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童年往事的回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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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济吉特后人
-- （北京小椿树胡同的故事）
(四) 人民公社大食堂
我看过许多提及1958年“大跃进”年代中的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文章和文艺作品，它
们多持否定态度。内容大多提及把社员家中的灶具都销毁或封存了，强迫社员吃公社
大食堂的“大锅饭”，而且是随便吃。由于公社经济没有发展到非常富裕的程度，吃
到最后，甚至把储备钱粮都吃光了，公社大食堂不得不关门了事。
我在这里记述的一个“人民公社大食堂”， 包括它的产生、发展和停办的过程，
是在我家院子中建立的那个“人民公社大食堂”。它是建立在北京市城区街道上的
人民公社大食堂。我把它记下来的目的，一是因为它在我的童年中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印像，二是为那些对古老的北京城发展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一点儿历史资料。
当年中国大陆在“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指引下，各
地的人民公社纷纷建立，随之相继办起了大食堂。我家住的那个小椿树胡同所处的
“东华门人民公社”，当然也不会落后。东华门人民公社（前身即“东华门街道办事
处”。它是北京市政府设在基层的一级机构。这个区取名为“东华门”，是因为它
管辖的区域，包括北京紫禁城的东华门地域）和街道居委会的领导便开始琢磨“公
社大食堂”地点选在哪里。可能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有城市人民公社的特
点：办在一个城市大院里。据说他们看了几十个大小院儿，最后决定使用我家的这
个院子。
我家住的院子是个方方正正的院子，原属私房。“公私合营”后，产权属于北京市
东城区政府的房管局了。中央院子南北约十余米，东西大约也十余米；有北房三间
（王氏、贺氏两个老太太合著租用）、南房三间（我家租用），东、西房各一间
（都是厨房，分属南、北房住户使用）。东、西房与北房有大约一米的距离。东北角
有个小跨院，里面有两间小房是厕所。东西房与南房大约有三米的距离。东南角也
有一个小跨院。东南角小跨院南边儿就是大门洞儿──有一间房子的面积；西边儿
就是进入我们院子的二道门，当时已经被摘下四扇门了；两扇门被我家用作床板，
另两扇门记不清哪去了；剩下的最后两扇门被人民公社大食堂拆下来用做放东西的
案子。
按公社和居委会负责人说，我家住的院子不大不小，办食堂正合适。同时，整个院
子是平整的方砖地（胡同周围大小院儿中整个院子铺砖、而且很平整的很少），打
扫方便，刮风不起土。有上水──公共水龙头与我家院子一墙之隔，在院墙上捅个窟
窿，插上一、两米的胶皮管水就来了。有下水──指我父亲和我挖的那个“死”渗水
井。夏天不会存雨水──地势高，有雨水排水沟。有现成“饭厅”──指我家的门洞
儿，相当于一间敞开的房子。有地方砌大炉灶──指我家住的一号院与二号院之间
“二道门”的地方，即我家住的南房和我家用的厨房（西房）之间有块一房大小的地
方，西边就是二道门与二号院相连。那时我和父亲把那里的砖给挖走一部分，种上
蔬菜和花了。就差小仓储和厨房了。于是首先动员我家“贡献”出我家的厨房。因
为我妈妈当时是小椿树胡同的“街道积极分子”（一种义务为居民工作的家庭妇女），
“工作”好做。
我家里实际上一切事务均由我父亲作主──他心里坚决反对在我家的院子成立食堂。
父亲平时最喜欢安静，就连我们孩子大声说话、唱歌、吵闹都不行，不是挨训就是
挨揍。（也许就是我们家的孩子都不会唱歌的原因吧？）父亲以“我家是蒙古族，吃
饭和一般人家不同，人民公社大食堂成立后，我们也得自己起火”为由，婉言谢绝了。
那时父亲最初认为，北房的两家儿一起用一间厨房（指东房），她们答应的可能很
小。还让我妈妈暗地里去说服两位户主别腾房。只要北屋住户不腾房给公社，在我
家院子里建立食堂的计划就不能实现。没想到北屋两位老太太嘴上同我妈妈说“不会
腾房”，实际上当公社和街道居委会正式动员她们时，她们同意了。事后我爸爸分析，
也许是两位老太太真的很积极，也许是因为她们土改时定的成份是富农、地主（李
太太“文革”前就去世了，躲过一劫；王太太“文革”中因成份问题而被斗），不
敢反对。
虽然北房两位老太太同意腾出厨房当公社大食堂的厨房，但是，如果当时父亲（等
于院子的一半儿家庭）坚决反对在院子里建立食堂，按当时“人民公社”的性质，
“公社”领导也不会硬在我家的大院中建立大食堂。可父亲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在家
是“皇帝”──我行我素、颐指气使，在外面却是逆来顺受、老实得像只温顺的小
猫。当公社的领导向父亲徵求意见时，父亲口是心非地满口同意了，还表示“人民
公社大食堂”是“三面红旗”的一部分，完全拥护、举双手赞成。
北屋两个老太太用了半天的时间，就把东房腾给了大食堂，自己分别在北房屋檐下
的门前两边儿石阶上，各自支了一个炉子，夏天做饭用（冬天在屋里生炉子──既
取暖也做饭）。北房的房檐很宽，屋檐下有近两尺多宽、一尺多高、三房长的石阶。
记得那时正处夏季，当然也是“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代，我家的院子自然更
是热闹非凡，大食堂开始筹建起来。东房（厨房）其实很小，也就十多平方米。里
面除了放粮食、副食、调料等，还放了一个大水缸，缸旁的墙和门洞儿旁的墙上都掏
了个小洞儿，通了根胶皮管──正好接在院外的水龙头上。（有意思的是：大食堂与
整个小椿树胡同各院儿、部分马圈胡同的居民共用一个龙头，分摊水费的方法大家很
快取得了一致，双方都很满意。）大食堂和面、切菜等都在里面，里面还砌了个小炉
灶，为炒小菜儿用的。我家住的南房与西房（厨房）之间搭起了棚子，一号院与二号
院之间的二道门砌成了墙，靠墙砌了个大炉灶，装上吹风机──蒸米饭、馒头、熬大
锅粥、炒大锅菜用。院子和门洞儿里支起几个方桌、准备了不少长凳和小方凳子。.
随即，大食堂开始“招兵买马”──大多都是街道上的“积极分子”义务作炊事员、
卖饭、作会计等，没有真正的厨师，她们之中只有个别人有很少的补贴──就算是
工资吧。随后，领导检查落实，采购粮食、菜、调料忙得不亦乐乎。
我家院子的这个大食堂，全称叫“东华门人民公社街道大食堂”简称“街道食堂”。
正式开张的那一天不光是院子里，连小椿树胡同、马圈胡同都显得很热闹。各级领
导来不说了，小椿树胡同、马圈胡同、井儿胡同（马圈胡同中的另一条胡同）、银
闸胡同、甚至骑河楼都有居民来凑热闹──不是买点儿主食带走，就是在院子里吃上
一顿。我估计，开张那天头顿饭至少有几百人“光临”。
我家那顿饭也是买“街道食堂”的，只是端到自己屋里吃。
“街道食堂”开张后一天三顿都开伙，早饭是油条、豆浆、稀饭、咸菜等。中午饭
最丰富，主食是馒头、米饭、大饼，副食要炒好几个菜──都是大众家常菜，有时
还有肉包子等──这些饭菜在当时来说，算是挺丰富的。晚饭是稀饭、馒头和小菜儿；
中午有剩菜，晚上热热接着卖，当然价格比中午便宜一点。
“街道食堂”一连红火了好几天，颇受人们的欢迎。
我认为这个大食堂办得好。最重要的是这个大食堂与农村“人民公社大食堂”有着
根本的不同：它不是所谓的“大锅饭”，而是像工厂、机关的大食堂一样卖饭和成
本核算。当然饭菜的价格比当时的餐馆要便宜好几倍，即使同当时的机关工厂所属食
堂比，“街道食堂”的价格也算便宜的──“街道食堂”大概没有房租开销（两位老
太太租那间厨房时，月租只不过三、五毛钱。“大跃进”时房子都归“公”了，
“公社”用后，估计也就不要房租了），工作人员都是家庭妇女。她们─个个儿都是
会过日子的人，几乎没有人工费──采买、核算都是义务，只有个别人有几块钱的
月工资。
给我印像很深的一位做饭的家庭妇女，身体挺棒的，家住银闸胡同一座两层的小
楼，家庭经济条件很好，从不愁吃少穿，到食堂工作完全是因为身处“街道积极分子”
的地位。因为她也是蒙古族人，在汉语中与我家同姓，我妈妈和她很亲近，曾经彼
此通了蒙古的姓（随即知道她并不是本家）。她很能干，一般两个女人一起端的蒸好
馒头的大笼屉，她一个人就端起来了；一缸面粉要是让男人和都得费把子力气，她抡
起两只粗壮的胳膊一会儿就和好了，而且她红白案都行。记得她和我妈说，在食堂的
炊事人员吃饭免费，开始没有工资，后来食堂生意好了，她们每人每月开五元的工资。
可见当时食堂的开销有多节俭了。
由于食堂开销小，饭菜物美价廉，加上当时小椿树胡同、井儿胡同、马圈胡同、银
闸胡同都没有餐馆，住户至少几百家，所以，当时许多人认为“街道食堂”办下去没
问题。
不过，“街道食堂”办了不久，吃饭的人就少了，因为饭菜的价格虽然比餐馆的价
格便宜多了，但总不如在家做便宜、方便，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很低，人们都很勤
俭。为了招揽顾客，公社领导和65中学联系，请他们把学校的后面打开，号召学生到
这里买饭。65中的后门正冲着食堂伙房的后墙，只与我家院门相隔十几米，离中学的
主楼不过几十米。果然，65中相当一部分的学生中午到“街道食堂”吃饭了。同时，
食堂还专门组织了父母都是双职工的孩子就餐，这等于为双职工照顾在家的孩子了。
所以，“街道食堂”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办得很成功。
期间，我家做饭也省事儿多了──不是吃食堂，就是买主食、自己炒个菜就算了。
不知怎的，我很喜欢吃院子里食堂的东西，也许是风味不同，也许是好热闹。
“街道食堂”看起来是成功了，但给我家和同院的街坊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首先，
“饭厅”是院子就是问题。晴天没什么，一遇刮风下雨，门洞儿──虽然有一间房
子大，但毕竟装不下院子里吃饭的人，就往我家、我家的厨房、北屋老太太家避风
雨──院子里的三家住户都成了“临时餐厅”。有人提议把整个大院儿搭个大棚子。
可这样一来，我们院子里的房子都成了“黑屋子”──大白天儿都得点灯，我们三
家住户都有意见，嘴上不好反对，都推对方：北屋两个老太太说，南屋（指我家）
同意搭棚子，她们就不反对。我家也踢皮球。最终没盖成。
最反感“街道食堂”的是我父亲，因为他经常在家翻译东西、写材料，需要安静的
环境，而院子的大食堂总是传来噪杂的声音。
最受直接影响的是我们孩子。那时，我家的房子说是三间，“一明两暗”。“两暗”
都是用（可能是八扇或十扇）屏风门儿隔着，（关上屏风门儿就隔成里外屋，拉开
就成了一大间房）后来屏风门坏了，西边一间与中间的房子用纸隔断隔着，东边一
间与中间的房子就拉了一道与房同宽、同高的布帘子。我们兄弟姐妹六个都挤在南房
西边的房间里睡觉，而这间房子只有一面窗户──都是纸糊的窗户。纸很薄，透气儿，
大风或大雨很容易刮破或打破它。“街道食堂”盖大锅灶的棚子正好遮盖住房间整
面的窗户，屋子里白天都很黑──这还是小事。最糟糕的是大锅灶一做饭──无论是
蒸、炒，都用吹风机，蒸汽、煤烟透过薄薄的窗户纸（还有许多小破洞）进入我们的
卧室，很呛。即使夜里“街道食堂”不开伙，炊事员也把炉灶“封”上，水煤气味儿
仍然往屋子跑。
我们孩子都很小，不懂事，当然不会说什么，只是晚上睡觉常咳嗽。父母很担心我
们会因此而得肺病，把这个情况多次反映给公社和居委会的领导。
开始，公社把我们孩子住房的北墙开了个窗户（实际上就是在临街──小椿树胡同
里开了个窗户）。虽然好一点，有地方透风，但屋子里空气浑浊的问题没有彻底解
决。
这时候，恰巧小椿树胡同四号院有三间北房（私房）腾出来了。公社领导就动员我
们搬家──既解决我们孩子住房的空气污染问题，也解决了大食堂的餐厅问题──
因为我们住的南房有一个门开在门洞儿中，就餐的人一进门洞儿就直接进入南房
（餐厅），一举两得。我父母商量后同意了。
这样，我家搬出了居住了十几年的宅院。“街道食堂”因此扩大了，生意一度相当
好，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经营的实体了。
小椿树胡同一号院的“街道食堂”延续了多久，时过境迁，我记不清了。大概是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停办的吧？人们在那个时期节衣缩食，每顿饭都用秤约斤计两
地算计着吃，当然不可能用粮票到“街道食堂”买饭吃了。而且，当时的蔬菜、肉食、
食油、白糖都按家庭人口供应，人民公社大食堂的“生命”也就因此结束了。
小椿树胡同一号院的“东华门公社街道食堂”虽然关门儿了。但我们再也没有搬回
去住。街道办事处也没有把东房退给北屋的两个老太太，而是利用餐厅（我们的原
住房）与厨房建立了一个街道工厂。“文化大革命”前，这个街道工厂扩大生产规模，
迁走了。随后住上了新住户。
那时，我们已经搬出了小椿树胡同。
光阴如箭，眨眼近半百。相信人们早已遗忘了“东华门人民公社街道食堂”这小段
历史──它太微不足道了，连北京城历史长河中一丝微小的波纹都不是。而且，它
的故址已经消失，盖起了高楼大厦。
现在的北京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大都市，大街小巷风起云涌般到处建立起五光十色的
餐厅和饭店──拥有高级餐室、高级设备、高级饭菜。不过，这些琳琅满目的餐厅
许多方面仍然无法与那个“东华门人民公社街道食堂”比拟：它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当
时人们的艰苦创业精神和对集体事业的无私贡献。它不同于农村人民公社大食堂，它
不是让人们砸掉自己家的“小锅”，免费供应人们“大锅饭”，它是在城市基层政府
机构──办事处（公社）的指导下，街道居委会的家庭妇女创办的商业性经营单位。
（据说现在北京的居委会已经成为政府最底层的一级机构，但当时只是由居民选举
产生、义务为居民工作的“街道积极分子”即家庭妇女组成。）它账目公开（每月
都用“大字报”形式在院墙上公布账目）、管理简单、成本低廉；职工个个勤勤恳
恳、廉洁奉公；它经济实惠、给周围居民带来了众多的方便和好处，除了给我家和
同院儿的住户带来了一些麻烦外，受到周围居民的欢迎。也就是说，它有很多的优
越性。如果不是“自然灾害”，它也许会延续到现在，成为北京那段历史的一个见
证。它的消失，并非是什么错误路线造成的，也不是由于它的本身经营有问题，而
是由于赶上了那个时代。
二零零三年八月于堪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