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童年往事的回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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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济吉特后人
-- （北京小椿树胡同的故事）
(三) 我的启蒙老师
幼儿时期我没有上过幼儿园。不过，学龄前我却上过私立小学。大概是父母望
子成龙吧？听姑奶奶说，我的父亲从小聪明好学，三、四岁就会背唐诗、宋词，五
岁前就会读、写几百个字和一百以内的加减法，中、小学成绩总在前三名，而且跳
了三次班，十六岁上了著名的北京大学。我长得非常像父亲，应该不会太笨。大约
在我五岁的时候，父母把我送到私立小学──豹房胡同小学上学。遗憾的是，我让
家里大失所望。虽然有客观原因，即爸爸忙于上班养家，妈妈要照顾两个妹妹和做
家务，父母无遐帮助我的学习，但主观上是我很贪玩、不知道为什么上学，在学校
中什么也没学到。不过，我的启蒙老师──豹房胡同小学的朱老师却对我以后的成
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家离豹房胡同小学说远不远，绝对没有两公里；说近不近，因为除了要走过
两条小胡同（银闸胡同和东厂胡同）还要穿过皇城根、过那条臭水沟──我们管它
叫“河沿儿”，即“北河沿儿”。它对我的童年和上私立小学影响很大。
北河沿儿河床很深，大概有一、两丈，加上还有河堤，所以，北河沿儿的河床
对孩童时的我就更深了。可没有雨水时河水却很浅：深的地方不能没过我的腰，浅
的地方水只能没过脚脖子。水里放上几块石头，就能踩着过河。但雨水一来，可比
作家老舍描述的“龙须沟”水大多了。（注：老舍小说《龙须沟》中提到的“龙须
沟”在北京西城区。那里确实有这样一条沟）记得有一年（我上几年级忘了，这条
小河也流过我上的公立小学）连天大雨，河水竟灌入沿河的好多住户，迫使他们临
时搬到皇城根小学的课堂里避难。
上（豹房胡同小）学的第一天是妈妈送我去的，把我当面交给了班主任朱老师，
还说，我要是不听话，就揍我。记得朱老师是个挺美、挺年轻的女人，说话时总带
着甜蜜的微笑。当时她与我妈妈说了很多话，我只记得一句：“现在是新社会，不
兴打学生了。”还拍拍我的头，让我妈妈放心，认为我看上去挺可爱、挺聪明的，
学习不会差的。第二天以后上学，有时候跟住在胡同里的同校的大孩子搭伴儿走，
自己走的时候多──反正都是大白天，来来往往的人也多，路是熟路，不会出什么
事儿。不过，我常误学。误学原因多是我自己。因为我对上学堂没兴趣，路上总是
玩儿，而且多半在河沿儿玩儿──玩儿水、抓蜻蜓、逮蚂蚱，有时候借故过河不小
心，掉到河里把鞋、裤子都湿了，没法儿上学堂；少半儿在学校的操场荡秋千，或
者在沙坑里玩儿沙子，迟迟不想进课堂里坐着。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在沙坑里玩儿，被同班的同学看见告诉了朱老师。
朱老师到操场上把我从沙坑里拉起来，然后往课堂里拉。我赖着不走，她就把我抱
起来走。我那时虽然已经五岁多了，但长得很瘦小，体重很轻，恐怕很容易被人抱
起来。她一直把我抱到课堂上我的座位。记得我一路上连蹬带踹带喊，不想进课堂，
也不想让她抱，把朱老师的裙子都踹脏了。朱老师显然有点儿生气，脸不知道是累
红的、还是气红的，当时说的什么话我都记不得了，但意思好像是让我同桌的同学
看着我，别让我跑了。记得我当时的个头儿比班里最矮的人都低半个头，而且胆子
非常小，看着同桌的男孩子人高马大的，再加上朱老师的教鞭在我的书桌上拍得啪
啪响，生怕打在我头上（虽然她从来没打过人），哪里敢动，那天我真的老老实实
在课堂上听讲了。
现在，我的父母记不清、我更一点儿也不记得我在豹房胡同小学上了多久的学
堂，更不记得我在那里学到了什么，只模模糊糊记得妈妈把我“交待”给朱老师的
情景和老师把我从操场沙坑里抱到课堂这两件事。但上学路上的事我却记得不少，
例如妈妈经常叮嘱我绕到沙滩儿（街名）的木桥、或者绕到骑河楼（街名）的大石
桥过河，而我不听话，经常踩着小河（北河沿儿）里的石头过河。经常因为不小心
掉到河里把鞋、袜子、裤子弄湿了，既不敢回家换、也不好意思上学堂，就在河边
玩儿，或者在学校周围和操场上玩儿，直到裤子、鞋袜乾了，看到课堂的学生放学
排着队回家，我怕他们羞我，躲起来看他们走远，我也就回家了。
当然，那时每天回到家里妈妈都问我当天学了什么。这时我大多说老师讲的很
多，我都没听懂，所以就没记住。据说，我三、四岁以前不说话，父母都怀疑我是
哑巴，后来能说话了，也很少说，而且说话总是像口吃似的。听姑奶奶说，小时候
要不是我的两只眼睛又大又有神，嘴不会说话，“眼睛”会说话，恐怕人们会认为
我是个小傻子。所以，每当我说上课没记住老师讲什么，母亲每次也都没仔细问。
不知道是因为父母认为我上了很长时间的学堂什么也没学会，还是学校认为我
太小、劝我父母不要心太急、等我长大点儿再送我上学。我就停学了。停学的具体
时间我虽然记不清了，但停学前的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在河沿儿玩儿得没
意思了，便去上学，路上远远地看见学校同学们已经放学，而且都戴着黑箍排着队
井然有序地走在路上。我藏进一家院门的后面，透过门缝偷偷地看他们走过我藏的
院门很远了，才溜出来回家了。若干年以后才知道，那是中国举国上下为前苏联最
高领导人斯大林去世而举行的全国性追悼行动，斯大林去世是在1953年3月5日，也
就是说，我在五岁零五个月后停止了私立小学生活。
其实，朱老师的姓氏我并非在豹房胡同小学时记住的，而是上公立小学以后。
说起上公立小学，还挺可笑的。
童年时虽然我的父母认为从我的眼神中看，我的智力不会差，但就不明白我为
什么不愿意说话。为此，到了我上学的年龄，为我上学的事操了很多的心。而且，我
还因不爱说话晚上了一年的学堂。
记得当时入学的年龄是满七周岁，我是阳历十月出生的。北京是9月1日开学，
即8月31日前满七周岁方可入学。当然，智力高、年龄差一、两个月也不是绝对不可
以上。我就属于可录取、也可不录取的孩子。记得我差两个多月满七岁时去“考”
小学（当时要考试），老师问我什么，我一句话都不回答。其实，问的问题都是最
简单不过，例如我叫什么、几岁了，家里有什么人，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会不会
数数，会不会一到十的加减，等等。这些我当时都知道，就是不想回答。原因很简
单，因为老师是生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来不在生人面前说一句话。按我姑
奶奶说法，我“认生”。当时小学校主考老师认为我“智力不足以上学堂”，第二
年再上。记得那天回家，我挨了一顿揍。
第二年“考”小学，妈妈竟让我报了两个学校：北池子小学和东华门小学。到
北池子小学时我仍然一句话也没说。记得妈妈非常伤心，转身去东华门小学的路上好
一顿哄我。我怕妈妈再为我伤心，在东华门小学的老师“考”我时，我没有“认生”，
不但回答了老师的问题、歪歪扭扭地写了自己的名字，还扭扭捏捏地背了一首唐诗。
背的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那是爸爸教的、很简单的四句。只记得妈妈当时高兴
的样子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东华门小学的主考老师一直对我笑眯眯的，而且在我的
名字下面划了一个很大的勾，点了一个点儿。当然，我被东华门小学录取了。
1955年9月1日是我上公立小学的第一天，这一天我只记得一件事。我发现站在
教室前面讲台上的年轻、漂亮、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女老师的面孔我很熟悉，而且有一
种十分亲切的感觉。她先自我介绍，随即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字“朱”，并告诉
我们，这个字念“朱”，ㄓ──ㄨ──“朱”，那时学的是汉音字母和繁体字。
（我上初二以后才学的汉语拼音和简体字。）那堂课我感觉，朱老师一直都在看着我
微笑。我努力地回忆从哪儿见过她。下了课，我没动，仍坐在我的课桌旁。朱老师
走到我的课桌旁，亲切、微笑着问我：“你还记得我吗？”我脸热得很厉害，低头
小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小，小得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说什么：“记得，您抱过我，我
踹脏了您的衣服”不知怎的，我因此非常喜欢她，我也希望她喜欢我，当然，我最
初还担心她记我的“仇”──我把她的衣服踹脏了。
后来六年的小学生活中感觉到，她一直很喜欢我，我也很听她的话，更喜欢接
近她。我的脾气很拧，但在她的面前从来“拧”不起来。一年级的事我记不清了，仿
佛很平静地度过了，只记得我的数学和语文分数都很高──这与和她的感情好、喜欢
听她上课、为了让她更喜欢我而好好地学习很有关系。从二年级第一学期起，我参加
了少先队（当时只有经过班里大多数同学选举出来的好学生才能加入，加入率为学生
总数的25%到30%），而且一入队我就是中队委员，一直到小学毕业的几年中我都是
中队委员。我的学习成绩总在班上的前几名。后来朱老师不是我的班主任了，但她的
话我一直听。甚至心里有想不开的事，不喜欢同父母说，也不喜欢同新班主任说，但
喜欢找朱老师说。
在我一生中遇到过多少位老师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位朱老师。也许，
就像古人说的，她属于我的启蒙老师吧？
一个人老了会忘记无数的人和事，但不会忘记他的启蒙老师。
二零零五年八月修改于堪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