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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祖坟  ¤ 博尔济吉特·后人

   一天,老父亲突然问我:"你记得咱家的祖坟在什么地方吗?"我听了很奇怪,父母移民澳洲都二十多年了,从来没听他们提起过祖坟的事,今天是怎么了?爸爸说,他今天从小玲拿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中,看到一则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启事。启事中说,截止1999年12月底以前,所有在北京近郊的老坟必须自行迁至远郊或缴纳地租,如果没人认领,就按无主坟处理。他随即想起我家的祖坟。他说,虽然北京市政府在无偿收走我们的祖坟地前允诺过,我家祖坟因此所占的公家地永远不收租;但现在国家的政策变了,我们身居海外的华人又能怎样?只能跟着变。埋祖坟的那块公墓,过去算是远郊,四十七年过去了,恐怕也划为近郊了。他不希望祖坟被平了,让祖宗灵魂无处栖身。他宁愿缴纳祖坟占地的租金。另外,自从他中风偏瘫以后,脑子很多事记不起来了,包括祖坟的具体地点。我马上告诉了他,在"黄村公墓",因为这事我记得很清楚。

  记得第一次听到关于我家祖坟的事,是我在童年刚开始懂事的时候。那是因为我看到别的孩子都有爷爷奶奶而我没有时,向姑奶奶打听关于我爷爷奶奶是谁时,听她提到的。

  姑奶奶说,我很不幸,出生前爷爷奶奶就去世了,他们都是得的痨病 -- 大概就是现在人们说的肺结核吧。我出生时老祖奶奶却活着,也不幸患着痨病,为了不传染孩子,被家裏人送到祖坟去居住。

  记得当时我听了心裏很难受,问姑奶奶:"坟地住着的都是死人,夜裏尽闹鬼,又荒凉又可怕,也没吃、没喝的,老祖奶奶那么大岁数,还有病,怎么把她送到坟地裏去?那不就是让她活活饿死、冻死了吗?"姑奶奶安慰我说:" 别担心,那儿可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咱家的祖坟有三百多亩地,上面是一片茂密的林子--都是百年的苍松翠柏,林中留有一片空地,上面盖着一栋大宅院,院子裏有很多的房子,比城裏一般的四合院大多了。这院裏住着一户人家,这家人世世代代为我们看着祖坟。院外也有几亩庄稼地,这家人就靠种植这片地为生。由于我家从不收他们的地租,按国家规定坟地也不纳赋税,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你的老祖奶奶就由他们一家照料。咱家裏的人按时送去衣服和食品,也常去看她,我还抱你去看过她呢!你是咱家的长子长孙,她一看到你就激动得泪流满面,抱着舍不得放手。她怕把病传染给你,不敢亲你,只用脸紧贴着你的头……"

  听到这裏,我对老祖奶奶感到很亲切。可惜,姑奶奶说,老祖奶奶在看坟的家裏也没活几年就去世了。我听了心裏很伤心。

  第二次听到关于我家祖坟的事,大概是在1954到1955年之间,那时我已经八、九岁了。记得有好几天中,每天的傍晚看到姑奶奶、父亲、叔叔、姑姑和一大堆从来不来往的亲戚往家裏搬一大堆连泥带土的东西,而且一把这些东西放在客厅,就把我们这些孩子都轰到其他屋去,不让我们小孩子看他们干什么、听他们说什么。好奇心驱使我偷偷地溜到门前扒着门缝看:原来大人们在洗那些连泥带土的东西,然后一人一份分了。那些脏东西洗出来后放在地上,变成色彩斑斓的金银珠宝、翡翠玉器。当时我以为他们在干见不得人的事,心裏还嘭嘭直跳。事后问爸爸,爸爸把眼一瞪说:"大人的事,小孩子别打听!"

  后来还是姑奶奶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原来,北京市政府看上了我家祖坟--那块风水宝地,要在那裏盖工厂(即现在的北京东郊热电厂,位于北京国际贸易大厦东侧一公里),无偿征用我家的坟地。那时候,政府"无偿征用"的通知如同过去皇帝的圣旨,谁敢说个""字?于是家裏把亲戚们叫来,把祖坟迁到了公墓。迁坟的时候,因为棺木太大,又沉重,政府提供的车辆运输困难;当然也有的棺木坏了,我的这些前辈就把大多数棺木打开了,把遗骨都放在罐子裏运到公墓中。因为我们是大家,祖先的随葬品很多--就是我看到的那些金银珠宝、翡翠玉器, 家裏人就按人头平均分, 一人一份。其实,按过去的老规矩,家裏孩子,尤其是我们男孩子,也应该一人一份。但按共产党政府的规定,只能18岁以上的成年人有资格分,所以我和我弟弟就被排除在外了。据姑奶奶说,祖宗的棺木中只有我的曾曾祖父、曾祖父和祖父,也就是我姑奶奶的爷爷、父亲和哥哥的棺木没有被打开,因为我姑奶奶坚持--除非她死了,绝不让别人动,加之亲戚们也知道,埋这三个人时,尤其是我的曾祖和爷爷去世时,家境已经衰败,陪葬品不会很多或很贵重,因此其中的陪葬品也就原封未动。

  其实,我脑海裏祖坟是什么样子完全是一片空白--因为当时年龄太小,什么也不可能记住。长大以后,有时姑奶奶有意无意地带我经过北京东郊热电厂时告诉我:你要记住,这片地原来是咱家的坟地,上面长着一片松柏树林--那些树都有一人多粗,风水很好,但被政府要去建了这座工厂--只有在这时,我才想起祖坟的事。现在我记忆中的祖坟,其实是公墓中的祖坟,是姑奶奶带我去"上坟"--清明节扫墓时留下的印象。记得每次去扫墓,姑奶奶总是说:"你是咱家的长子长孙,又是个孝顺的孩子,别人可以忘掉祖坟,你可不能忘!长大了一定要抽时间给你祖宗的坟上培点土。"

  记得第一次清明节跟着姑奶奶去上坟时,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没有一点风,但干冷干冷的。我穿着大棉猴、棉靴,坐上长途汽车到了北京南郊的高米店,下车后走得腿都累了才到了坟地。姑奶奶说:"这片坟地可不像咱家的老坟地--那里地势高,有林子护着,坟都是用砖砌的,多少年不用修也没事。这裏是块洼地,只有在冬天和春天才能看到,夏天和秋天这里是一片水。坟头儿泡在水里久了就会慢慢变矮,最后消失,所以一定要常来培土。"她还慈爱地拍拍我的头接着说,"你培一次土,尽一份孝心,祖宗们都知道。他们会非常感激你。"我当时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因为那时我常常听长辈们讲神话、闹鬼的故事,相信鬼神在世间存在,也就相信祖宗在看着我了。

  因为那时我还小,从没干过活儿,更抡不动铁锹,姑奶奶让我在地头上等她,她要到附近的村里找人为祖宗的坟培土。姑奶奶走后,我感到有点孤单,似乎还有点怕,因为坟地裏除我以外,周围没有一个人。我东瞧瞧、西看看,希望能见到其他的人。

  坟地尽头是一条小河,河里结着冰,河两岸的堤高于地面一、二米,堤岸上栽着一行小树。因为是初春,树都是光秃秃的,可怜巴巴地在小风中摇晃,就像插在地上的干枝。我跑到堤岸上放眼四望,南、北、西三面都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和稀稀拉拉的树木,视野中的高米店小得被远处的几棵树就挡上了。东面过了小河,可以看到远处有座村落。眼前的坟地占了很大的一片地,上面一座座的坟排列得整整齐齐,真像我们全校的小学生在列队。我家的坟与众不同:在两排"坟队"的两头,耸立着两块巨石碑,上面注明是我家的茔地。听姑奶奶说,这两块石碑是从我家老坟地里运来的,它们在老坟地时是由两只巨大的石龟驼着。由于石龟太大、太沉,没有运来。

  我眼巴巴地等了半天才见姑奶奶领着几个农民装束的人来了。他们三下五除二,很快把我祖宗的坟培得每座有一米多高便歇手了。我姑奶奶还嫌低,让他们再培点儿。我有点不好意思,向姑奶奶使眼色,意思就算了,他们也怪可怜的,但姑奶奶不依。他们又给每个坟培了几下土后说:"地面儿上刚解冻,能取土;下面都是冻土,很难挖。按说,您老把它们同周围的坟头比比,这些坟已经高出很多了。"我姑奶奶这才罢休。

  几个农民走后,姑奶奶在坟前摆了一些吃的东西,烧了几柱香,磕了几个头,又让我学她的样子作。然后就离开了坟地。

   记得第一次上坟后我们没有到附近的小镇上去吃饭,因为姑奶奶说那里的饭店很脏。我俩吃的是姑奶奶带的素包子--我爱吃素,那是姑奶奶特地为我作的--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不知怎的,姑奶奶最疼我,经常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素饺子或素包子,平常做饭时也常给我单独做点素什锦之类的吃的,还常常塞给我点零花钱,不让别人知道。

  记不清从哪年起,父亲和姑奶奶都不许我再提、更不许跟任何人说起祖坟的事(这裏指的是被北京市政府收走的老坟地),更不许我提起家族的历史。开始我莫名其妙,大了才知道,这是由于共产党的阶级政策产生的结果。因为我家虽然是没落贵族,但共产党的阶级政策仍然把我家这类人划为"剥削阶级"出身的人,虽然我家衰败的早,土改时被划为城市贫民,我父亲被划为"雇员"成分,但在用人问题上总是有区别。记得我姑姑刚参加工作时不懂事,在履历表的"土改前有土地状况"一栏中填了"有土地二、三百亩"(其实就是指我家的坟地),"政审"时就被从公安部队中"复员"处理了,即使调查后知道那块土地只是我家的坟地。

  我不再去上坟和"关心"祖坟的事,是从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记得那年"红卫兵"刚刚刮起"破四旧"的风儿,我家不远的地方就出现几户居民被抄家的事。按红卫兵说,被抄家的人都是"地、富、反、坏、右"""出的东西都是"四旧"。至于家族史、地契等之类的东西,都是属于"变天账"的范围,更不敢上坟祭祖了。

  记得一天,父亲突然把我叫到身边,让我帮他找出关于家族历史的所有东西。我们开始查遍家裏的每一个角落,找出了老祖坟的地契、老祖坟的穴图、……和家族的照片--这张照片我的印象极深:几十个身着清代大官的人排成几行,各个气派非凡。我当时心裏很害怕,知道这张照片要是被当时的人看到"举报"了,全家都得被红卫兵打死不可。忙找来一个大盆,把这些东西都烧了。

  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家也随之动荡,期间发生了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至于祭祀祖宗,尤其像我们这种家族,更是十分忌讳的事,从此,家裏再也没有人提到什么祖坟的事,更没有人到祖坟上去看一眼。

  时间飞逝,一晃就是三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全家都移居澳洲,我的父母也在澳洲生活了二十几年。如果不是父亲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启事,大概谁也想不起故乡的祖坟了。

  老父亲既然有了照料祖坟的念头,而且决定按北京政府的规定缴纳祖坟占的地租,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人便留意这件事了。首先是二妹妹有机会到北京,因为她研究的课题与中国文学史有关,需要到北京图书馆去查资料。到北京后,她遵循父亲的吩咐寻找祖坟,但没有下落。一是她从没去过一次祖坟,二是她在北京公墓管理部门已经查不到"黄村公墓"了。她也去海淀区黄村和它的周围地区看了看:那裏早已经成为现代化城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立体公路,繁华得可与北京市区任何商业中心比美。

  二妹妹回到澳洲和我们谈到此事,老父亲脸色黯然,尽管口头上还安慰我们:"这是天意。"我告诉她,也许我事前没说清楚,祖坟不是在海淀区的"黄村公墓",而是大兴县的"黄村公墓"

  随后,我的小妹妹回北京时又找了一次,并到大兴县政府有关部门询问,还自己开车找了几个小时,也没有结果。

  2000年12月中旬,我回北京办事,顺便也寻找祖坟的踪迹。

  通过一位新结识的朋友--小姜的介绍,我找到了北京市民政局的一位负责人。他调查了很多民政局的老人,最后在"北京市民政志"中查到了线索。

  原来,北京市民政局于1954年在北京南郊征购了两块地作为公墓,用以搬迁北京城区、近郊范围内的坟墓。其中第二公墓与我提供的线索相符:即离大兴县高米店东约一华里,面积为六百亩。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设有管理办公室和专职管理人员。"文革""破四旧"时公墓中的碑全被砸了,公墓办公室也解散了,公墓档案不是遗失就是被焚毁,也没有留下坟中任何死者的名单。"文革"后期,这块地被中国的国防大学占用了。"文革"结束后,北京市民政局曾经想把这块地收回,向国防大学要,他们不愿意还。于是,北京市民政局与国防大学打官司打到了中央。由于国防大学"后台"硬,北京市民政局的官司没打赢。现在,国防大学把这块地开辟成菜地。

  这位负责人还说,要想找到这块地,打听国防大学的菜地在哪不好打听,过去那裏曾建有一座空军学校,现在改为空军仓库。一打听空军仓库就能找到了。

  我听了很奇怪,便问:"记得那是片洼地,一年中只有入冬时节才从水中露出来,夏季又会被水淹没,怎么能又盖仓库、又建菜地的?"民政局的人回答:"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北京的地下水位比解放初低了十几米,连大河水位都很低,很多小河都干了,洼地也就变成了好地了。"他还说,我可以到那裏去看看,我家的祖坟是不是埋在那裏。如果我的祖坟过去是在那儿,也许能在附近村子裏民房的房基、鸡窝或猪圈找到半块墓碑呢!我听了心裏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

  一天下午,我的朋友小姜开车陪我去寻祖坟所在地。

  出了永定门,驶过玉泉营向南,过了西红门镇东,便行驶到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旁。一路上到处都是乌烟瘴气的施工现场,到处都是拥挤在一起的车辆。两、三公里的路走了好一阵子,好不容易地来到了高米店。

  我们首先找到了民政局负责人所说的离高米店东南一华里的空军仓库。通过门前的警卫和途径门前的一位军人了解到国防大学菜地的位置,随即开车到了那裏。

  这是一片非常大的菜地。由于是冬天,菜地光秃秃的,整整齐齐的菜畦布满砍剩下来的根。这时已是夕阳斜照,天色暗了不少。但我一眼就看到了躺在地头的弯弯曲曲的堤岸--那正是我童年记忆中的地方,只是堤岸上的小树已经长成了大树。我走上堤岸,低头看看,眼底的小河完全干枯,虽然断断续续地躺着一些冰。放眼四望,小河东侧仍然保持着相当面积的农田,远处的村落依稀是我童年的样子,只不过比童年时记忆的大多了,还有点"现代化"味了。小河南北西三面几百米以外,我童年记忆中一望无际的田野都被现代化的城市吞没了,只剩下眼前数百亩的菜地。也许,如果不是国防大学把眼前我祖辈长眠的地方"开辟"为菜地,或许也被"城市现代化"蚕食了。

  我完全肯定了这裏就是我家祖坟所在地。心情很沉重,不知道底下的祖宗是不是知道他们的后代来看他们。我拿出照相机,把这块菜地和周围的环境照了下来。

  菜地头上搭着颇有农村气息的小屋,那是为外地农民承包这块菜地住宿而搭建的--说起来真让人难以置信:据我了解,过去解放军,包括军事院校,如果不是临时驻扎,一般都自己种一点儿菜,既是一种劳动锻炼,也表示他们是工农的子弟兵,永远不脱离民众。怎么现在雇用起农民为他们种菜了?也许这也是"现代化"的一种改革?

  同行的小姜正在和那户农民交谈。我也走上前去。原来,小姜在问他们开辟这块菜地前,这裏是不是一片坟地。这户农民说,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承包时就是块菜地。但是,他们在翻地时经常翻出许多的死人骨头。菜地的周围现在还可以找到几块断碑。他们也认为过去这片地是坟地。而且,在他们承包期间,不仅我,还有不少人来过认祖坟,还有人在菜地旁烧过纸。他们还认为,这块坟地开辟成菜地时,并没有把地下的棺木或骨灰罐挖出来运走,只是把地面的坟头平了。

  "按照承包菜地农民的推测,难道我的祖先仍然长眠在这块菜地的地下,只不过上面没有标记罢了?--但愿如此吧!但愿我曾曾祖父、曾祖父、祖父的棺木以及他们的陪葬品也没有人动,只不过深藏在地下!"我心中自慰道。

  我与小姜随即在菜地周围转了转,没走几米,就见到两、三块破碎的墓碑,其中一块还写有某家坟地的字,可惜不是我家的。不过,我也把它们照了下来。

  夜幕逐渐降临,我仍然依依不舍地站在堤岸上,吊唁我的祖先。许久,我突然自嘲道:想我祖先几百年前世居蒙古大漠,本来就是"随遇而安",死在哪儿就埋在哪儿,从来不会想到让后人去祭祀或"上坟"。自从某一辈开始雄心勃勃,从蒙古大漠踏遍中原大地,最后在北京"落户",开始了汉族的习惯,置坟地,请人世世代代看守,希望子孙后代祭祀他们或年年去"上坟",本身就是"忘本"了。本该回归古代的习俗、回归自然。既然他们没有回归大漠,尸骨变成了特殊肥料,肥沃了他们曾经统治过的土地,具体地说,就是肥沃了这片菜地,让它长出了茂盛的蔬菜,奉献给当代中国的精英--国防大学的师生当然是中华民族的精英--调剂伙食,滋补身体,不能说不是最好的归宿吧?……

  夜幕笼罩着大地,同行的小姜催我回去了,还说,如果我不甘心,不妨明天到附近的村庄去转转,看看有没有人用我家墓碑垫房基或砌牲口圈,如果寻到,就买下来。我知道她这是安慰我,无可奈何地说:"算了吧,那更是大海捞针。"便很不情愿地坐进汽车。

  汽车开动了,我再次瞥了一眼我祖先长眠的地方。我深信:随着周围现代化的发展,这块菜地也不会保持很久了,也许数年后我再回国时,这裏便是中国国防大学的什么研究基地呢!我和我的子孙再也不能进入了。

  安息吧,我的祖先们,你们身边虽然没有墓碑,但你们仍然长眠在祖国的土地上,而我和我的父母、儿子,已经没有这份福气了。(笔者注:老父亲在堪培拉公墓中购置了一小片地)

  我多想落叶归根啊!

     2001年10月1日于堪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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