會兒也一動不動，眼睛發直。那幹部接著說，最後咱們勝利了，抓住了那個還鄉團頭子，給活剮了。就在他們村，綁在柱子上，先在腦門上劃一刀，把皮拉下來把眼蓋了，要不那血鈴鐺似的眼睛太嚇人。那地主是真硬，不停的罵，於是把嘴橇開，把舌頭鉤出來割了，然後再一刀刀的往下片肉。小鉤子一鉤，往外一拽，然後一刀。圍著的群眾就一起數：一刀，兩刀，三刀，每十來刀停一停，刷鹽水，那地主就‘嘟嘟’的打機靈。整整剮了一天，數到３００多刀，身上的肉都片光了，心都看見了，撲騰撲騰的跳，那幹部說得津津有味，可我聽著有點後背發涼，說不出是惡心還是慎的慌。別人也差不多，連最革命的同學也忘了喊口號，全聽傻了。

　　　復課鬧革命時間不長，我們又被老師一步步的降伏了，不得不接受還是老師管學生的傳統師生關係。但老師們剛有點得意的想翹尾巴，工宣隊就及時的給他們敲了警鐘。工宣隊１９６８年底進校，人家工人階級一來就發現了最嚴重的問題：全校好幾十人的教職員工隊伍裏居然沒有一個階級敵人！毛主席總說團結９５％或９０％的群眾，從沒說過１００％。什麼意思？就是說剩下的５％到１０％是階級敵人。我們１１１中學能１００％都是革命群眾嗎？不可能！必須挖出階級敵人！

　　　這事也怪教育局，當初成立１１１中學時光考慮調來教職員工，就沒考慮階級比例。現在有個補救辦法：要求上級再給補充５％到１０％的階級敵人。但工宣隊決定不作伸手派，要自力更生，就地解決。於是發出誓言：要揭開１１１中學階級鬥爭的蓋子！先用攻心戰術：勒令暗藏的階級敵人自首投降，如果等到被革命群眾挖出來就要從嚴處理了。當時全國也在‘清理階級隊伍’，就是把革命隊伍裏的每個人都查一遍。據說成果非常大，挖出了不少隱藏很深的漏網地主、老反革命、國民黨特務之類的。他們借著造反混水摸魚，實際反的是共產黨。為什麼劉少奇都挖出來了，全國還到處武鬥一片混亂呢？就是這些隱藏在革命隊伍裏的階級敵人在搗亂，所以咱毛主席又部署清理階級隊伍。

　　　老師裏面的狡猾分子早就企圖轉移目標，使勁的從學生裏揪那些打架鬥毆、溜門橇鎖、耍流氓的，把他們打成‘無政府主義’，‘流氓壞分子’之類的，好補上那５％到１０％的虧空。但工人階級沒有上當，根本不理學生，光盯著老師。終於在１９６８年冬季的一天，１１１中學的階級鬥爭蓋子揭開了！那天早上一到學校，樓裏樓外一夜之間就貼滿了大字報，大標語，一下子揪出了好幾個敵人。一個是老國民黨員，隱藏了好多年，人家工宣隊一查檔案就把他查出來了。還一個是蘇修特務，曾經往蘇修大使館跑過好幾趟，說是去看同學。他上大學時和一個蘇聯留學生住一間宿舍。後來那個蘇聯同學就在蘇修大使館工作，肯定早就把他發展成特務了，去使館就是去遞情報的。他不服，說那都是１９６４年以前的事了。可１９６４年以前也不能當蘇修特務呀。最大的敵人也是個特務，但還不清楚是美蔣特務還是英國特務或香港特務。此人的名字就叫路香港，聽聽！叫什麼不行，非叫‘香港’？那會兒香港是英帝的（比美帝還老！），敢叫‘香港’就等於把‘壞蛋’倆字寫在臉上了，用不著工宣隊，叫我也一眼看得出來。他是回國華僑，就是香港生的，白白胖胖，戴一副方方的黑框眼鏡，頭發帶卷，說話有點怪調，衣服也和別人不一樣，一看就是特務模樣。細看大字報，又知道他老愛裝半導體收音機，單身一人住在學校，宿舍裏全是收音機和零件。真是收音機麼？誰敢說不是電台？他還老拉另外兩個年輕老師沒事就鑽在屋裏收聽敵台，假裝練英語。他非說是咱們中央台的英語廣播，誰能證明？再說了，練英語用得著聽廣播麼？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萬歲！），練吧，夠練一輩子的！他明明是出於反動本性，不聽敵台受不了，二是拉那兩個老師下水，發展特務組織。咱們工宣隊太講政策了，太文質彬彬了，揪出了階級敵人也不開大會鬥，更沒有交給學生鬥，所以那幾個敵人都不大服。其實只要把他們交到革命小將手裏，像紅八月那會兒鬥一鬥，有再多的罪也早就全認了。後來呢，也就是不許他們教課了，掃掃廁所，蹬板車拉磚頭，幹點雜活之類的。

　　　這個時期的社會大事一是知識青年（其實是紅衛兵改了名）上山下鄉轟轟烈烈。凡歲數合適的一鍋端，誰也別想留下。最早動身的還滿懷豪情：‘廣闊天地煉紅心’。後來消息傳了回來，廣闊天地可比北京差遠了。比方說，我們院的一個知青下鄉一年溜回來探親，又黑又瘦，都不認識了，穿著破衣裳跟要飯的似的。而且看樣子一去就回不來了：‘扎根農村，扎根邊疆’。再以後，每次北京火車站給知青專列送行的人群，火車一動就哭聲大作。我們７０屆的還沒輪到呢，誰操那麼遠的心，到時候再說。

　　　再一個是黨的九大開了，團結勝利的大會。劉少奇被永遠開除出黨，林副主席作毛主席的接班人寫進了黨章。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務，清除了心腹大患‘中國的赫魯曉夫’。現在該踏實了吧？文化大革命該結束了吧？可外地的武鬥還不停，什麼四川、廣西、湖南、湖北，好多地方都打得熱火朝天。挨打的那派常常跑到北京貼好多大字報告狀訴苦，打得順手的那派則不大做聲，並在努力把對立派也打得出不來聲。

　　　但１９６９年的最大事件是蘇修在珍寶島挑釁，咱們不含糊，把他們打退了。可蘇修不死心，調來好多軍隊，想往大了打。誰還怕他們不成？打！咱們不光調兵，還往東北、內蒙送去好些知青，淨去軍墾農場，算半個軍人，也發軍裝，但顏色不正，以示區別。我們又嫉妒又不嫉妒。嫉妒他們穿軍裝打仗，不嫉妒他們也要幹農活。如果說好了光打仗不幹農活，那我們也搶著去。

　　　正當我全神貫注的考慮和蘇修打仗的事呢，卻突然身不由己的去了河南。咱們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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