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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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阳
（背景：1971年林彪爆炸，“回潮”开始。经过“抓五一六”，“一打三反”，“整党建党”，不听话的造反派被收拾得差不多了，又恢复到“党的一元化领导”。老百姓的革命热情大减，都开始讲实惠。当然，人们还得板着革命面孔，大面儿上还得紧跟毛主席一个接一个的“伟大战略部署”。我呢，已经在北京的底层，一个小小的街道工厂干了两年。）
也邪了，连着三四年，厂裏每年死人，不多不少，一年俩，多是病死的，也有出车祸的。
1972年，眼看到年底了，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今年怎幺着啊？该谁了？结果一个没死就到
1973年了。全厂刚松口气，出事儿了，挖防空洞塌方砸死了两个。大伙儿眼睛都瞪圆了：瞧瞧，又是俩！这不还没过阴历年呢吗？还是一年没落呀！
自从1969年珍宝岛一仗，全国使劲备战。毛主席一声令下“深挖洞，广积粮”，城裏到处都挖防空洞，越挖质量越高。市裏有统一规划，按指针一层层下达任务，每个单位都得挖，实在没地方挖或自己挖不起的就得出人出钱帮着别人挖。我们厂不光派人出设备去挖街道机关的防空洞，自己工厂院子裏也挖。这院子本来就不大，所以可着尺寸直着就挖下去了，准备挖到底砌好墙打好顶再埋土。等挖到七八米深直上直下的大坑，看着就玄。出事那天只塌了不算大的一块土，压住两个人，紧着扒出来也没气儿了。
死的两个全是女的，一个40多了，叫李秀兰，另一个叫季欣梅，才二十五，结婚不到一年，还没孩子呢。要说季欣梅死得可太冤了，本来车间裏没打算派她去挖防空洞，她自己非去不可，出事那天又本来该她倒休，谁知她主动和别人换班了，那天本来又是让她在地面上运土，可她嫌冷非要到下边干，出事儿那会儿刚在屋裏休息完，大伙正往坑裏走呢，季欣梅平常干活儿并不积极，这回却抢在头裏，正好儿走到那地方就塌方了，把两个走在最前头的压住了。大伙儿都说怎幺算也不该她死，可也有人嘀咕：那就是该着了，怎幺都躱不了。
别管怎幺说吧，这是多少年裏我们厂出的最大的工伤事故。刘书记眼睛都急红了，急忙抽调人马处理善后。工伤死了人，最不好办的就是“对付家属”。那时处理工伤赔偿没什幺法律依据，不同系统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土规定，而且含糊不清。死一个人，赔不赔、赔多赔少差别很大，主要看家属闹得怎幺样。经常听说某单位死了人，在医院停尸间一放半年几个月，那是因为家属和单位还没闹完呢。所以一出工伤死亡，单位的领导先为部下难过一下子，然后马上就得一门儿心思对付家属。
刘书记召集善后人员（我也算一个）硏究对策。大伙儿先分析了“敌情”。李秀兰出身贫农，活着时是车间裏的组长，积极分子，使劲儿要求入党。她丈夫早些年被调出北京，到河北省的一个国营工厂，他出身也不错，党员，还是个政工干部。估计有党性和阶级觉悟管着不会有啥大麻烦。季欣梅那边儿可就复杂了，她丈夫也是我们厂的，姓汤，挺帅的小伙子，他爸爸在台湾，他本人蹲过公安局，因为倒卖鸽子。放他出来时差点儿给定个“坏分子”，全厂大会上宣布：“帽子”掌握在群众手裏，什幺时候不老实就给他戴上。大伙儿琢磨小汤“底儿潮”，谅他不敢闹。可刘书记却说不能大意，要防备“狗急跳墙”。刘书记又特别指出季欣梅的妈可能是最难对付的。季欣梅的爸爸也是个阶级敌人，解放初就给“镇压”了，她妈再也没嫁。文革初期北京清理黑五类时把季欣梅的妈赶回了老家，她现在一个县办工厂裏干临时工。刘书记说他认识季欣梅的妈，那可是个“女光棍儿”，得防备她耍泼撒赖。硏究结果是：派个人去接李秀兰的丈夫，季欣梅的妈就不用了，给她单位打个电话，到时派人到车站接一下，还得给她找个住处，她在北京没家了，又不认自己的女婿。当初她非要女儿找个出身好的，坚决反对季欣梅嫁个父亲在台湾的，可女儿偏不听，母女闹得几乎断絶了关系。
不出所料，季欣梅的丈夫一点儿没脾气。据说听到消息后脸儿白得发緑，傻了好一阵儿，猛哭了几声又打住了。后来呢，干活儿常犯楞，有时在工厂院子裏瞎转悠。刘书记悄悄儿的布置：“盯着他点儿！”刘书记自有道理，院子裏车间裏到处是原料和成品，全是易燃物，当书记的能不多想一步吗？
季欣梅的母亲呢，一到北京就要去看女儿，工厂派人带她去了医院太平间。据说她连眼泪都没掉，摸了摸女儿的脸，理了理女儿的头发，还小声的对着女儿说了些话，就完事儿了。等她在厂裏时，我找了个碴儿去瞧瞧这个“女光棍儿”什幺样。没想到她一点儿没有刁蛮的样子，五十来岁，虽说又黄又瘦，脸上不少皱纹，可看得出年轻时准够漂亮，八成儿比她女儿还漂亮。季欣梅就很不错了，不胖不瘦，脸略长但很白，大眼睛细眉毛，说话慢声细气。我特别记得她看人时眼睛清澈见底，不躱不闪，显着心眼儿不多。季欣梅的妈风尘仆仆，穿了件打着补丁的蓝棉猴儿，除了一块深緑色的方头巾，身上的衣裳没有一点儿女服的特征。她唯一像“女光棍儿”的地方是抽烟，手指头都熏黄了，手很糙，要不是尺寸小你会以为是男人的手。她坐那儿发楞，好象看着很远的地方。陪着她的人除了问她喝不喝水，也不知该跟她说什幺，劝她别难过？——她好象根本就没难过。抽了会儿烟她倒先开口了，也不知是冲谁说呢：“我这傻闺女打小儿就拧脾气，不听话……咳，就我们娘儿俩，还跟我不一心……怎幺说的呢，她倒走我头裏了……”她说话的老北京味儿挺浓，可凈说她女儿哪不好。我直纳闷儿，女儿死了你就不难过？还要数叨她？说起季欣梅小时候淘气，她居然还笑了两声，可突然嗓子一哑，“呜”地一声就哭上了，两手紧捂着脸，好象使劲压着，身子可是不停的抽。再看屋裏几位妇女也都眼泪汪汪的，我赶紧走人。季欣梅的妈没待几天就走了，因为她是“反革命家属”，受群众监督，这回奔丧那边工厂只给了几天假，她哪敢多待。
季欣梅这边儿一点儿麻烦没有就完事儿了，实在是意外。弄得厂裏倒有点儿不好意思了，问过他们有什幺要求，季欣梅的妈和丈夫都没提出什幺，说按规定办吧，人都没了，还要求什幺呀。最后好象是给了几百块钱的抚恤金，季欣梅的妈和丈夫怎幺分的就不知道了。
事儿办得这幺痛快，刘书记大舒一口气。可李秀兰那边儿呢，好戏才开台。
李秀兰的丈夫也姓刘，标准一副基层干部模样。他到北京那天刘书记亲自到车站迎接，两人四只手紧握在一起，都满含热泪，一个比一个伤心，旁人肯定拿不准这两位到底是谁老婆死了。那位老刘同志一到工厂先和我们所有处理丧事的“同志们”一一亲切握手，他眼含热泪对我们说：秀兰是挖防空洞牺牲的，是响应毛主席的备战指示，死得其所，値！干革命幺，哪能不死人呢？听他话音儿，倒好象是安慰我们别难过。我心说：行，有这幺高的觉悟，这事儿难办不了。
足有一星期全厂都挺悲伤，当然是冲着李秀兰。大伙儿，尤其是老太太们回忆起李秀兰的“光辉事迹”，比如喊几句口号，鼓励大家抓革命促生产，越回忆越觉得她是个好同志，对她家人也就越关心。有人说李秀兰的小儿子眞可怜，老哭着要妈，于是厂裏派去値班的小张就带那孩子坐小汽车到长安街兜了一圈儿。厂裏为办丧事专门包了两辆出租汽车，那年头儿小汽车可是稀罕物，总数连今天的零头儿都到不了。那孩子是头一回坐小汽车，直乐，把妈给忘了。接下来一个星期，坐小汽车逛长安街就成了他的固定节目，不带着去就哭。李秀兰不在了，家裏没做饭的了，厂子当然不能让人家饿肚子，就在一家小饭馆订了饭，一天三顿，由値班的坐着小汽车取了饭送到家裏。不过吃饭的人可是天天见长，老刘同志把娘家婆家七大姑八大姨全叫来了，一块儿商量这事儿怎幺办。
一个多星期后，厂裏会计犯嘀咕，说这开销可大了点儿，咱们厂小底儿薄顶不住。于是把包车退了。饭呢，人家还是没有自己开伙的意思。敢让人家饿肚子幺？于是改由工厂食堂做饭，値班的蹬着板儿车往家裏送。
老刘同志是慢性子，刘书记一提办丧事他就说不忙。他先是提醒刘书记：秀兰是死在备战的革命岗位上，是不是应该定个烈士呢？至少先满足她的生前要求追认个党员吧。我们全服了：咱们怎幺就没人想到这儿呢，人家到底是党员干部。刘书记还眞往上请示了，可上边儿不批，说这是工伤事故，还是按工伤事故处理。老刘同志一看秀兰的要求没法儿满足了，这才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要求：抚恤金得往上提提，几百块钱就把人打发啦？大儿子在郊区揷队呢，应该回来接替妈妈的革命岗位，小儿子得让厂子管起来，管到
18岁，房子必须换一下，触景生情孩子受不了，这房子换小了换差了换远了当然是不行。按说这几条儿不能算太过分，可我们那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小厂要办到也实在不容易。刘书记请老刘同志体谅一下，老刘同志态度挺好，可是一点儿不松口。刘书记也有主意，就先答应下来说尽量办，又跟老刘同志商量：“这都俩星期了，咱们是不是先把秀兰同志的追悼会开了？”要开追悼会先得把人烧了，老刘同志当然看出了关键所在，直劲儿说不忙，他请了好几个月的假呢。后来大概是刘书记的诚意感动了老刘同志，大约三个星期之后追悼会开了。听说要是依了七大姑八大姨的主意，非得先把要求一条一条全落实了，要不就别想烧人。
人烧了，追悼会开了，刘书记大出一口气，以为完事儿了。那些要求幺，答应归答应，办得了办不了另说着。办下来是您的福气，办不下来呢，时候儿一长就黄了。刘书记一身轻松的安排送老刘同志回河北。谁知老刘同志早有主意，说回去的事就不麻烦厂裏了，反正他三两个月裏走不了。他接着把要求又提了一遍而且还加码儿了，说让我们厂把他调回北京，要不谁照顾俩孩子呢，再不就请组织上帮忙给找个老伴儿吧。刘书记弄不明白了：人都烧了，你还敢长行市，凭什幺呀你？于是痛痛快快的吿诉他调进北京可没门儿（那会儿户口卡得可比现在严多了）。老刘同志倒也不恼，开始天天到刘书记家“上班”，每天刘书记下班回家，老刘同志已经在那儿候着了，有话就聊，没话就干坐着，渴了自己倒水喝，饭得了不用让就一块儿吃，一点儿也不见外。每天这幺着坐到后半夜两三点再“下班”回自己家。老刘同志白天可以睡大觉，可刘书记还得红着眼睛到厂上班。没几天刘书记就熬不住了，抱着铺盖到厂裏办公室睡，家裏只剩老婆孩子。估计老刘该不好意思了吧？嘿，一点儿没有！人家还是按钟点天天去“上班”。刘书记的老婆受不了了，跑到厂裏又哭又闹，说这日子还怎幺过呀，她也要搬到厂裏住。嘿，还不光她，老刘同志也到厂裏来看房子了，说打算把一家子都搬来，一切都交给党吧。
还说要把秀兰的骨灰盒送到厂裏来，就放在车间裏，让她永远看着生前战斗过的岗位。
到这会儿，刘书记算是彻底服了。别看他也跟着党摸爬滚打不少年了，可比起老刘同志来还显得嫩点儿。刘书记眞急了，调集精兵强将还亲自出马一趟又一趟，街道、区裏、市裏，到处求人，说李秀兰家属的要求得尽快解决，一天也不能拖。可刘书记这幺一片赤诚也没感动了老刘同志，他隔三见五的还到刘书记家“上班”，要不就到厂裏来见见面儿，反正是提醒刘书记：可抓紧着点儿。
大约有三个多月吧，老刘同志的要求除了找老伴儿这条，其它的全办好了。这回他该谢谢刘书记了吧？——没那事！刘书记办事没点儿主动性，拖拖拉拉的眞让他不痛快，所以到了儿也没给刘书记个好脸儿。刘书记呢，这辈子是不能再听李秀兰仨字儿了，一听见就能把鼻子气歪喽。
在潢川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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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阳
1968年上山下乡开始，我姐姐去了黑龙江。接着又兴起了五七干校，1969年初爸爸去了四川，8月妈妈去了河南。我和弟弟留在北京，我上初三他上初一，自由自在，感觉挺好。
1969年10月，传达了个什幺指示（现在知道了是林副统帅一号令），说要准备跟苏修打仗。正激动得摩拳擦掌，接到一机部五七干校北京留守处的通知，五七战士的家属通通疏散，也去五七干校。
只记得坐火车挺高兴，三毛钱一盒的饭叫我们随便吃。可火车上的饭没啥吃头，糙米饭，加上没一点味道的豆角或茄子，浮头盖两片香肠。从上午开车兴致勃勃，到下午又烦又累，再到睡得稀里胡涂的时候，就到了河南信阳，已经是后半夜了。下了火车一看，这拨人老老少少有近百口子，爬上大卡车，被送到一个学校。敎室裏没桌椅，全是床，也没被褥，只能合衣而卧。等再睁眼就天大亮了。早饭的稀粥不错，喝了两大碗。然后等汽车，我们其实不去干校，去潢川县城。干校房子不够，还无法安排家属。汽车不来，就到外边看热闹。发现信阳人全穿一色的黑衣黑裤，街上的胶轮车特别多，有点像北京郊区牲口拉的大车，但要小一号，因为是人拉。当地人的拉车技术眞棒，除非上坡，或装满一车货他们才肯哈下腰老老实实拉着走。车上货不多，拉车人就坐在一边的车把上，单脚点地，一蹬一蹬，车就走得挺好。遇上下坡，敢跟汽车赛跑。
那天上了卡车一出信阳我就暗叫不好，粥喝多了，尿憋了上来。司机一路倒是停了几次，让我们撒尿，可是没厕所，也没靑纱帐，光光的野地，十几岁正是最要面子的时候，车上还有岁数相当的女孩，所以憋死也不能丢人。于是一路愁眉苦脸，注意力全在下腹部，无法欣赏风景。只在
38公里处（信阳起始为0公里，罗山县城57公里，潢川县正好100公里）有人高叫：“这就是干校。“于是抬头张望，看见不远处有几排红砖房。想想三个月未见的母亲就在那，略为激动。后来才知那裏仅是干校的四连，我母亲在的三连还在十里地之外。
车一到潢川，赶紧下车奔厕所，那泡尿没半个小时也有十五分钟，尿完之后麻痛感还保留了数小时。以后记住了一条：上路之前，再好的粥也不喝。我们被安顿在潢川师范学校——文革期间停办了，校园空着。我们三四十个男孩分在两个敎室。没床，全是地铺，有草垫子。别看还不大认识，每个男孩早就暗暗的估计好了自己的地位，主要根据个头、强弱（当时叫有块儿没块儿）。打架敢拼命的可以弥补个矮块儿小的缺陷，不过那需要实践证明（打一架），一时还来不及，只能先凑合着估计。于是，我们按照地位先后选择了铺位。我在那群裏算大孩了，所以铺位不错，比较靠裏，小孩守门口，不过最靠门口的是派来管我们的一个干部。
刚安顿好，我们几个大点的就赶紧出去逛街，结果不满意，潢川太小太不好玩了。一条河（潢水）把县城一分为二。北边没啥逛头，只在桥头附近有几家小杂货铺，几家饭馆。但是烤白薯不错，当时的北京可见不着，于是一人捧了一大块，烫得呼哧呼哧的。街上一个卖煎饺子（北京叫锅贴）的小吃摊惹我们生气，他们敢明着蒙人。堆起来的白菜馅只在表面薄薄地抹一层肉馅，可包饺子的只掏裏面的白菜，留着表面的肉馅哄人。我们毫不留情，立即大声揭发：“卖素菜馅锅贴啦！”可当地人却不顾警吿还是排着队买。气得我们直摇头：“没治了，没治了。”于是过桥去南城。南城老房子多，黑压压一大片，砖是乌色，门板窗户全是深褐，街不宽，弯弯曲曲，铺着清石板，像电影裏面的南方老镇。店铺不少，门面都不大。棺材铺让人一看一机灵。作瓦盆的小铺还挺有意思，一堆泥巴放在一个圆盘上，转呀转就变成个泥盆。木器铺更好玩，一根木棍夹在机器上转得飞快，一把刀顶上去木屑飞溅，一会儿那木棍就变得一圈粗一圈细，像个艺术品了。杂货铺裏有瓜子儿，不光葵花子，还有番瓜子，西瓜子。那时北京只有过节才卖瓜子，还凭购货本，一人才二两。于是我们赶紧一人来了半兜，一边走一边吐瓜子皮。
几天之后我们上了学，学校在南城，中学小学在一个校园裏。我们一去，全校轰动。当地学生很友好，对我们不分大小一律叫“北京娃”，围着我们笑眯眯的看个没够。还七嘴八舌的问这问那，问得最多的是：“你见过毛主席吗？”虽是问话，可要回答没见过他们可不信。他们认准了毛主席就在天安门上班，休息时就会出来趴在栏杆上看看风景招招手，只要耐心在下边等着，一天怎幺也得见上一面。过了几天，新鲜劲没了，潢川娃们开始问别的了：“你可（殻）好？”“你盖好？”有殻有盖就是个王八。我一开始没往坏了想，河南口音又听着费劲，所以弄不明白。他们更来劲了，又笑又比划：“你殻好，你盖好”叫个没完。放了学我们北京娃们一聊，发现每个人都碰上了一样的问话，眞是又可气又好笑：就算骂人吧，也得会点儿别的呀，得敎敎他们。第二天，再有潢川娃一张嘴“你殻好”，我立即大喝一声：“操你妈！”对有把握的再加一句：“打你丫的！”直截了当，一点不拐弯。他们从没听过这种回答，立即哑口无言，一脸的迷惑。下课时，一个上小学的北京娃站在台子上冲着潢川娃们哇哇哇大骂：“操你妈！你妈了个
X！你妈……”潢川娃们特欣赏我们的普通话，说跟广播裏的一样，所以就连骂人话也听得津津有味，一个个笑眯眯的。很快光骂就不过瘾了。当地非常文明，打架都要按程序，先找好场地，再商量好是“搭肩的”还是“抱腰的”，然后才正式开始。可北京娃不管这套。一个才小学二年级的北京娃正吹口琴呢，几个潢川娃在旁边“贱招”，那北京娃连表情都没变，拿下口琴照准最近的一个脑门“吭”就是一下子。那脑门楞了，忘了躱，北京娃“吭吭”又是两下，这回那潢川娃才哭着跑了。剩下的几个也一哄而散，那个北京娃接着吹口琴，表情依旧。一天放学，我们几个北京娃正一起走着，其中一个突然摘下书包紧跑几步，装得鼓鼓的书包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准确地落在一个潢川娃的后脑勺上，那位一声没吭，栽倒在地。书包又是一条弧线，地上的潢川娃赶紧挡了一下，要不又得落在脑袋上。看地上那位毫无还手的意思，书包的主人这才解释原因：“操他妈你妈的！你他妈的今天骂谁呢你？！再他妈的找茬儿打扁了你丫的！”很快，北京娃的厉害得到了公认，潢川娃再也不贱招了。我们很难过，因为当对手很弱时，打架是很有意思的。其实潢川的学校不错，学生守纪律，课上得比北京正常。除了天天读和政治，还有军训（体育）、音乐（唱语録歌和样板戏）、工业知识、农业知识、数学。我记的什幺柴油机汽油机二冲程四冲程就是在潢川学的，在北京把我气得够呛的一元方程二元方程也是在潢川弄明白的。不过我们对上学还是很烦，总在留心有什幺好玩的地方能代替学校。
有一天我们得到惊人情报：潢川有个屠宰场，杀猪杀牛还杀狗。我们乐得直蹦，第二天七八个人就去了。什幺屠宰场？破破烂烂一片棚子和牲口圈，连个围墙都没有。好处是谁都可以随便看，没人管。先看什幺？当然是杀狗。平时那幺凶的狗杀起来一定惊心动魄。进了杀狗棚却令人失望，狗们全都挤在几个铁笼子裏，无精打彩。杀狗的竟是个癞头癞脑十几岁的孩子，还只有一只眼睛。杀狗的家伙也不是刀，是一根长木棍，前面一截是铁的，尖头，还连着一根电线。看样子独眼杀手根本不打算把狗放出来再杀，别想看到人狗厮打，最后刀光一闪狗头飞落的动人场面了。独眼杀手带有几分傲慢，让他的助手，一个脏老头儿，帮着把一笼五六条狗抬到宰杀位置。先浇了几瓢水，狗们立刻精神了，狂叫起来。独眼杀手右手执棍左手拽电门，先把木棍的铁尖往笼子上一搭，试试电。一笼子狗立即都踮起了脚，浑身哆嗦，毛全炸开，眼珠子瞪得吓人，却发出不像狗叫的尖嚎。杀手很满意，关了电门。狗们这才缓过劲来，狂叫着寻找刚纔是谁让它们那幺难受。一条狗发现那电棍很可疑，便一口咬住，谁知恰恰中计，杀手再拽电门，那狗知道上当再想松嘴却松不开了，嚎也嚎不出，只是瞪着眼大抖。过了一会儿杀手一关电门，那狗立即闭眼躺倒一动不动，这就完成一只。剩下的狗们看出了名堂，直劲躱那电棍，哀叫着求饶。可杀手却毫不心软，一边骂一边把铁尖扎向狗嘴狗鼻子狗眼睛狗屁眼（不扎别处怕坏了狗皮），一扎进去便拽电门，狗们一只连一只地躺倒不动了。独眼杀手收了电棍，开了铁笼把狗一只只拽出交给一旁的一群潢川女人，一人一只挂起剥皮，剥一只一毛钱。那个脏老头不是好东西，把一只公狗的全套生殖器切下拿着，走到剥狗皮的女人跟前把手伸到人家眼前乱晃，那女人便骂，还举起刀，但脏老头一点不怕，嬉皮笑脸。
就这样，几笼子活狗变成了狗皮和狗肉。杀到后来我们发现了一条好狗，一身光亮的黄毛，耳朶直立机警聪明，叫声不高却凶狠有力，面对可怕的电棍没有一声哀嚎，奋勇搏斗连连猛咬，两次被电昏又两次苏醒，气的独眼杀手破口大骂。我们一致叹息：“可惜了，可惜了，眞是条好狗。”于是全都恨起独眼杀手。那孩子看了出来，瞪起独眼叫我们站远点，我们裏的一个人骂了一句，那杀手便舞起了电棍，我们只好后撤，都知道那东西厉害。我们的头儿老壮（读三声）说：“瘸狠瞎毒疤瘌辣，咱们别惹他。”我们都同意，知道那电棍眞敢往我们肚子上捅，于是去看杀猪。
杀猪的是六七个壮汉，虽是职业杀手却一脸的和气。他们浑身的武艺很少有人赏识，突然一群北京娃前来捧场简直受宠若惊，连忙打开门把我们让进了露天杀场，又找来长板凳让我们站上去，还一再叮嘱千万不要下来。我们不情愿地站上去，觉得有点傻。杀场裏只摆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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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木架，估计把猪往上一放滚不下来。要杀的猪有几十只，都在隔壁的猪圈里，两位杀手进去猛轰，这边打开一扇窄窄的门，一名杀手手举大棒等候。一只傻猪刚一露头，大棒便猛地落在脑门上，那猪哼的一声便躺倒闭眼。两名杀手连忙拽过来扔到木架上开刀放血。谁知后面的猪却聪明，早把这一幕看在眼里，嗷嗷大叫着把人类的暗杀技俩公布于众。于是全体猪们四处乱窜再不肯走近那扇门，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心裏也已有了主意，先把猪头一露，等大棒落下时却猛地缩回，然后不等打空的大棒再举起来就一个冲刺进了杀场。就这样，大棒连连打空，几头嗷嗷大叫的猪也进了杀场。我们这才看出实在有必要站在长凳上。那平时又懒又笨的猪到了生死关头一个个勇猛无比，尖叫着互相鼓励，横冲直撞，一下把一位杀手顶了个大跟头，一头猪还在另一位杀手的脚脖子上狠咬了一口，那杀手立即翻倒在地，抱着脚呲牙裂嘴。精彩场面让我们看得喘不过气，赶紧互相搀扶一起激动地颤抖，生怕聪明的猪发现我们的弱点，如把长凳撞翻我们就要落入猪口。正当我们一致断定猪方已经占了上风，杀手们却用一串大骂稳住了阵脚。骂声包括“靠他老娘，靠他舅，靠他姐……”我们早已知道他们的“靠”就是我们的“操”。可我们只会“操你妈”，人家却能“靠”出那幺些花样，不能不服。杀手们经验丰富，先把那门关上，以收拾在杀场裏流窜的猪，他们各守一方，你捞一把我捞一把，一位杀手一把捞住了一头猪的后脚，往上一提。敢情猪的力气主要来自后脚，后脚一离地就只能干嚎，动不了窝了。另一杀手赶紧过去攥住两只猪耳朶，两人一使劲就把猪扔上了木架，然后一人按住前后腿，一人一手攥猪耳一手操刀从猪的前胸捅了进去，刀一拔，血就喷了出来，杀手赶紧腾出一只手拿过放了盐粒子的盆来接，一只血手还在盆裏搅和。那猪用了最后的力气连挣带叫，但叫声越来越低，等血不流了，叫声也没了，只剩小眼睛还不甘心地睁着。两位杀手把它扔下木架，还最后给一句：“靠你姐！”整个过程一环扣一环，一个多余动作没有。这时另一位杀手捞到了另一头猪的尾巴，两手一提，那猪的后腿也离了地。眞没料到那幺细的猪尾巴居然没断。又一杀手也赶去帮忙，同一套程序，一会儿功夫那猪也被放了血。杀手们动作之麻利让我们佩服得要命。人家是眞功夫，对猪们也算公平，决不像那个独眼杀手要借用电力，对关在笼子裏毫无还手机会的狗们下毒手。
与杀猪相比，杀牛就太没意思了。凭牛的一身力气，要能有猪的一半斗争精神那场面该有多精彩，可牛只会干站着哀叫求饶。两个老头儿杀手说说笑笑就把牛的前后脚分别捆好，一收绳扣再一推，那牛就一声巨响摔倒在地。连按都不用按，一位杀手拿盆接着，另一位轻轻松松就把牛脖子割开放血，两人继续说说笑笑，一点儿不在乎一个大生命就在他们手下消失着。人们都说牛死前会流眼泪，但我们看了好几头牛被杀，却没见眼泪，但牛的眼神确实很悲伤，随着血嘟嘟地流，那大眼睛就慢慢地没了神。
我们在屠宰场裏看得忘了吃饭，开始感觉到潢川也挺可爱，但后遗症是好几个星期都不想吃肉了，不过也基本无肉可吃。潢川的五七干校家属点自己办食堂，但当地却不供应肉，因为没有。别看潢川的屠宰场天天忙活，可市面上却见不着肉卖，据说都上调北京上海了。食堂买不着肉就和豆腐干上了，一星期至少三四天是豆腐，还是红白豆腐。所谓红豆腐就是猪血，我们看了杀猪再见着猪血就恶心，立即挑出扔掉。饭吃不饱就上街吃烤白薯。还有炸糕，
5分一个，比北京的炸糕小，死面，红糖馅，倒也不难吃。
在潢川印象最深的一顿饭是忆苦饭。当时全国都兴听忆苦报吿吃忆苦饭。管我们的干部也照方抓药，尤其看我们把猪血这幺好的东西都扔了，更觉得需要让我们受受敎育。但经过深思熟虑还是把忆苦报吿免了。在整个信阳地区都不宜请老贫农作忆苦报吿，因为当地人经历的第一大苦是
1960
年的大饥荒，一村一村地饿死，有人想出去逃荒政府还不许，出动民兵，后来是军队堵截。那就是有名的信阳事件。所以请老贫农作忆苦报吿时常出问题，你千叮咛万嘱咐，可老贫农一开讲了就剎不住，非从解放前的小苦讲到
1960
年的大苦。因此忆苦报吿不能要，直接吃忆苦饭。食堂的大师傅也是干校派来的干部，他们对忆苦饭却有不同看法，平时伙食不好，这帮孩子一吃饭就噘嘴，他们已经心中不忍，还要给孩子们吃忆苦饭，他们更有点儿下不了手。想了半天决定用豆腐渣，豆腐渣能用来喂猪，当忆苦饭也合格了吧。但人和猪不一样，不宜直接吃豆腐渣，要处理一下。怎幺处理呢？炒炒吧。光炒豆腐渣太单调，就切了点胡萝卜洋葱放进去，随手又撒了把虾米皮，炒的时候没留神油也放多了。我们围着忆苦饭唱忆苦歌时就觉得不对，那忆苦饭白裏有红，一股股香味扑鼻。分了半碗拿在手裏我还怕其中有诈，可能是闻着香吃着臭，小口尝尝，不臭，再吃一口，不错，再吃几口才彻底明白，不仅不错，还挺香，比红白豆腐强。可惜我开始的犹豫已经铸下大错，那些毫无戒心的小孩从第一口就吃出不错，早已三口两口吃完，嘴裏还嚼着呢就扑过去把剩下的忆苦饭一抢而光。
我们在潢川住了有两个多月，水塘开始结冰，人一走上去就嘎嘎的响，还裂出一条条的缝，但几经试验却发现，响归响，裂归裂，人却掉不下去。于是放心地在冰上跑来跑去，一边欣赏脚下嘎嘎的叫声。潢川娃们在岸上看得眼馋却不敢下来试试。
……
不久，我们又接到通知，从潢川搬到了罗山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