際遇（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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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君
我是一塊出類拔萃的石頭，堅韌，有棱有角。我堅信終有一天被人發現，受人賞識。
我被無數的行人踐踏，又受盡了日曬雨淋之苦，從不抱怨，因為我有信念。
一天清晨，我正躺在路邊的草叢中打盹，突然地，我被狠狠地踩了一下——是個拓荒
者，無意中，我扎疼了他的腳。“討厭！”話音未落，我被踢進了清溪的激流中。
年復一年，身邊無數的砂石都無奈地跟著流水走了，我卻不願隨波逐流，儘管我已被
溪流傷得體無完膚。
終於，某一天，我被一個酷愛自然的藝術家拾獲，擺設在他精美的案頭，不時反覆欣
賞。我感激又歡欣無比——世上終有賞識我的人！
不久，藝術家的一個朋友來造訪，藝術家把我遞給他的朋友鑒賞，我聽到他這樣贊賞
著我：
“我真開心發現了它——世上竟有如此美石：它吸收了日月精華，又被溪水打磨得如
此光滑，它的石紋竟是一幅絕倫的天然圖畫。”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藝術家欣賞我的竟是我的傷痕！激流磨圓滑了我的個性，卻符合
了世人的審美眼光。
嗚呼，哀哉！
今又重陽
──懷念我的朋友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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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玉琴
我對重陽節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這種感情源于何時已記不清楚了﹐大慨
是從孩提時吃媽媽做的瓤豆腐瓤菜包的時候就開始了。大學時候﹐學生們最愛小題
大做､無事找事地鬧﹐慶祝生日尤其鬧得大。
但我從來沒有為自己的生日慶祝過﹐因為我知道﹐我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是瞎填的﹐
我壓根兒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後來媽媽告訴我﹐我是重陽之後的第二天生的﹐我雖
然仍然對過生日提不起興趣﹐
卻對重陽節的感情又添了一分。
王維說“每逢佳節倍思親”﹐我是“每逢佳節倍思‘友’”。親﹐生而
有之﹔而友﹐卻非人人能得﹐尤其知心之友。
阿文是我來澳後第二年結識的。記得那是1997年7月﹐我帶著兩個女兒去
（成年移民英語服務中心）讀英語。一天﹐在幼兒園門口﹐一個亞洲女子對我說﹐
有個黑眼睛的小女孩在欺負另一個黑眼睛的
﹐我想她們大概是你的孩子﹐你快點去吧。那個亞洲女子便是阿文。
阿文是個漂亮的女子﹐一米六八的個子﹐皮膚白淨細嫩﹐身材丰滿勻稱。
阿文是個聰明而賢慧的女子﹐很會理家理財﹐又愛燒飯做菜﹐她淹的酸菜､蘿蔔條､
甜酸辣椒﹐色香味正。她勤快而細心﹐她的家比我的大一倍﹐她的孩子跟我的年紀
差不多﹐但她的家總是窗明幾淨､有條不紊﹐而我家卻永遠是一副剛被搶劫過的樣
子。
阿文是個友好心軟的人。記得她第一次來我家時﹐看到我家徒四壁､正
被一對女兒弄得暈頭轉向時﹐她眼睛都紅了﹐她說“阿琴﹐你說我們這是為什麼來
著﹖在國內活得有滋有味的﹐卻偏偏跑這鬼地方來”。當時她的家境雖比我稍好一
點﹐但也只是屬於創業階段､身無長物的那類﹐而她卻把家裡能騰出的東西都騰出
來﹐給了我凳子､衣物､小孩玩具､日用品､放相機､時鐘......
我們常常一起逛街﹐一起做飯。她對烹調很有悟性﹐時常把心得教授于
我﹔她做了好吃的也常會留一份給我。我們就象是兒時一快兒長大的一樣親密﹐我
們有什麼不開心的事都願意跟對方說說﹐我們往往都能感同身受﹐一同嘆氣､一同
傷心。我們情同手足﹐共同度過了那段舉目無親､心裡最苦､日子最難的移民頭兩
年。
阿文本是個開朗的人﹐但她的日子過得並不開心。她生于一個兄弟姐妹
較多的家庭﹐父親早逝。她懂事時﹐母親已年邁﹐兄嫂操持家務。當時日子艱難﹐
長嫂又較嚴厲﹐阿文自小就常常為買書筆紙墨發愁﹐她每天都要干很多活來換取每
個學期幾塊錢的學費﹐且常常為了一些她那個年齡還不懂的家庭芝麻小事而受氣。
打很小起﹐阿文就對自己說﹐我將來再也不要過這種窩囊日子了。後來她的孿生姐
姐嫁到了香港﹐小日子過得非常舒坦﹐兄嫂對那姐姐也另眼相看。看著姐姐每次風
風光光地回來﹐阿文也很想能有揚眉吐氣的一天﹐
阿文大專畢業後在廣東某市外貿部門工作﹐她決定結婚外嫁澳洲時她跟
她的丈夫才認識三天。三個月後﹐她以家庭團聚的身份到了悉尼。他們住在“唐人
街”﹐她的丈夫鄧先生不懂英文﹐阿文也不懂。鄧先生是個忠厚刻苦之人﹐在一家
大餐館作廚師﹐一周工作六天﹐
早上10點出門﹐晚上9點回家﹐賺得一副好薪水﹐但與妻子在一起的時間卻少之又少﹐
感情基礎本來就淺﹐平日交流又少﹐日子過得難免不盡人意。自從來到悉尼以後﹐
阿文一直過著孤獨苦悶的日子﹐她一直很想念仍在國內､曾經和她熱戀了三年的男
朋友。有一次她問我﹐“出國來﹐你後悔嗎﹖”﹐我還沒來得及出聲﹐她的眼睛已
經紅了。“他一直還在等我”﹐她告訴我﹐光潔的臉上閃過一絲甜蜜﹐但很快便消
失了﹐她傷心地低下了頭。
那年重陽節﹐我丈夫去了堪培垃。阿文說“孤孤零零的﹐你就別做飯了﹐
到我家包春卷”。於是我在她家待了一整天﹐直到晚上九點多才回家﹐我待在她家
就像待在自己家一樣的自在。後來﹐我因為腫瘤入院動手術﹐丈夫又要參加早已預
定好的英語託福考試﹐阿文說﹐孩子就交給我吧。我們有點猶豫﹐三個孩子這麼小﹐
兩個一歲多﹐一個才三個月﹐而她當時又已有身孕﹐怎麼照顧得過來﹖
她說﹐照不照顧得過來都得照顧﹐我不幫你誰幫﹖一副義不容辭的樣子。
年﹐我要搬家到堪培垃﹐我向阿文辭行﹐她說﹐“阿琴﹐你一定要記住﹐
不管你搬到哪裡﹐我們都是好朋友﹐我都是你在澳洲的唯一親人﹐你的親姐姐。每
一次搬完家﹐你都要給我打電話。”當時我們兩家都沒有車﹐也沒有人會開車﹐心
想﹐這一別﹐不知何時才能再聚﹐很是傷心。
我們一直保持電話聯繫。 2000下半年﹐再打電話給她時﹐我發現電話已
不通了。重陽節前﹐我去了她的家﹐敲了很久門﹐沒有人應﹐我繞到窗前一看﹐房
子竟是空的﹐除了厚厚的灰塵﹐什麼也沒有。我大吃一驚﹐那房子可是
97年才買的﹐阿文特別喜歡和愛護它﹐她不可能這麼快就賣了它或者轉租給別人。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記得阿文的鄰居阿瑰是個汕頭人﹐她與阿文關係不錯。我敲響
了阿瑰家的門﹐裡面的人從門上的貓眼裡審視了我半天﹐而後開了條縫﹐隔著安全
鐵門說﹐她家沒有人叫阿瑰。我不死心﹐又問﹐那你可知道鄰里的阿文搬哪去了﹖
她說﹐她壓根兒就不知道隔壁住著人。阿文家出什麼事了﹖我心裡一急﹐眼淚便涌
了出來。
我找到她丈夫鄧先生上班的餐館。鄧先生形容憔悴﹐兩年不見﹐已蒼老
許多。
“阿文呢﹖”
“不知道。”鄧先生的聲音有點異樣。
“你這是什麼意思﹖”我激動起來﹐難道真出什麼事了﹖
“她走了。”鄧先生眼睛紅了起來。我也有一種想哭的感覺。
“走哪去了﹖”
“不知道。”鄧先生強忍著眼淚說。
“孩子呢﹖”
“她帶走了。”
“什麼時候的事﹖”
“去年底。”
“怎麼可能﹖她明明跟我說﹐她要送小孩回國﹐而後便回來TAFE讀書﹐
她要拿牌照跟你一塊兒把這大餐館頂下來經營。”
“但她一去便沒有再回來。”鄧先生聲音都發抖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可以告訴我嗎﹖”
“我真的不知道﹐她就這麼走了﹐然後便沒有音信。”
“你找了嗎﹖”
“找了﹐沒用。”。
“我看你的房子空著﹐你打算做什麼﹐賣掉﹖出租﹖”
“不知道。”
“那你住哪裡﹖”
“朋友家﹐這裡擠一天那裡挨一天。”
“你有電話嗎﹖”
“沒有。”鄧先生一直很愛阿文､很愛他的孩子。
我實在不忍心再說下去了﹐我這輩子很少見男人這麼傷心過﹐我轉過身﹐把眼角的
淚擦去﹐告別了鄧先生。我想﹐我一定要找到阿文問個明白﹐鄧先生那麼好的一個
勤快老實人﹐她怎麼可以這樣做。但當我回到堪培垃後﹐我又想﹐世事難兩全﹐人
生己走過的路已不可能再回頭﹐阿文才30歲﹐總該給自己一個機會。
或者她已經在國內找回了她的幸福。
今年初﹐有人告訴我﹐阿文還在悉尼﹐仍住在唐人街﹐但聽說鄧先生似
乎還不知道她的下落。我很高興﹐也有點擔心。高興的是我可能很快就可以見到她
了﹐但我又擔心她依然過著那種“寂寂花時閉院門”的日子﹐擔心她並不像我想象
的那樣找到了她的幸福。我託人帶去口信﹐把我的電話､地址告訴阿文﹐囑咐她給
我打電話﹐或者把她的電話號碼轉告我。可是她一直沒跟我聯繫﹐也沒有把她的電
話號碼給我。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想﹐或者她的日子仍很不如意。
今又重陽﹐我請了一天假﹐很想清靜悠閑一天﹐包一頓美味的春卷﹐用
阿文教我的法子。但當我人閑了下來時﹐我的心卻沒法靜了。我想不明白﹐我們曾
經肝膽相照､同舟共濟﹐我想﹐阿文﹐你應該知道﹐再難啟齒的境遇﹐我都願意接
受和理解﹔不管多辛酸苦澀的淚水﹐我都願意同你一起品嘗和分擔﹐但你卻為什麼
一定要不理我､躲著我﹖
2001年10月25日 堪培垃
原稿收錄于澳洲華人文學刊物《堪京文苑》創刊號2002年6月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