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   ¤ 陈向阳

   我爷爷是个极普通的中国人，可有一样，他活了96。一百个人裏能有一个活到96吗？

   从我记事起，爷爷奶奶就和我们住在北京。1966年初夏，他们突然要回农村的老家。我不想让他们走，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走。才过了两三个月，红卫兵席卷了北京。我还在小学，不然也得当个红卫兵。

   一天，一队红卫兵到我家那片儿"清理"黑五类，把个地主婆打得几次翻倒在地。我和弟弟兴奋得不得了，回家还说个不停。谁知我爸爸却沉下脸问我们：" 你们打了没有？"我赶紧说："打的是地主婆。"可爸爸眼一瞪："别管谁也不许打！"我真不明白爸爸干嘛发火，又顶了一句：" 打的是地主婆，是欺负穷人的地主婆。"在我看来，地主婆该打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错不了。爸爸楞了一会儿低声问：" 你们知道爷爷奶奶是什么成份？"这回我楞了，"你爷爷成份是富农。"我呆了，浑身发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从小看的电影小说课本通通都说地主富农一路货，剥削穷人欺压穷人都是坏蛋。可爷爷奶奶哪有一点富农的影子呢？他们和气极了，从没发过火，说话都是小声。他们一点不像剥削人的。奶奶挪着一双小脚整天的忙裏忙外，除了做饭有点空就搓麻绳纳鞋底。爷爷是打扫卫生的，我家附近那片楼区三十几个楼门挺大的一片都归他打扫。每天大清早开始，一上午就拿着大扫把扫地，下午就推着小车一趟一趟的把每个楼门的垃圾箱清理干净。一年 365天一天不落。报酬呢，一个月才18块人民币。说实话，我家不缺这18块钱。我们不是富裕人家，可也决不是困难户。打一开始爸爸妈妈就不愿意让爷爷去干活，可爷爷非要干点什么，他不知怎么就学会了钉鞋，跑到街上摆了个钉鞋摊，不让他去，他就恨不能背个筐去检废纸，反正不能闲着。摆摊是"个体经济"，打扫卫生好赖是个"工作"，爸爸妈妈只好同意他去当清洁工了。其实爷爷的本行是种庄稼。1960年大饥荒那会儿，北京人虽说饿不死，可也整天吃不饱。爷爷就在大院子裏开了块地种了玉米、土豆和菜。好多人家仿效，整个院子成了庄稼地、菜园子了。爷爷还把水桶绑在长竹竿上掏大粪浇地，不少的人不远不近的站着，指点着爷爷把他们的地也捎带着浇上。

   我爷爷这样勤劳和气的人能是富农？可惜那不是讲理的时候，从此我特怕人家问我的出身，光问爸爸倒不怕，我爸爸1939年就投了共产党，好赖也算个革命干部，可那会儿一问就是祖宗三代。

   爷爷怎么会是富农呢？我想不到，别人也想不到。几年以后风声不那么紧了，爷爷跑来看我们。一天他在院子裏碰上个街道干部，我真紧张，怕那个半大老太太训爷爷，再勒令"滚回老家"。谁知道那位却一口一个陈大爷叫的甜着呢，还抱怨现在这卫生可不如陈大爷在那会儿好了。我心说，亏得当年爷爷奶奶走的早，不然你们还不带着红卫兵杀上门来？

   真的，爷爷怎么就成了富农呢？后来才慢慢闹明白。要说我老爷爷，就是爷爷的爸爸，倒真是个地主，山沟裏的小地主，家裏也就有匹骡子、有挂大车，农忙时雇几个短工。长工倒有两个，不是别人，就是爷爷和三爷爷。老爷爷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山沟裏的地主能有几个钱？所以他只送最聪明的长子和四子上学，留着老二（我爷爷）和老三（我三爷爷）在家种地。靠那点地供两个儿子上学可不易，我爸爸说小时候家裏和村上其他人家一样的吃苦，经常连着好多天光吃山药（白薯），见不着正经粮食。这大概是真的，爸爸从不吃白薯，说是吃了就吐酸水，早就吃伤了。就这么着，爷爷还老受气。几十年后了，我四爷爷给爷爷过90 大寿时很内疚的向爷爷道歉，说当年可没少欺负爷爷，伸手打抬脚踢，还穿着皮鞋，他那时总嫌爷爷慢待了他这个洋学生。有一回，我爸爸偷了四爷爷几块钱到县城挥霍了一番。这可闯了祸，这通打、跪，还不用四爷爷动手，得爷爷打，还不能轻了。最后爷爷还得拽着爸爸到县城裏的铺子一家家的走，请人家记着这" 狗儿里"，以后拿钱来也别卖给他东西。

  我老家阜平是八路军的老根据地。留在家裏的爷爷和三爷爷的孩子们，就是我爸爸，我的叔叔姑姑们一个个的都跟了共产党。跑到外边的大爷爷、四爷爷和老姑奶奶就都跟了国民党。四爷爷还上过保定军校，据说算黄埔军校的分校。他毕业只当了个校官，可一解放就被关进了监狱，直到70年代才放出来。老姑奶奶嫁了个修理飞机的，现在还在台湾活着。

  等后来国共两党打起来，老爷爷可就再指不着别人，只有跟前的两个老实巴交的儿子实实在在地伺候他。老爷爷善心一发把手裏的地分给了爷爷和三爷爷，可正赶上共产党闹土改，爷爷和三爷爷两人闹了个富农成份，土地却飞了。我爸爸那会儿年轻不知深浅，挎着枪骑着马跑回老家，自以为大小是个共产党的干部能把自家的地保住。谁知屁用不顶还闹了个严重处分，被狠批一通，从此胆小得要命整天怕犯错误。爷爷倒想得开，反正是吃苦的人，早先是给老爷爷扛长工，这回地没了倒少受点罪。有一身的力气干什么不行呀，打短工，修路，砸石头，还摆摊卖过烧饼油条。1954年，爸爸把爷爷奶奶接到了北京。

  受了半辈子气，爷爷炼出个好脾气。他老爱说"吃点亏不要紧，那就是沾了光了"。吃亏是吃亏，怎么是沾光呢？爷爷的解释是："吃了亏人家就不结记着整治你了"。换句话说，人家看你是个窝囊废，就不费脑筋狠着整你了。这就是爷爷一辈子做人的经验。可有时候他吃亏吃的也太窝囊。那年他快有80了，从山西我二叔那来北京，我到火车站接他。我想他也不会带什么重行李，就在车站外面等他。谁知他肩上扛着两个沉甸甸的大包出来了，我赶紧迎上去，心裏埋怨二叔怎么让爷爷带那么沉的东西，我刚伸手要接，旁边一位大汉却抢先一步接过，二话不说撒腿紧走。我赶快问怎么回事，爷爷一边喘一边紧着摆手，说那包是人家的，可人家的包你干嘛背呀？爷爷好不容易喘稍停了给我解释，他根本不认识那人，那人行李带得多怕超重罚钱，一上车就盯着爷爷让他碰上检查的就说那两个包是他的。到了北京，那人又让爷爷背上包一气从车上下来走到车站外。我当时脑门子直冒火，好你个混蛋居然让80岁的老人给你背行李。我转身再找，那人早消失在人群裏了。爷爷看我生了气紧着说："不咋儿，不咋儿，还背得动，也就个五六十斤子 "。爷爷就那样，谁都能欺负他。

  爷爷奶奶在北京也住了有十年，可始终一副乡下人打扮，大襟衣服缅裆裤，还要扎上裤脚。爷爷偶尔也穿上一两件城裏人的衣服，那是我们穿剩的。他总以为那是多好的东西，总说你留着穿吧我还有哩，非得告诉他"你不要可就扔了"他才吃惊的收下，纳闷这么好的衣服怎么能不要了呢。在爷爷看，凡是个东西，别管是吃的还是用的，一点都不能糟蹋。

  记得小时候吃鱼，爷爷奶奶总琢磨着连鱼刺也该吃到肚子裏去。怎么办呢，把鱼搁在锅裏咕嘟一晚上，还要加醋，非把鱼刺都熬软了。至于油炸，料酒，酱油就全免了，因为"太费"。结果呢，使我认定鱼是一种挺难吃的东西，又腥又酸，嚼在嘴裏像烂泥。直到有一次在别人家吃饭，桌上有一盘鱼，我在主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尝了一口，立刻惊讶极了，这也是鱼？马上就发起进攻，一盘鱼几乎全让我包了。

  爷爷在北京出门很少坐车，在他看来，放着力气不用而花钱坐车很不上算。他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能从我家（离动物园不远）走到西四、西单、前门。有一次爷爷带着我和弟弟去西单，我俩要吃糖葫芦。爷爷说就剩车钱了，吃糖葫芦就得走着回家。我和弟弟毫不犹豫的选糖葫芦。等吃完糖葫芦我俩就跑，跑出老远坐下，等着爷爷一步一步的跟上来，然后再跑。可没多会儿就觉得：怎么才坐下爷爷就一步一步的到了？再不久我俩就一边一个拽着爷爷慢慢的走了。半路上爷爷带我俩到城墙上转了一圈。那时的北京有城墙有护城河，可没有高楼。天是那么的蓝，一眼能望到西山。我现在一闭眼就想起那天清风拂面，高高的天空响着鸽哨，几个风筝在蓝天裏飘，城裏是层层迭迭的灰瓦屋顶。春天的阳光金灿灿。

  爷爷一天书也没念过，可是能认些字，还会简单的算术，听说是小时候要强，硬是东一点西一点自己学来的。爷爷总跟我们说，人生最要紧的是"有出息"，就是好好念书，得好多的五分。然后呢？他就不知道了。因为那正是"一切服从革命需要"的时代，该干什么根本由不得自己。我们也一直把爷爷的话当成陈腐的老套子，听也不要听。其实回想起来爷爷很有些不俗的见解呢。比方说对待朋友，"别好起来穿一条裤子，恼起来又成了仇人"。他恐怕听也没听过"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可他说的也是一个意思。

  爷爷活了96，我奶奶、爸爸、还有姑姑都死在爷爷前面。奶奶1973年死在山西二叔家。快过春节了，那天晚上好热闹，病了好久的奶奶让爷爷扶她起来看看窗外，坐了没一会儿头一歪就咽气了。爷爷没哭，又把奶奶放躺下盖好被子。二叔让爷爷到别的屋裏睡，爷爷说："不咋儿"，非要再陪奶奶最后一夜。

  我爸爸死得很突然，才54岁。碰巧爷爷也在北京，他还是没哭，可脸上透着哀伤，一次次的叹气，不断小声念叨"不顶了，不顶了"（不行了）。几年后我姑姑去世了，爷爷又赶回老家为自己的女儿送葬。眼看自己的孩子一个个先去了，爷爷心裏是怎样一种哀痛，我实在不知道。反正任何人提起爷爷几乎都是一句话"那老爷子，真想得开"。真的，爷爷总想着这世上还有人比他更遭罪更不幸，所以他什么都承受得了。

  绝后对爷爷那辈的人肯定是一大不幸。他有三个儿子，再往下呢，我三叔只有三个女儿，断了。我二叔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可那个儿子只得了两个女儿，又断了。我爸爸呢，有两个儿子：我和弟弟。我只有一个女儿，断了。我弟弟呢，开始说不结婚，又说结婚也不要孩子，这不就全断了吗？可爷爷不紧不慢的说："不咋儿，人家周总理那么大的干部还绝了后呢"。话是这么说，当我弟弟后来不光结了婚还得了个儿子时，爷爷就不断的带过话来，说特别想看看这个重孙子。他这时已经九十多了，再也来不了北京了。终于我弟弟带着儿子去了山西，爷爷这个乐呀，他想抱抱重孙子，可重孙子一个鲤鱼打挺就跑了。爷爷只能看，重孙子跑到东屋，爷爷跟到东屋，重孙子跑到西屋，爷爷跟到西屋。可每次爷爷一步一步的挪过来刚重重的一屁股坐下，那重孙子就挥舞着他的"毛驴刀"（一把扫床笤帚）杀到另一个屋去了。

  又过了不到两年，爷爷去了，正是1997年12月31日的晚上。我二婶说："爷爷真照顾人，怕耽误上班的，就检了这么个放假的时候"。真的，爷爷一辈子最怕的就是给别人添麻烦。他去世的六天前摔了一跤，骨头断了，躺在床上了，还挣扎着要自己上厕所，他不想让人伺候他。他的衣服一直都是自己洗，除了这最后的六天。

  爸爸死时我在场，爷爷下葬我又赶上了。那是雁北的冬天，寒风冽冽，无力的太阳照在无边的黄土地上，枯草在风中一弯一弯。中国的百姓常被称作草民，大概就像这草一样的微不足道，可又像草那样的坚忍，冬天黄了，春天又是绿绿的一片。学者们费力的探索着一个谜：这黄土地上的中华文明为什么几千年延绵不断，那股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何方？我想，这恐怕和大人物们无关，谜底一定就在我爷爷这样的草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