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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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平
这些年来，我常常想起我在青少年时代的两位老师，特别是当我两年前开始涂鸦这
种文字以来。
最初提起笔来，我想到，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做过文学梦的。同时我也意识到，我有
近三十年没有用方块字写文章了，我的写作只是停留在中学水平。如果说这么多年
后我还保持着对文学的兴趣，应该说与我三十年前的两位老师有关。
1969年，当我随母亲“干部下放”而转学到一所山区县中时，听说这所学校一向名
誉不佳，文革前的某些年竞有过升大学率为“零”（又称“剃光头”）的历史。当
然，我上中学的时代已经不讲究、也不再有什么“升学”了，况且我的家庭处境也
让我别无选择。
然而，当我坐在教室开始上课之后，我渐渐发现我的老师们其实都很有实力。譬如，
语文课高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课陈老师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物理课刘老师曾
留学波兰，化学科黄老师曾在大学任教。因为文革造成的社会动荡，这些老师才沦
落于此，小小的县中就成了藏龙卧虎之地，我们也因此而“因祸得福”。
入校那一年，我插班在初二，高老师成了我的语文老师。他像是刚出校门不久，讲
一口纯正的普通话，看上去有些清高、又有些落寞。根据小时候从书本、电影中得
来的印象，二、三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恐怕就是这个样子吧。那年头，中学毕业已经
不能升学了，上大学只是每个人心底的一个梦，谁也不敢说出来。对自幼喜爱文学
的我来说，北大中文系自然是梦境中的最高境界。因此，朦朦胧胧中，高老师在我
心目中或许有一种偶像的地位，虽然那是一个只有英雄、没有偶像的时代。
由道听途说得知，高老师原先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不知因何缘故被打成了“反
动学生”，影响1966年文革之始被分配来这里教书。据说他在文革初被一群疯狂无
知的中学生折腾，吃尽了苦头，一日三餐就餐时间被迫挂着“反动学生”的牌子在
饭厅前示众，尊严扫地。自然书是不让教了，有段时间，除了劳动之外，他被派去
卖饭菜票。那年月，财务科的人算账，包括卖饭菜票，都是一把算盘在手，算盘珠
子拨得劈里啪啦响。可高老师不精于此道，也可能是他的心算、笔算比珠算来得快。
于是，人们见他卖饭菜票时常在一张纸上划拉几下，倒是既快且准，从不出错。 .
从初二开始，高老师一直跟班上，教到我们高中毕业。虽然那时的教学毫无疑问要
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但在以教材为蓝本的大框架下，高老师会千方百计给
我们补充一些历史和文学知识。例如，在讲授毛泽东诗词时，他总会结合几首唐诗
宋词。在讲鲁迅作品时，他便同时介绍林语堂、胡适和周作人等同时代的文人作家。
那时历史、地理课都被砍去，高老师还得尽可能为我们补充史地知识。他曾经安排
在上一些课时，比较有系统地给我们讲授中文语法、文法，形式逻辑等等。
我的作文常常受到高老师的青睐，这无疑大大刺激了我的写作兴趣。老师时常在课
堂上宣读我的作文，将之作为讲评的范例。这种剖析，更帮助我认识到自己的短处。
记得有一次在写一篇班级活动的记叙文时，高老师不在，代课老师给了我一个前所
未有的90分，高老师回来看到后，毫不留情地删去，代之以85分，并写下了长达一
页的评语，还记得其中包括这样几句：“人，要写好一个人是最不容易的。希望你
加强人物素描的练习。”
到恢复高考的1977年，我从乡下回母校去，欲与老师商讨专业和学校的选择。想不
到，高老师对我选择报考理工科而非文科毫不惊讶，反而由衷地支持。也许由于他
自己在文革中的前车之鉴，仍然心有余悸。也因为那时的大气候预告“科学的春天”
正在到来，而中国的文学尚未解冻。
和戴老师相识是在中学毕业下乡后，纯属一个偶然的机缘。
我在乡下的那几年里，除了忙于农活和承担赤脚医生的日常职责，还时常给公社和
县广播站写写稿──当然多半是表扬稿或批判稿，一方面属兴趣所致，另外也算是
谋求日后出路的一种奋斗方式。
1975年，为配合当时“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浪潮，公社要我以赤
脚医生的名义写份批判稿，并到公社播音室录音，然后送交县广播站。写大批判稿
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练就的看家本领，自然一挥而就。稿件送到公社，
担任播音员的上海知青小王请她的丈夫、公社中学的语文教师戴老师帮我修改。 .
戴老师是复旦大学新闻系64级学生，文革期间毕业，虎落平阳，被发落到公社中学
教初中语文。改我这样一篇小文对他自然是易如反掌。这之后我们成为朋友。他私
下里对我推心置腹地说，你若爱好文学，喜欢写，今后要尽量写一点自己的东西。
说来惭愧，我当时虽然记住了这句话，却并没有完全明白“写自己的东西”的真正
涵意。事实上，那年头，除了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地或吹捧、或批判，自己根本没
有胆识写什么。
三十年后，当我最近回国时，家乡一家报纸的主编读了我在海外网站发表的一些文
章，邀请我参加该报一个海外游子栏目的写作，并指定要我写一篇此次回乡对家乡
巨变的观感。我意识到，作为地方政府的报刊，对方当然希望我歌功颂德。我委婉
地表示，欢迎贵报将我在网站发表的任何文章转载展示给家乡的父老乡亲，我甚至
不介意编辑作适当的修改删减。但是，我自己已不习惯于承担“使命”，为报纸写
命题作文。作为业余网络写手，我想保持这点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自由度。或许，
这也算是对当年戴老师建议我“写自己的东西”的遥远的回应。
后来得知，戴老师1978年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回到了上海。一些年后，高
老师也调回了浙江家乡的一所大学任教。
可能他们自己不曾记得和意识到，他们当年对我这样一个爱好文学的女孩的启迪，
以及在我人生中产生的久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