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   ¤ 陈向阳


   我爷爷是个极普通的中国人,可有一样,他活了96。一百个人裏能有一个活到96吗?

   从我记事起,爷爷奶奶就和我们住在北京。1966年初夏,他们突然要回农村的老家。我不想让他们走,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走。才过了两三个月,红卫兵席卷了北京。我还在小学,不然也得当个红卫兵。

   一天,一队红卫兵到我家那片儿"清理"黑五类,把个地主婆打得几次翻倒在地。我和弟弟兴奋得不得了,回家还说个不停。谁知我爸爸却沉下脸问我们:" 你们打了没有?"我赶紧说:"打的是地主婆。"可爸爸眼一瞪:"别管谁也不许打!"我真不明白爸爸干嘛发火,又顶了一句:" 打的是地主婆,是欺负穷人的地主婆。"在我看来,地主婆该打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错不了。爸爸楞了一会儿低声问:" 你们知道爷爷奶奶是什么成份?"这回我楞了,"你爷爷成份是富农。"我呆了,浑身发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从小看的电影小说课本通通都说地主富农一路货,剥削穷人欺压穷人都是坏蛋。可爷爷奶奶哪有一点富农的影子呢?他们和气极了,从没发过火,说话都是小声。他们一点不像剥削人的。奶奶挪着一双小脚整天的忙裏忙外,除了做饭有点空就搓麻绳纳鞋底。爷爷是打扫卫生的,我家附近那片楼区三十几个楼门挺大的一片都归他打扫。每天大清早开始,一上午就拿着大扫把扫地,下午就推着小车一趟一趟的把每个楼门的垃圾箱清理干净。一年 365天一天不落。报酬呢,一个月才18块人民币。说实话,我家不缺这18块钱。我们不是富裕人家,可也决不是困难户。打一开始爸爸妈妈就不愿意让爷爷去干活,可爷爷非要干点什么,他不知怎么就学会了钉鞋,跑到街上摆了个钉鞋摊,不让他去,他就恨不能背个筐去检废纸,反正不能闲着。摆摊是"个体经济",打扫卫生好赖是个"工作",爸爸妈妈只好同意他去当清洁工了。其实爷爷的本行是种庄稼。1960年大饥荒那会儿,北京人虽说饿不死,可也整天吃不饱。爷爷就在大院子裏开了块地种了玉米、土豆和菜。好多人家仿效,整个院子成了庄稼地、菜园子了。爷爷还把水桶绑在长竹竿上掏大粪浇地,不少的人不远不近的站着,指点着爷爷把他们的地也捎带着浇上。

   我爷爷这样勤劳和气的人能是富农?可惜那不是讲理的时候,从此我特怕人家问我的出身,光问爸爸倒不怕,我爸爸1939年就投了共产党,好赖也算个革命干部,可那会儿一问就是祖宗三代。

   爷爷怎么会是富农呢?我想不到,别人也想不到。几年以后风声不那么紧了,爷爷跑来看我们。一天他在院子裏碰上个街道干部,我真紧张,怕那个半大老太太训爷爷,再勒令"滚回老家"。谁知道那位却一口一个陈大爷叫的甜着呢,还抱怨现在这卫生可不如陈大爷在那会儿好了。我心说,亏得当年爷爷奶奶走的早,不然你们还不带着红卫兵杀上门来?

   真的,爷爷怎么就成了富农呢?后来才慢慢闹明白。要说我老爷爷,就是爷爷的爸爸,倒真是个地主,山沟裏的小地主,家裏也就有匹骡子、有挂大车,农忙时雇几个短工。长工倒有两个,不是别人,就是爷爷和三爷爷。老爷爷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山沟裏的地主能有几个钱?所以他只送最聪明的长子和四子上学,留着老二(我爷爷)和老三(我三爷爷)在家种地。靠那点地供两个儿子上学可不易,我爸爸说小时候家裏和村上其他人家一样的吃苦,经常连着好多天光吃山药(白薯),见不着正经粮食。这大概是真的,爸爸从不吃白薯,说是吃了就吐酸水,早就吃伤了。就这么着,爷爷还老受气。几十年后了,我四爷爷给爷爷过90 大寿时很内疚的向爷爷道歉,说当年可没少欺负爷爷,伸手打抬脚踢,还穿着皮鞋,他那时总嫌爷爷慢待了他这个洋学生。有一回,我爸爸偷了四爷爷几块钱到县城挥霍了一番。这可闯了祸,这通打、跪,还不用四爷爷动手,得爷爷打,还不能轻了。最后爷爷还得拽着爸爸到县城裏的铺子一家家的走,请人家记着这" 狗儿里",以后拿钱来也别卖给他东西。

  我老家阜平是八路军的老根据地。留在家裏的爷爷和三爷爷的孩子们,就是我爸爸,我的叔叔姑姑们一个个的都跟了共产党。跑到外边的大爷爷、四爷爷和老姑奶奶就都跟了国民党。四爷爷还上过保定军校,据说算黄埔军校的分校。他毕业只当了个校官,可一解放就被关进了监狱,直到70年代才放出来。老姑奶奶嫁了个修理飞机的,现在还在台湾活着。

  等后来国共两党打起来,老爷爷可就再指不着别人,只有跟前的两个老实巴交的儿子实实在在地伺候他。老爷爷善心一发把手裏的地分给了爷爷和三爷爷,可正赶上共产党闹土改,爷爷和三爷爷两人闹了个富农成份,土地却飞了。我爸爸那会儿年轻不知深浅,挎着枪骑着马跑回老家,自以为大小是个共产党的干部能把自家的地保住。谁知屁用不顶还闹了个严重处分,被狠批一通,从此胆小得要命整天怕犯错误。爷爷倒想得开,反正是吃苦的人,早先是给老爷爷扛长工,这回地没了倒少受点罪。有一身的力气干什么不行呀,打短工,修路,砸石头,还摆摊卖过烧饼油条。1954年,爸爸把爷爷奶奶接到了北京。

  受了半辈子气,爷爷炼出个好脾气。他老爱说"吃点亏不要紧,那就是沾了光了"。吃亏是吃亏,怎么是沾光呢?爷爷的解释是:"吃了亏人家就不结记着整治你了"。换句话说,人家看你是个窝囊废,就不费脑筋狠着整你了。这就是爷爷一辈子做人的经验。可有时候他吃亏吃的也太窝囊。那年他快有80了,从山西我二叔那来北京,我到火车站接他。我想他也不会带什么重行李,就在车站外面等他。谁知他肩上扛着两个沉甸甸的大包出来了,我赶紧迎上去,心裏埋怨二叔怎么让爷爷带那么沉的东西,我刚伸手要接,旁边一位大汉却抢先一步接过,二话不说撒腿紧走。我赶快问怎么回事,爷爷一边喘一边紧着摆手,说那包是人家的,可人家的包你干嘛背呀?爷爷好不容易喘稍停了给我解释,他根本不认识那人,那人行李带得多怕超重罚钱,一上车就盯着爷爷让他碰上检查的就说那两个包是他的。到了北京,那人又让爷爷背上包一气从车上下来走到车站外。我当时脑门子直冒火,好你个混蛋居然让80岁的老人给你背行李。我转身再找,那人早消失在人群裏了。爷爷看我生了气紧着说:"不咋儿,不咋儿,还背得动,也就个五六十斤子 "。爷爷就那样,谁都能欺负他。

  爷爷奶奶在北京也住了有十年,可始终一副乡下人打扮,大襟衣服缅裆裤,还要扎上裤脚。爷爷偶尔也穿上一两件城裏人的衣服,那是我们穿剩的。他总以为那是多好的东西,总说你留着穿吧我还有哩,非得告诉他"你不要可就扔了"他才吃惊的收下,纳闷这么好的衣服怎么能不要了呢。在爷爷看,凡是个东西,别管是吃的还是用的,一点都不能糟蹋。

  记得小时候吃鱼,爷爷奶奶总琢磨着连鱼刺也该吃到肚子裏去。怎么办呢,把鱼搁在锅裏咕嘟一晚上,还要加醋,非把鱼刺都熬软了。至于油炸,料酒,酱油就全免了,因为"太费"。结果呢,使我认定鱼是一种挺难吃的东西,又腥又酸,嚼在嘴裏像烂泥。直到有一次在别人家吃饭,桌上有一盘鱼,我在主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尝了一口,立刻惊讶极了,这也是鱼?马上就发起进攻,一盘鱼几乎全让我包了。

  爷爷在北京出门很少坐车,在他看来,放着力气不用而花钱坐车很不上算。他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能从我家(离动物园不远)走到西四、西单、前门。有一次爷爷带着我和弟弟去西单,我俩要吃糖葫芦。爷爷说就剩车钱了,吃糖葫芦就得走着回家。我和弟弟毫不犹豫的选糖葫芦。等吃完糖葫芦我俩就跑,跑出老远坐下,等着爷爷一步一步的跟上来,然后再跑。可没多会儿就觉得:怎么才坐下爷爷就一步一步的到了?再不久我俩就一边一个拽着爷爷慢慢的走了。半路上爷爷带我俩到城墙上转了一圈。那时的北京有城墙有护城河,可没有高楼。天是那么的蓝,一眼能望到西山。我现在一闭眼就想起那天清风拂面,高高的天空响着鸽哨,几个风筝在蓝天裏飘,城裏是层层迭迭的灰瓦屋顶。春天的阳光金灿灿。

  爷爷一天书也没念过,可是能认些字,还会简单的算术,听说是小时候要强,硬是东一点西一点自己学来的。爷爷总跟我们说,人生最要紧的是"有出息",就是好好念书,得好多的五分。然后呢?他就不知道了。因为那正是"一切服从革命需要"的时代,该干什么根本由不得自己。我们也一直把爷爷的话当成陈腐的老套子,听也不要听。其实回想起来爷爷很有些不俗的见解呢。比方说对待朋友,"别好起来穿一条裤子,恼起来又成了仇人"。他恐怕听也没听过"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可他说的也是一个意思。

  爷爷活了96,我奶奶、爸爸、还有姑姑都死在爷爷前面。奶奶1973年死在山西二叔家。快过春节了,那天晚上好热闹,病了好久的奶奶让爷爷扶她起来看看窗外,坐了没一会儿头一歪就咽气了。爷爷没哭,又把奶奶放躺下盖好被子。二叔让爷爷到别的屋裏睡,爷爷说:"不咋儿",非要再陪奶奶最后一夜。

  我爸爸死得很突然,才54岁。碰巧爷爷也在北京,他还是没哭,可脸上透着哀伤,一次次的叹气,不断小声念叨"不顶了,不顶了"(不行了)。几年后我姑姑去世了,爷爷又赶回老家为自己的女儿送葬。眼看自己的孩子一个个先去了,爷爷心裏是怎样一种哀痛,我实在不知道。反正任何人提起爷爷几乎都是一句话"那老爷子,真想得开"。真的,爷爷总想着这世上还有人比他更遭罪更不幸,所以他什么都承受得了。

  绝后对爷爷那辈的人肯定是一大不幸。他有三个儿子,再往下呢,我三叔只有三个女儿,断了。我二叔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可那个儿子只得了两个女儿,又断了。我爸爸呢,有两个儿子:我和弟弟。我只有一个女儿,断了。我弟弟呢,开始说不结婚,又说结婚也不要孩子,这不就全断了吗?可爷爷不紧不慢的说:"不咋儿,人家周总理那么大的干部还绝了后呢"。话是这么说,当我弟弟后来不光结了婚还得了个儿子时,爷爷就不断的带过话来,说特别想看看这个重孙子。他这时已经九十多了,再也来不了北京了。终于我弟弟带着儿子去了山西,爷爷这个乐呀,他想抱抱重孙子,可重孙子一个鲤鱼打挺就跑了。爷爷只能看,重孙子跑到东屋,爷爷跟到东屋,重孙子跑到西屋,爷爷跟到西屋。可每次爷爷一步一步的挪过来刚重重的一屁股坐下,那重孙子就挥舞着他的"毛驴刀"(一把扫床笤帚)杀到另一个屋去了。

  又过了不到两年,爷爷去了,正是19971231日的晚上。我二婶说:"爷爷真照顾人,怕耽误上班的,就检了这么个放假的时候"。真的,爷爷一辈子最怕的就是给别人添麻烦。他去世的六天前摔了一跤,骨头断了,躺在床上了,还挣扎着要自己上厕所,他不想让人伺候他。他的衣服一直都是自己洗,除了这最后的六天。

  爸爸死时我在场,爷爷下葬我又赶上了。那是雁北的冬天,寒风冽冽,无力的太阳照在无边的黄土地上,枯草在风中一弯一弯。中国的百姓常被称作草民,大概就像这草一样的微不足道,可又像草那样的坚忍,冬天黄了,春天又是绿绿的一片。学者们费力的探索着一个谜:这黄土地上的中华文明为什么几千年延绵不断,那股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何方?我想,这恐怕和大人物们无关,谜底一定就在我爷爷这样的草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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