際遇（寓言） ¤ 張曉君
我是一塊出類拔萃的石頭，堅韌，有棱有角。我堅信終有一天被人發現，受人賞識。
我被無數的行人踐踏，又受盡了日曬雨淋之苦，從不抱怨，因為我有信念。
一天清晨，我正躺在路邊的草叢中打盹，突然地，我被狠狠地踩了一下——是個拓荒者，無意中，我扎疼了他的腳。“討厭！”話音未落，我被踢進了清溪的激流中。
年復一年，身邊無數的砂石都無奈地跟着流水走了，我卻不願隨波逐流，盡管我已被溪流傷得體無完膚。
終于，某一天，我被一個酷愛自然的藝術家拾獲，擺設在他精美的案頭，不時反復欣賞。我感激又歡欣無比——世上終有賞識我的人！
不久，藝術家的一個朋友來造訪，藝術家把我遞給他的朋友鑒賞，我聽到他這樣贊賞着我：
“我眞開心發現了它——世上竟有如此美石：它吸收了日月精華，又被溪水打磨得如此光滑，它的石紋竟是一幅絶倫的天然圖畫。”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藝術家欣賞我的竟是我的傷痕！激流磨圓滑了我的個性，卻符合了世人的審美眼光。
嗚呼，哀哉！
今又重阳
——怀念我的朋友阿文
¤ 何玉琴
我对重阳节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源于何时已记不清楚了，大慨是从孩提时吃妈妈做的瓤豆腐瓤菜包的时候就开始了。大学时候，学生们最爱小题大做、无事找事地闹，庆祝生日尤其闹得大。
但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生日庆祝过，因为我知道，我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瞎填的，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后来妈妈告诉我，我是重阳之后的第二天生的，我虽然仍然对过生日提不起兴趣，
却对重阳节的感情又添了一分。
王维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是“每逢佳节倍思‘友’”。亲，生而有之；而友，却非人人能得，尤其知心之友。
阿文是我来澳后第二年结识的。记得那是1997年7月，我带着两个女儿去
（成年移民英语服务中心）读英语。一天，在幼儿园门口，一个亚洲女子对我说，有个黑眼睛的小女孩在欺负另一个黑眼睛的
，我想她们大概是你的孩子，你快点去吧。那个亚洲女子便是阿文。
阿文是个漂亮的女子，一米六八的个子，皮肤白净细嫩，身材丰满匀称。阿文是个聪明而贤慧的女子，很会理家理财，又爱烧饭做菜，她淹的酸菜、萝卜条、甜酸辣椒，色香味正。她勤快而细心，她的家比我的大一倍，她的孩子跟我的年纪差不多，但她的家总是窗明几净、有条不紊，而我家却永远是一副刚被抢劫过的样子。
阿文是个友好心软的人。记得她第一次来我家时，看到我家徒四壁、正被一对女儿弄得晕头转向时，她眼睛都红了，她说“阿琴，你说我们这是为什么来着？在国内活得有滋有味的，却偏偏跑这鬼地方来”。当时她的家境虽比我稍好一点，但也只是属于创业阶段、身无长物的那类，而她却把家里能腾出的东西都腾出来，给了我凳子、衣物、小孩玩具、日用品、放相机、时钟......
我们常常一起逛街，一起做饭。她对烹调很有悟性，时常把心得教授于我；她做了好吃的也常会留一份给我。我们就象是儿时一快儿长大的一样亲密，我们有什么不开心的事都愿意跟对方说说，我们往往都能感同身受，一同叹气、一同伤心。我们情同手足，共同度过了那段举目无亲、心里最苦、日子最难的移民头两年。
阿文本是个开朗的人，但她的日子过得并不开心。她生于一个兄弟姐妹较多的家庭，父亲早逝。她懂事时，母亲已年迈，兄嫂操持家务。当时日子艰难，长嫂又较严厉，阿文自小就常常为买书笔纸墨发愁，她每天都要干很多活来换取每个学期几块钱的学费，且常常为了一些她那个年龄还不懂的家庭芝麻小事而受气。打很小起，阿文就对自己说，我将来再也不要过这种窝囊日子了。后来她的孪生姐姐嫁到了香港，小日子过得非常舒坦，兄嫂对那姐姐也另眼相看。看着姐姐每次风风光光地回来，阿文也很想能有扬眉吐气的一天，
阿文大专毕业后在广东某市外贸部门工作，她决定结婚外嫁澳洲时她跟她的丈夫才认识三天。三个月后，她以家庭团聚的身份到了悉尼。他们住在“唐人街”，她的丈夫邓先生不懂英文，阿文也不懂。邓先生是个忠厚刻苦之人，在一家大餐馆作厨师，一周工作六天，
早上10点出门，晚上9点回家，赚得一副好薪水，但与妻子在一起的时间却少之又少，感情基础本来就浅，平日交流又少，日子过得难免不尽人意。自从来到悉尼以后，阿文一直过着孤独苦闷的日子，她一直很想念仍在国内、曾经和她热恋了三年的男朋友。有一次她问我，“出国来，你后悔吗？”，我还没来得及出声，她的眼睛已经红了。“他一直还在等我”，她告诉我，光洁的脸上闪过一丝甜蜜，但很快便消失了，她伤心地低下了头。
那年重阳节，我丈夫去了堪培垃。阿文说“孤孤零零的，你就别做饭了，到我家包春卷”。于是我在她家待了一整天，直到晚上九点多才回家，我待在她家就像待在自己家一样的自在。后来，我因为肿瘤入院动手术，丈夫又要参加早已预定好的英语托福考试，阿文说，孩子就交给我吧。我们有点犹豫，三个孩子这么小，两个一岁多，一个才三个月，而她当时又已有身孕，怎么照顾得过来？
她说，照不照顾得过来都得照顾，我不帮你谁帮？一副义不容辞的样子。
年，我要搬家到堪培垃，我向阿文辞行，她说，“阿琴，你一定要记住，不管你搬到哪里，我们都是好朋友，我都是你在澳洲的唯一亲人，你的亲姐姐。每一次搬完家，你都要给我打电话。”当时我们两家都没有车，也没有人会开车，心想，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很是伤心。
我们一直保持电话联系。 2000下半年，再打电话给她时，我发现电话已不通了。重阳节前，我去了她的家，敲了很久门，没有人应，我绕到窗前一看，房子竟是空的，除了厚厚的灰尘，什么也没有。我大吃一惊，那房子可是
97年才买的，阿文特别喜欢和爱护它，她不可能这么快就卖了它或者转租给别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记得阿文的邻居阿瑰是个汕头人，她与阿文关系不错。我敲响了阿瑰家的门，里面的人从门上的猫眼里审视了我半天，而后开了条缝，隔着安全铁门说，她家没有人叫阿瑰。我不死心，又问，那你可知道邻里的阿文搬哪去了？她说，她压根儿就不知道隔壁住着人。阿文家出什么事了？我心里一急，眼泪便涌了出来。
我找到她丈夫邓先生上班的餐馆。邓先生形容憔悴，两年不见，已苍老许多。
“阿文呢？”
“不知道。”邓先生的声音有点异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激动起来，难道真出什么事了？
“她走了。”邓先生眼睛红了起来。我也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走哪去了？”
“不知道。”邓先生强忍着眼泪说。
“孩子呢？”
“她带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底。”
“怎么可能？她明明跟我说，她要送小孩回国，而后便回来TAFE读书，她要拿牌照跟你一块儿把这大餐馆顶下来经营。”
“但她一去便没有再回来。”邓先生声音都发抖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吗？”
“我真的不知道，她就这么走了，然后便没有音信。”
“你找了吗？”
“找了，没用。”。
“我看你的房子空着，你打算做什么，卖掉？出租？”
“不知道。”
“那你住哪里？”
“朋友家，这里挤一天那里挨一天。”
“你有电话吗？”
“没有。”邓先生一直很爱阿文、很爱他的孩子。
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下去了，我这辈子很少见男人这么伤心过，我转过身，把眼角的泪擦去，告别了邓先生。我想，我一定要找到阿文问个明白，邓先生那么好的一个勤快老实人，她怎么可以这样做。但当我回到堪培垃后，我又想，世事难两全，人生己走过的路已不可能再回头，阿文才30岁，总该给自己一个机会。
或者她已经在国内找回了她的幸福。
今年初，有人告诉我，阿文还在悉尼，仍住在唐人街，但听说邓先生似乎还不知道她的下落。我很高兴，也有点担心。高兴的是我可能很快就可以见到她了，但我又担心她依然过着那种“寂寂花时闭院门”的日子，担心她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找到了她的幸福。我托人带去口信，把我的电话、地址告诉阿文，嘱咐她给我打电话，或者把她的电话号码转告我。可是她一直没跟我联系，也没有把她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或者她的日子仍很不如意。
今又重阳，我请了一天假，很想清静悠闲一天，包一顿美味的春卷，用阿文教我的法子。但当我人闲了下来时，我的心却没法静了。我想不明白，我们曾经肝胆相照、同舟共济，我想，阿文，你应该知道，再难启齿的境遇，我都愿意接受和理解；不管多辛酸苦涩的泪水，我都愿意同你一起品尝和分担，但你却为什么一定要不理我、躲着我？
2001年10月25日 堪培垃
原稿收录于澳洲华人文学刊物《堪京文苑》创刊号2002年6月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