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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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芒
一九七八年八月，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接近尾声，各省、市、
地、县直至人民公社相继成立了新的临时权力机构，叫作“革命委员会”。史无前
例的夺权斗争终于告一段落。我爸爸经历了三年的批斗、反省，终于过关，摘掉了
“走资派”的帽子，获得了“解放”。但是，在新成立的“革委会”里没有我爸爸
这帮老干部的位置。这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
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
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我爸爸没有别的选择，下放是他唯一的出
路。
我妈妈虽然不是“走资派”，在运动中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属于一般革命群众。
但由于“出身”不好，外婆的成分是“地主”，我妈妈当然时时处处提心吊胆，树叶
落下来也怕砸破了脑袋。“文革”中妈妈日夜为爸爸担惊受怕，现在爸爸要下放，妈
妈也希望和爸爸一同下放，她已经受够了城里人的势利眼。那时候，“出身不好”
就像一块千斤重磨，压得我妈妈抬不起头来。
一九七八年十月，爸爸、妈妈和我们──我及两个弟弟──来到了我们家下放的落
户地：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人民公社黄茅生产队。
我们三兄弟从来没有到过农村，乍一来到山清水秀的黄茅村，我们觉得好像来到了
世外桃源。与爸爸妈妈的忧心忡忡相比，我们非但没有丝毫沮丧，反而有点欢天喜地，
像刚出栏的小马驹，又叫又闹，欢蹦乱跳，嚷嚷着要到山上去采野果子吃。真是少
不更事呵。那年我十三岁，大弟十一岁，小弟不满八岁。
我们一家人被生产队长安排在原先富农住的一幢老屋里住。老屋建在山脚延伸的坡
坎上，屋后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樟树，树冠盖住了整幢老屋的屋顶，为老屋遮风避暑，
使老屋冬暖夏凉。
樟树后面是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老屋前面是人行过道兼农家晒场。由于那时还是
集体化，从稻田里割下的谷子都是统一放在生产队的大晒场晾晒、除杂、进仓，因而
农家的小晒场派不上用场，只能作为夏天乘凉之用。
晒场往前下一个高坎，是生产队分配给我们家的一块二分半地的菜园。菜园里有两
棵梨树、一棵李树和四棵茶树，还有一块甘蔗地。菜园虽不大，但在我们下放的年月
里，它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着新鲜蔬菜、水果、茶叶和糖。
菜园再往前下一个高坎，是一片农田。农田中间有一条蜿蜒流淌的小河。河水清澈
见底，鹅卵石的河床上有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游弋。这条小河后来成了我们的“水产品
基地”。
当然，最令我们向往的还是那神秘的大山。家一安顿好，我们三兄弟就迫不及待地
向大山进发了。
从老屋背后，绕过大樟树，就是一条通往深山的小径。我携带着一柄柴刀，给自己
和两个弟弟每人砍了一根木棍作手杖。我们挥舞着手杖，神气活现地爬过了一道道山
梁，兴致勃勃地对着波浪一样起伏的高山深壑大呼小叫，希望能惊起一只野鸡或者
野兽什么的。我们的喊叫声被山林吸纳了，大山静悄悄的，没有发现一只野兽，也
没有找到我们希望能吃一顿的山林野果。越往大山深处走越寂静，周围没有一点声
音，没有一点动静，只有无声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空隙，照射在铺满落叶的松软山地
上。四周弥漫着一种种神秘而肃穆的气氛。
小弟有点害怕了，要求回家。我想，我们总不能白跑一趟吧，于是我们决定砍点柴
带回家。我们在一个山坞里发现了一棵倒在地上的小松树，我们用柴刀把枝杈剔除乾
净，我和大弟一人扛起树杆的一头，小弟殿后，我们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
走着走着，觉得不太对头。小弟说这条路好像是我们来时没有走过的。我们又往回
走，结果又走到了我们拣柴的地方。我们辨不清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这时太阳已
经西斜，我们不知道老屋在哪个方位，我们后悔进山的时候忘了在路边做记号。我
们慌了，全没有了来时的兴致。我们也顾不得把柴扛回家，找到回家的路要紧。丢
弃柴火以后，我们就朝着一个方向走，心想总能找到下山的路。下了山就能碰到人，
便可以问到路。
然而，太阳一点一点地被山峦吞没了，天开始暗下来了，我们还是在山上打转转，
找不到下山的路。
突然，我们发现远处闪烁着一点微弱的灯光，我想，那里一定有人家。我们像找到
了救星，不管脚下有路无路，我们手拉着手，□着没膝深的茅草，朝着光亮扑去。.
走近了，山坳里果然是一处村庄。山脚下模模糊糊正有一群人朝我们所处的方向移
动。原来爸爸妈妈见我们太阳下山了还没有回家，便着急地向生产队长求助。这天正
好各公社、生产队也接到通知，说县拘留所逃走了两名“特务”，队长正组织民兵
搜山。山下的那群人远远地看到我们在山上转悠，还以为我们是“特务”，正准备
上山来抓我们。走近一看是我们，便也知道我们正是要寻找的“下放干部”的崽。
这个村庄叫严家，离黄茅只有两华里路。他们把我们送到了家里。爸爸妈妈悬着的
心终于着了地。爸爸给每人敬了一支香烟，用他们听不太懂的山东话说了许多感谢的
话。
打这以后，我们有了上山砍柴的经验，凡是走不熟悉的山路，我们都隔一段距离在
路边的树上用刀砍一个记号，这样返回时就不会迷路了。
农村的生活使我们一下子变得聪明起来了，聪明得我现在回想起来都难以置信。我
们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种庄稼、种蔬菜、种瓜果，还会种甘蔗，并用榨出来的甘蔗水熬
成一种非常好吃的“牛皮糖”。
我们学会了用毛竹做一种捕野兽的“棉弓”，安装在野兽出没的山路上，只要野兽
一踏上机关，“棉弓”便会弹起，锁住野兽的脚杆。每到星期六我从公社“五七”中
学放假回家，我都会和小弟携带几张“棉弓”到附近的山上挖洞安装。虽然从来没
有捕捉到过一只野兽，但我们仍然兴致不减，乐此不疲。
我们还会用竹片做一种捕鱼的“箭”。用卵石在浅河里垒起一道坝，中间留一道缺
口，把“箭”铺在缺口上，让河水从“箭”面上流过，鱼儿便会随着水流自动游进
“箭”里面，真是妙不可言。
爸爸妈妈是带工资下放的，商品粮照常供应，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乡下除了蔬菜、
水果买不到外，猪肉供应没有问题。因为农民家家都养猪，离黄茅村不远的一个集市
詹家桥，十天半月就会杀一头猪。爸爸往往一次就买半头猪回来，用大缸腌起来，留
着平时炒菜吃。“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肉菜茶”，我们在乡下一样都不缺。爸爸
妈妈说，如果不是为了孩子读书，为了孩子们的前途，就是调他们回城，他们也不
愿意去。黄茅村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反标事件”，
我们一家真是有点“乐不思蜀”了。
爸爸在黄茅种了两年田，后来农村大力推广“赤脚医生”制度，上面指示公社卫生
院必须从“下放干部”中选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爸爸被公社书记看中，调到公社卫
生院当院长。
“福兮祸所伏”。正当全家人庆幸爸爸洗脚上坎，摆脱了繁重的水田劳作之时，另
一场灾难正悄然向我们袭来。
爸爸最疼爱小弟，除了上学时间以外，爸爸总是常把小弟带在身边。有一天傍晚，
我从公社中学放学回到爸爸所在的卫生院，发现爸爸的神情不对。爸爸心情沉重地
告诉我，小弟出事了！
原来小弟在外面玩耍时，不知从哪里拾到一支粉笔，便在卫生院旁边的一幢楼房的
墙壁上写字儿玩，结果被人发现那些乱七八糟的字里面竟有“打倒毛主席”几个字样，
这可真是石破天惊！公社里几个善于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干部一下子兴奋起来
了，马上用报纸把那面写有“反动标语”的墙壁蒙起来，并上报县公安局。军管会
派人来拍了照存档。小弟也被他们带走了。
公社书记虽然跟爸爸关系不错，但这件事“事关重大”，他也不敢出面庇护。爸爸
是军人出身，性格耿直，脾气火爆，平时得罪了不少人，这回可被那几个喜欢整人的
“造反派”干部逮住了“打棍子”的机会。以公社武装部长为首成立了追查“反标”
的“专案小组”，对小弟进行了夜以继日地突击审讯。我那可怜的小弟呀，那时还
不到十岁！
据说“专案小组”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说小弟虽然不满十岁，却比十五、六岁的
孩子“懂事”，那意思是说写“反标”并不是无意之作，还说从小弟口里套出了爸爸
妈妈平时说的许多对社会不满的“反动”话。爸爸刚正不阿，从不服软，对“专案
小组”说，如果送小弟去“劳教”，他也一起去。
最后，由于小弟太小，达不到“法办”的年龄，“专案小组”决定把小弟交由群众
“专政”。小弟所就读的黄茅小学召开了批斗“小反革命”的批斗会，让小弟挂牌示
众，并开除出学校，永远不准上学。此后，小弟每天坐在老屋的门坎上望着天空发
呆，他那双清澈透亮的双眸也变得茫然无光。幼小的心灵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妈
妈成天唉声叹气，以泪洗面，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抚自己的孩子。前面的路被堵死了，
天地虽然广阔，却再容不下了一个年仅十岁儿童。
2003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