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教授
¤
叶霜
一
O(欧)教授于我，既是严师，又像慈母，更似婆婆。
她是英国学究，那种地地道道，一丝不苟的严师。我博士论文里的每一个原始数据
她都审核过，每一篇文献她都查证过，每一句英文她都推敲过。我的论文能在较短时
间内完成和顺利通过，她作为导师，自然功不可没。
她的典型的心细如丝、关怀备至的母性，在我远离亲人，在澳洲度过第一个生日时
体会最深。那天一早，我怀着稍感孤单、寂寞的心情步入实验室，随着一声“Happy
Birthday!”, O教授递给我一份包装精美的生日礼物，打开一看，是一件我一直喜
欢却还没买的印有Brisbane字样的T恤衫。她还为我带来了生日蛋糕供大家分享，同
时拍了一些照片叫我寄回家去。下班后，她又坚持带我上她家去吃生日晚餐。想想
我母亲在此，也不可能比这更周到吧？
然而，她更像个严厉的婆婆,管教着实验室的一帮女学生和女助手们。听人说，以
前在实验室待过的澳洲男孩都不堪她的管制，会在几个月之内急流勇退，逃之夭夭。
在我到达大学的第一周，我这“洋婆婆”在校园里中国留学生中已经声名大噪。那
时正值中国学生联谊会组组织郊游，热心的组织者没忘通知我这个新成员，电话打
到实验室，却碰了个不大不小的钉子。O教授客气地回答：“她工作时间无法接私人
电话，这是实验室的规矩。请你晚上打到她家里去吧。”朋友们几经碰壁后，没人
再敢往实验室打电话，更不用说上门来找我。
二
我和O教授之“缘”起于北京。
那一年，O教授一行六人的澳大利亚药理学代表团到北京访问一周，中国药理学会
理事长王教授负责接待，鞍前马后跑腿的是包括我在内的王教授的一干弟子。我师兄
带他们到京城各大名胜古迹，全国几大城市游玩一番，做了一回“牧羊犬”（Shepherd
Dog）。 我则陪同他们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有关研究所观光、讲学。
在我们所举行的一场中澳双方科研交流会上，我帮助澳方专家放幻灯片。交流会结
束时，O教授从我手中取回幻灯片，饶有兴趣地与我交谈了一会儿，我只能用我有限
的英文应对。临行前她送给我一块有袋鼠图案的手帕表示谢意，留作纪念。没想到，
我却从此与这个袋鼠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送走O教授一行不多日，我们收到她寄来的在北京时拍的一些合影照片。当我也把
我们为澳洲客人拍的照片给她寄去时，王教授建议我顺便提一提，我能否在完成硕士
论文后到她的实验室去作Ph.D.，我也就不经意地写下了这样的话。
那年头，虽然出国之潮汹涌，我自己却并不积极，更没有想过要来澳大利亚。这之
前王教授向我示意，我毕业后将留所工作，然后可以考虑考他的在职研究生继续攻读
博士学位。就我的性别、年龄、经历来说，我认为这也是我对自己前程的最佳设计。
况且，我对北京一贯情有独钟。
不料，两、三星期后O教授欣然回信，并随信附上两份奖学金申请表，一份属O教授
所在大学的奖学金，另一份属澳大利亚国家卫生医学研究基金会的。 更令我惊讶和
感动的是，她已帮我填好了每张表的大部分空档，包括她所了解的我的个人情况，特
别是将来的研究课题和研究计划。而在其余她不甚了解的我的个人项目和签名处，
她一一用铅笔打上“X”，示意我自己填上。我轻而易举地“填空”好表格，寄回给
她。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和O教授断断续续有一些通信往来。那时我正忙于写硕士论
文，况且用英文写信还未达到得心应手的水平，我有时只在收到她的两、三封来信后
才拼凑出一封回信。一日，我收到她的一封又大又厚的信，打开一看，除了她的回
信外，其余的一叠是我自始至今写给她的所有信。老太太一丝不苟地用红笔一一改
正我信中的用词不当、单词拼写和语法错误。她的好心和认真劲使我异常感动，也
令同事们唏嘘不已。
到年底，澳大利亚国家卫生医学研究基金会的奖学金通知书几经辗转寄达我手里。
后来才知道，这种奖学金一年一度只颁发给两个海外学生。我明白，我之所以“金
榜有名”，并非本人特别优秀，实则与O教授的名誉和地位有关，因为她的实验室年
年赢得这个基金会的研究基金。
在等待奖学金揭晓的几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如期毕业和留所工作，也不能免俗地抢
时间结婚生子(当时这是在知青出身的女学生中的普遍现像)。“高中”奖学金的喜事
使我高兴之余又感到十分为难，毕竟我已经不是“快乐的单身汉”，不能两袖清风
说走就走。事实上，我并未期待得到这份奖学金，更没有真正计划要去澳洲。
三
元旦一过，一张“机票通知单”送到我手上 -- O教授已为我订购好机票。
面对刚刚满月的儿子和当时正在生病的丈夫，我茫然不知所措，感到真正的“内忧
外患”。然而，所有的家人、朋友和同事都认为机不可失，我不应放弃，而双方导
师的鼎力相助和殷殷期待更使我无法打退堂鼓。
预订机票的启程日期定在二月十八日，即一个半月之后，而我要从申请护照开始。
我虽然在一、两个月前将护照申请书递交上去了，此时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当时国内办理出国手续之繁琐，工作人员作风之拖沓，态度之生硬死板，令人望而
生畏。事至此时，我不得不掰着指头数日子，也只好硬着头皮，打着“机票通知单”
这张令箭去催促和乞求。
得益于研究所的支持，办理护照一事还算顺利。3-4星期后，我将护照递交到澳大
利亚驻北京大使馆申请签证。
母亲和婆婆轮番从南方家乡赶到北京来为我照顾孩子。我得以抽身出去奔波出国事
宜，和安置家中大小事情。我每天早晨6点乘班车离开位于西郊五棵松的家，横贯东
西长安街，到达研究所所在的东单。在街头买一把大饼或油条，边吃边走，开始一
天的奔波。直到天黑后再乘班车返回，已是精疲力竭。那一个多月走过的路，乘过
的车超过在北京前四年的总和。
其时正值春节前后，北京已是冰天雪地。我却全然没有心情欣赏那“千里冰封，万
里雪飘”的壮丽北国风光。披着鹅毛大雪，踏着坚冰在马路上等车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站上20-30分钟，双腿自膝盖往下就冰凉，全无知觉了。上下班高峰时，常常看着一
辆辆塞得满满的公共汽车，要么一溜烟直驰而过，要么停站后蜂拥着挤上几个人又
匆匆离站的情景望洋兴叹。在北京生活数年，直到这时，我这个弱女子才“逼上梁
山”，不得不学会勇往直前、见缝插针的挤车特技。
我身无分文洋钞，上路前需要向所里换取壹佰美元外汇。可是，从研究所、医科院、
卫生部、到外汇管理部门逐级批准，直到最后在中国银行兑现，我必须辗转到分散在
北京各城区的八个部门签字盖章。那天一早，我摊开地图，选择好最优路线，最经济
地分分秒秒算计了我的时间，然后开始马不停蹄地奔波。一上午紧赶慢赶，盖到了
四个红印。我匆匆赶到第五家门前，乘午休停业时间，得以在一个快餐店扒几口饭，
喘一口气，等待下午上班开业。谢天谢地，总算一路绿灯，在下午五点半下班之前，
那如金似玉的100美元终于捧在我手里。望着那一张薄薄的、旧旧的黄绿色美利坚大
钞，我不由得鼻子发酸，不知是喜是悲。
离拟定的启程日期渐近，签证却仍无消息。我不得不发送传真告诉O教授，请求为
我延期机票。这之前，O教授在信中告诉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日期，是因为这天她将
从欧洲开完会返回澳洲，准备和我在悉尼国际机场相遇，然后带我一道转国内航班
前往布里斯本。收到我的传真后，她一方面打电话往澳大利亚使馆为我催促签证，
一方面帮我将机票延期两周。
临行前数日，我收到O教授的一封信。一拆开，一张两澳元的纸币飞了出来，惹得
同事们都好奇地围过来。她信中说，因机票改期，她不能到悉尼来接我。我到达悉尼
后，从国际机场转到国内机场，需要搭乘一辆Ansett Bus, 她因而寄上车费两澳元。
同时，她告诉我详细的时间和行车路线，需要时向谁求助等等，她将在布里斯本机
场等待我。同事们笑谑：“真比你妈还想得周到！” 确实，早知我这洋妈妈如此周
到，连零花钱都想到了，我又何必去折腾那壹佰美元。
签证总算下来了。万事俱备，势在必行了。
四
终于到了告别亲人、告别北京的日子。
出国，并未带给我多少兴奋，我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忧虑前头的新环境、新生活中
的无数未知。相反，几个月的辛苦奔波使我精疲力竭，年幼的孩子和家中的状况更令
我忧心忡忡。在机场挥泪告别的一霎那，我心里竟涌起几分“豁出去了”的悲壮感。
登上Qantas航班，在等待起飞的半小时，我已疲倦地闭上眼睛，有些迷迷糊糊了，
直到空中小姐用温柔的澳式英语把我唤醒，叫我调整好座位和姿势准备起飞。我扫
一眼前后，果然是“西出阳关无故人”，几乎不见其他中国人面孔。事实上，机舱
里空荡荡的，有三分之二的座位空着，我这一排中间的四个座位上仅我一人。等
“系好安全带”的信号解除后，我便一一排除座位间的障碍，伸展开身子，舒舒服
服地躺下了。因为疲惫之极，我睡得很香甜，偶尔醒来一、两次，立即又沉沉入睡，
直到通知早餐、即将着陆的广播声将我唤醒。
3月3日凌晨，飞机正点着陆悉尼，我第一次踏上了澳大利亚这片神奇的土地，只觉
得蓝天晶莹透亮，云彩洁白如雪，青山碧水，草坪翠绿。
我按O教授信中的指点一一办理手续入关，先从Qantas提取、再向Ansett交运了行
李。自己则搭乘Ansett Bus转往国内机场，搭乘Ansett航班，一路顺利。
中午时分，飞机降落在Brisbane机场。走进机场大厅，个子高大、体格健壮、身着
盛夏裙装的O教授已笑盈盈地等在那里。她快步走过来，亲热地一把拥抱住我。她帮
我把行李推到她的车里装好，然后把冷气空调开的呼呼响上了路。奇怪的是，我穿
着鼓鼓囊囊，毛扎扎的粗花呢外套，尚未从北京的冰雪初融的感觉中走出来，并不
觉得十分热。但我这身行头一定让她看着热！
她早已来信告诉过我，帮我订好了国际学院(International House)的食宿，费用
尚在我奖学金承受得起的范围。她径直驶向国际学院，帮我办好入住手续，让我到
房间放下行李。我从身上卸去几件厚厚的毛衣、外套，就马不停蹄地跟她上实验室
了。
一路上，她逢人就宣布：“这是我新到的中国学生！”这个风急火撩的老太太！
第二天，她花费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带我到大学注册，到银行开户，到城里税务
局办理奖学金免税手续等等。自然这一切都是她为我想到，为我代言，我只是机械地
跟着去签字而已。
得益于这位像母亲一样心细的导师，我从中国到澳洲的衔接和过渡一环套一环，环
环入扣，似乎显得异常简捷、快速。
五
我自己生活上的过渡和习惯却谈何容易。每天回到宿舍，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对家里的牵挂，尤其是对幼小儿子的思念，总让我夜不成寐,流淌的泪水常常湿透枕
头,有时索性大哭一场，哭累了才渐渐睡去。然而，第二天一早，擦净泪痕，又得面
带笑容走进实验室。科学家不相信眼泪，在人前哭鼻子也不是我的性格。
住在国际学院，使我有机会迅速地结识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还记得那两个
和我年龄相仿，分别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珍妮(Jane)，和我坦率的谈论她们的家人、
朋友、婚恋和离异，给我一些耳目一新的观念。
然而，国际学院的饮食对我的“中国胃”的迅速改造却近乎残酷。早餐的煎蛋和烤
肉片，外加牛奶、果汁和面包对于我吃惯了稀饭、咸菜、大饼、油条、豆浆的胃来说，
虽然有些营养过剩，却也凑合过去。
午餐的那一盘，有时候面包三维治，或者一团夹生饭，水煮菜，外加色拉，生蔬菜、
水果等。第一次，我满心欢喜取了一盘五光十色的各色水果和蔬菜，有香蕉、苹果、
葡萄、生菜、芹菜等等，吃得津津有味。晚上，我兴致勃勃写信告诉家人。母亲却
回信忧心忡忡地说，“牛奶面包尚可对付着吃，蔬菜水果怎么可以当饭？真担心你
怎么受得了。目前国内供应丰富，可是我们的远水怎能解你的饥渴？！”后来这件
事在中国学生中传为笑谈，调皮的小沈向我调侃：“你妈没给你寄全国粮票？”
最最吃不惯的是每晚的正餐。走进饭厅时饥肠辘辘，烤肉那四溢的香气似乎令人垂
涎。可是面对这么一盘时，通常是一块烤制大牛排，或羊排、猪排，外加一些水煮土
豆和蔬菜，我用餐刀将肉排切开，那血水淋淋的样子，和扑鼻的腥气立即让我倒了
胃口。每次只好勉强从肉排的边缘切下几条无血的塞进嘴里，味同嚼□，勉强咽下，
再嚼几口有色无味的蔬菜、土豆，就觉得饱了，再无食欲。但两小时后，胃里又空
空荡荡的了。初来乍到，人地生疏，连饼乾也不知到何处去买，有时漫漫长夜还真
觉得饥饿难挨。
几星期后，认识了几个住在校园附近的中国同学。周五晚上，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去
玩。我上餐厅取了自己的那份饭，兴冲冲地上那儿去“共进晚餐”。结果，除了饱餐
一顿他们的红烧鸡翅加白米饭，我还把“吃不了的兜着走”，供第二天享用。他们
听说我住国际学院每周一百多元的花费，又见我那副营养不良，饥不择食的模样，
都问我为何不搬出来？在住了十多周后，我终于不堪忍受，经朋友的帮助在校园附
近找到一间房，搬出来独立炉灶。朋友打趣说：“你可住掉了一辆车！” 可不，那
些年，中国留学生谁不是从开一、两千元的旧车起家？
六
在实验室，我更深深地体会到O教授慈母般的关怀备至和婆婆般的管头管脚。
抵达澳洲时，我产后刚逾三个月。一位朋友说他太太产后半年还走路摇摇晃晃，惊
诧我怎么独自跑到这里来了！因为出国前数月一直在北京的冰雪地里跑，到Brisbane后
猛然转暖，我骨子里仍感虚寒。况且虽然室外热浪扑面，室内的空调却是凉风飕飕，
我一时不适应这种室内外的强烈反差，不得不整日穿着长衣长裤。O教授看我这幅装
束，想起我从机场出来时鼓鼓囊囊的样子，猜测我没带夏装，几次提出要带我去David
Jones买裙服。我初来乍到囊中羞涩，怎敢随便跟她去闯David Jones 呢？
出国前，我在北京配置了一副在当时当地价格不菲的近视镜。以往除了听讲课、讲
座外，我平时不戴眼镜。然而，到澳洲后，我习惯在与导师和同事交谈时戴上眼镜，
以便观察对方的口形、眼神和脸部表情，有利于倾听和理解。平时看书、做实验，
则随手将眼镜摘下放在桌子上。所以，每次见O教授一进门，我就开始在层层叠叠的
书本、文献之下，或琳琅满目的瓶瓶杯杯之间找寻、摸索我的眼镜。她断定：“你
的眼镜一定戴着不舒服，所以才常常摘下来。”因而，她几次三番要带我去她的验
光师那儿重新配一副舒适、漂亮的新眼镜。我心里不由得犯嘀咕，这不是从服饰上
入手，让我“全盘西化”吗？
事实上，我那远在万里之遥的老母亲在这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我的争夺战中一
刻也没有放松。每每写信去向家人介绍这里的情况，我总是由衷地赞美这里得天独厚
的自然环境条件，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和优越的全民医疗保险，社会福利系统和
税收制度等等。我不由地感叹：“这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几无城乡区别，贫富差
别很小。”母亲则每次来信必谈国家大事、新事和好事，赞美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里的变化。有一次，我在信中用尽量轻描淡写的口气介绍了O教
授家的情况，她家的房子、花园、泳池和汽车等等，引起老妈回信中的有力反击：
“资本主义的富足我们不□慕。你不应忘本，要早日学成回来为国家服务。”每每
这个时候，我那非党非官，原本亲情浓浓的老母亲俨然摆出一幅“马列主义老太太”
的口吻，令我哭笑不得。
七
实话说，从第一天开始，O教授的实验室就令我有些失望。
她是英国人，接受的是大英帝国的系统教育，对实验室的管理方式既传统守旧而又
高傲自负。她的实验室主要使用经典的生物学的整体动物和离体器官的方法技术，比
起我原先所在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实验室，实在不能算先进。我计划
要来国外学习的细胞学、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她的实验室并不具备，似乎也无
意发展。当然，好处是，由于实验室的方法技术对我轻车熟路，我得以很快进入我
的研究课题。
与我在北京时的导师王教授的作风迥然不同，老太太对实验室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我们做实验一板一眼都得按她的招式，连每天实验用几只豚鼠都得向她报告。我心
里嘀咕：这是留的哪门子学，读博士还是上小学？有一次做豚鼠肺灌流，手术时不
顺利，半途死了一只豚鼠，她又正好不在系里。为了不影响实验进程，我擅自多领
了一只动物，以便继续进行。她后来得知我对豚鼠的“先斩后奏”，大为不满。
那一次我们要对实验装置作一些改进，O教授自己动手亲力亲为，令我和实验员谢
莉(Shelley)在旁观战助阵。在北京时，王老师一有旨意，我们弟子们就尽心尽力给
办了，哪有让先生动手之理？谢莉规规矩矩，悠闲自在地在一旁观战，我却陋习难
改，看着看着，不由自主的凑上了前，见她手伸过去取什么，就连忙拿了递过去。
不料，她一挥手，“啪” 的一巴掌打在我手上：”停止动手！只看不动！” (Stop
doing that! Just watch!) 我一脸尴尬地缩回手，旁边的谢莉正向我扮鬼脸，窃笑
不止。
谢莉已在实验室待了几年。知O教授者，谢莉也。那一年的全澳药理学年会，O教授
带领实验室一干人马去赴会，每个人要将自己的工作做成墙报张贴(Poster)的形式在
大会发表。虽然早已听说O教授不但要过目每篇稿件内容，连墙报纸板的颜色，质地，
字体大小，排布形式等等都要亲自一一定格，在准备初样时，作为学生，我还是左
试右比，总想弄得像模像样一些，让导师满意。可看看谢莉，她三下五除二，早早
地草草做好摆在那里，还走过来劝我：”别再试啦！不管你选用哪种方式，你选的
总是错误方式，等着她来改吧！”
果然如此。这个论断后来屡试不爽，谢莉这个鬼精灵！
八
O教授在实验室是典型的家长制、一言堂。她的做法还以“怪”闻名于系内外。
我到实验室时，她已获得终身教授(Personal Chair) 和荣誉科学博士(Doctor of
Science)的称誉，到达事业的巅峰。而她却一反其他教授在发表科研论文时均以老
板身份署名最后的不成文规矩，仍然嗜好亲自写文章，以第一作者发表文章。不管
是对实验室里高年资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硕士研究生，还是实验助手，她要
过目每人的实验数据，然后综合大家的结果，亲自执笔写文章。这一来可苦了我们
手下这些研究生和博士后，没有第一作者文章，人们如何评价我们的科研能力？这
将对我最终的学位评审，特别是毕业后的谋职就业影响极大(由于这几年在现代实验
技术和第一作者文章方面的不足，我确实花费了几年的博士后时间去弥补，自嘲为
“重做一个PhD”，此为后话)。
这一来，我或其他学生、实验助手在科研论文上的署名就经常无选择地推到了最后
--错位到人们印象中的老板位置。有一次，那位年资最轻的实验员美滋滋地给我看一
封发自中国的信：”有人称我教授呢！你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我一掠信即明白，
这是一位中国学子正在联系教授和实验室留学、做学位，误将这位署名最后的小妹
妹当成实验室的当家教授了。后来我也收到过类似的信件，令人哭笑不得，又不敢
耽误人家，还得回信解释，真尴尬。
第三年，当我的实验接近尾声时，该开始撰写毕业论文了。不想O教授对我提出约
法三章：第一，不要用实验室的计算机打论文；第二，第一稿用手写好并誊清后交她
修改；第三，反复修改定稿后，付费请专人打印和作图。我一听就急了，在这个计
算机早已进入千家万户每个角落，改变了整个社会生活的新时代，竞让我一个博士
生用最原始的方法写论文，这不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吗？况且我的奖学金是有期限的，
再说还付着昂贵的海外学生费呢。我据理力争，然而O教授一言九鼎，勿容争辩。.
几个月后，当我把厚厚的一叠手写初稿(我也因此而有了手稿！可惜后来辗转南北，
没有留下来作纪念，亦无战略眼光，留待万一日后一举成名而价值连城)交给她，她
却因旅欧开会讲学，手稿凉在她的办公桌上两、三个月无人问津。她说，按常规她
会带着在飞机上、旅馆里看，可是那样厚厚的一叠稿子将占据她的半只箱子，实在
不堪重负。
在百无聊赖中等了一个来月，我终于按捺不住，决定“抗旨”。乘着“天高皇帝远”
的好时机，我一面自行修改一面把论文稿输入计算机。我白天在系里的计算机房，晚
上用家里的旧计算机，日夜兼程，不但打印出文字，还学会、比较了几个绘图程序，
将所有的图表作得精致而漂亮，令系里其他研究生啧啧称赞。我又请系里一位友善
的讲师帮我将论文的精髓部分<讨论>一章看了一遍，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作了最大限
度的修改。
等O教授回来，离我计划的递交论文的期限(Deadline)只剩一个月了。当我将打印
整齐的论文全稿交给她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捏了一把汗。她有些惊讶地望
了我一眼, 似乎明白了我铁定要在限期内完成论文的用意和决心。这一回，她非但
没有责备，还背地里向系里的同事夸了我一番。好在几年来我所有的实验结果都阶
段性地与她讨论过，这一次，时间只容许她看一遍我的论文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然而，她对我的<讨论>部分的一些论点持有疑问，而又表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查证。
她说，只好等待评审专家们将论文打回来时再作大修改甚或重写吧。我心里有些不
服气，却也无可奈何。我在限期最后一天的下午四点(the last minute),终于递交
了论文，我苦熬三年半的心血结晶。
九
论文寄给了海内外的三位专家。在等待结果的长长的七个月中，O教授对论文的疑
问使我异常忐忑不安。所幸，有一次我将论文交给系主任过目时，透露了我导师的看
法，表示了我的担忧。而系主任认为我的论点基本合理，给了我一颗定心丸。等到
论文顺利审回，评审结果只要求我作一些小改动，我才深深地舒出一口气，O教授更
是大喜过望。
苦熬三年半，虽然未能媳妇熬成婆，我也终于熬到了毕业。毕业典礼，戴冠加冕的
那一天，我抱着伴我论文成长的四岁的儿子捷生(在儿子两岁时，合家团聚)，百感交
集。我导师也很荣耀地穿上她的荣誉科学博士服，兴冲冲地参加了我的毕业庆典，
并送给我一个精美的大学校徽纪念品作为毕业留念。她还陪我几小时，直到我拍好
那张戴冠的照片，已是午夜十二点。
第二天，她在布里斯本一家很排场的中国餐馆宴请了我们全家为我祝贺。然后，又
带我们上她家玩。看她随意地穿着T衫短裤，一手牵着捷生，一手拎着一篮子玩具，
走向她的花园、泳池，活生生一个慈祥的老外婆形像。
十
毕业后，基于我自己的兴趣和长远设计，我决定进入完全没有知识和经验的分子生
物学的新领域。我多方打电话和登门自荐。当我应约前去一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面试
第一份工作时，那位曾经在我的母校任教授的老板欣然接受了我。他笑诉录用我的
理由：“你要是能在O教授手下生存，你能在任何环境条件下生存!”(“If you could
survive with O, you can survive with anything!”)。
这就是我和O教授的缘分。幸运乎？！不幸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