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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童年往事的回憶(三) ¤ 博爾濟吉特後人

　　　　　　-- （北京小椿樹胡同的故事）

　　　　(三) 我的啟蒙老師

　　　幼兒時期我沒有上過幼兒園。不過，學齡前我卻上過私立小學。大概是父母望子成龍吧？聽姑奶奶說，我的父親從小聰明好學，三、四歲就會背唐詩、宋詞，五歲前就會讀、寫幾百個字和一百以內的加減法，中、小學成績總在前三名，而且跳了三次班，十六歲上了著名的北京大學。我長得非常像父親，應該不會太笨。大約在我五歲的時候，父母把我送到私立小學——豹房胡同小學上學。遺憾的是，我讓家裏大失所望。雖然有客觀原因，即爸爸忙於上班養家，媽媽要照顧兩個妹妹和做家務，父母無遐幫助我的學習，但主觀上是我很貪玩、不知道為什麼上學，在學校中什麼也沒學到。不過，我的啟蒙老師——豹房胡同小學的朱老師卻對我以後的成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我家離豹房胡同小學說遠不遠，絕對沒有兩公里；說近不近，因為除了要走過兩條小胡同（銀閘胡同和東廠胡同）還要穿過皇城根、過那條臭水溝——我們管它叫“河沿兒”，即“北河沿兒”。它對我的童年和上私立小學影響很大。

　　　北河沿兒河床很深，大概有一、兩丈，加上還有河堤，所以，北河沿兒的河床對孩童時的我就更深了。可沒有雨水時河水卻很淺：深的地方不能沒過我的腰，淺的地方水只能沒過腳脖子。水裏放上幾塊石頭，就能踩著過河。但雨水一來，可比作家老舍描述的“龍須溝”水大多了。（注：老舍小說《龍須溝》中提到的“龍須溝”在北京西城區。那裏確實有這樣一條溝）記得有一年（我上幾年級忘了，這條小河也流過我上的公立小學）連天大雨，河水竟灌入沿河的好多住戶，迫使他們臨時搬到皇城根小學的課堂裏避難。

　　　上（豹房胡同小）學的第一天是媽媽送我去的，把我當面交給了班主任朱老師，還說，我要是不聽話，就揍我。記得朱老師是個挺美、挺年輕的女人，說話時總帶著甜蜜的微笑。當時她與我媽媽說了很多話，我只記得一句：“現在是新社會，不興打學生了。”還拍拍我的頭，讓我媽媽放心，認為我看上去挺可愛、挺聰明的，學習不會差的。第二天以後上學，有時候跟住在胡同裏的同校的大孩子搭伴兒走，自己走的時候多——反正都是大白天，來來往往的人也多，路是熟路，不會出什麼事兒。不過，我常誤學。誤學原因多是我自己。因為我對上學堂沒興趣，路上總是玩兒，而且多半在河沿兒玩兒——玩兒水、抓蜻蜓、逮螞蚱，有時候借故過河不小心，掉到河裏把鞋、褲子都濕了，沒法兒上學堂；少半兒在學校的操場蕩秋千，或者在沙坑裏玩兒沙子，遲遲不想進課堂裏坐著。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有一次我在沙坑裏玩兒，被同班的同學看見告訴了朱老師。朱老師到操場上把我從沙坑裏拉起來，然後往課堂裏拉。我賴著不走，她就把我抱起來走。我那時雖然已經五歲多了，但長得很瘦小，體重很輕，恐怕很容易被人抱起來。她一直把我抱到課堂上我的座位。記得我一路上連蹬帶踹帶喊，不想進課堂，也不想讓她抱，把朱老師的裙子都踹髒了。朱老師顯然有點兒生氣，臉不知道是累紅的、還是氣紅的，當時說的什麼話我都記不得了，但意思好像是讓我同桌的同學看著我，別讓我跑了。記得我當時的個頭兒比班裏最矮的人都低半個頭，而且膽子非常小，看著同桌的男孩子人高馬大的，再加上朱老師的教鞭在我的書桌上拍得啪啪響，生怕打在我頭上（雖然她從來沒打過人），哪裏敢動，那天我真的老老實實在課堂上聽講了。

　　　現在，我的父母記不清、我更一點兒也不記得我在豹房胡同小學上了多久的學堂，更不記得我在那裏學到了什麼，只模模糊糊記得媽媽把我“交待”給朱老師的情景和老師把我從操場沙坑裏抱到課堂這兩件事。但上學路上的事我卻記得不少，例如媽媽經常叮囑我繞到沙灘兒（街名）的木橋、或者繞到騎河樓（街名）的大石橋過河，而我不聽話，經常踩著小河（北河沿兒）裏的石頭過河。經常因為不小心掉到河裏把鞋、襪子、褲子弄濕了，既不敢回家換、也不好意思上學堂，就在河邊玩兒，或者在學校周圍和操場上玩兒，直到褲子、鞋襪乾了，看到課堂的學生放學排著隊回家，我怕他們羞我，躲起來看他們走遠，我也就回家了。

　　　當然，那時每天回到家裏媽媽都問我當天學了什麼。這時我大多說老師講的很多，我都沒聽懂，所以就沒記住。據說，我三、四歲以前不說話，父母都懷疑我是啞巴，後來能說話了，也很少說，而且說話總是像口吃似的。聽姑奶奶說，小時候要不是我的兩只眼睛又大又有神，嘴不會說話，“眼睛”會說話，恐怕人們會認為我是個小傻子。所以，每當我說上課沒記住老師講什麼，母親每次也都沒仔細問。

　　　不知道是因為父母認為我上了很長時間的學堂什麼也沒學會，還是學校認為我太小、勸我父母不要心太急、等我長大點兒再送我上學。我就停學了。停學的具體時間我雖然記不清了，但停學前的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我在河沿兒玩兒得沒意思了，便去上學，路上遠遠地看見學校同學們已經放學，而且都戴著黑箍排著隊井然有序地走在路上。我藏進一家院門的後面，透過門縫偷偷地看他們走過我藏的院門很遠了，才溜出來回家了。若干年以後才知道，那是中國舉國上下為前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去世而舉行的全國性追悼行動，斯大林去世是在1953年3月5日，也就是說，我在五歲零五個月後停止了私立小學生活。

　　　其實，朱老師的姓氏我並非在豹房胡同小學時記住的，而是上公立小學以後。說起上公立小學，還挺可笑的。

　　　童年時雖然我的父母認為從我的眼神中看，我的智力不會差，但就不明白我為什麼不願意說話。為此，到了我上學的年齡，為我上學的事操了很多的心。而且，我還因不愛說話晚上了一年的學堂。

　　　記得當時入學的年齡是滿七周歲，我是陽歷十月出生的。北京是9月1日開學，即8月31日前滿七周歲方可入學。當然，智力高、年齡差一、兩個月也不是絕對不可以上。我就屬於可錄取、也可不錄取的孩子。記得我差兩個多月滿七歲時去“考” 小學（當時要考試），老師問我什麼，我一句話都不回答。其實，問的問題都是最簡單不過，例如我叫什麼、幾歲了，家裏有什麼人，會不會寫自己的名字、會不會數數，會不會一到十的加減，等等。這些我當時都知道，就是不想回答。原因很簡單，因為老師是生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從來不在生人面前說一句話。按我姑奶奶說法，我“認生”。當時小學校主考老師認為我“智力不足以上學堂”，第二年再上。記得那天回家，我挨了一頓揍。

　　　第二年“考”小學，媽媽竟讓我報了兩個學校：北池子小學和東華門小學。到北池子小學時我仍然一句話也沒說。記得媽媽非常傷心，轉身去東華門小學的路上好一頓哄我。我怕媽媽再為我傷心，在東華門小學的老師“考”我時，我沒有“認生”，不但回答了老師的問題、歪歪扭扭地寫了自己的名字，還扭扭捏捏地背了一首唐詩。背的什麼，我現在記不得了，那是爸爸教的、很簡單的四句。只記得媽媽當時高興的樣子我好像從來沒見過。東華門小學的主考老師一直對我笑眯眯的，而且在我的名字下面划了一個很大的勾，點了一個點兒。當然，我被東華門小學錄取了。

　　　 1955年9月1日是我上公立小學的第一天，這一天我只記得一件事。我發現站在教室前面講台上的年輕、漂亮、梳著兩條大辮子的女老師的面孔我很熟悉，而且有一種十分親切的感覺。她先自我介紹，隨即在黑板上寫了一個大大的字“朱”，並告訴我們，這個字念“朱”，ㄓ——ㄨ——“朱”，那時學的是漢音字母和繁體字。（我上初二以後才學的漢語拼音和簡體字。）那堂課我感覺，朱老師一直都在看著我微笑。我努力地回憶從哪兒見過她。下了課，我沒動，仍坐在我的課桌旁。朱老師走到我的課桌旁，親切、微笑著問我：“你還記得我嗎？”我臉熱得很厲害，低頭小聲、而且聲音越來越小，小得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說什麼：“記得，您抱過我﹐我踹髒了您的衣服”不知怎的，我因此非常喜歡她，我也希望她喜歡我，當然，我最初還擔心她記我的“仇”——我把她的衣服踹髒了。

　　　後來六年的小學生活中感覺到，她一直很喜歡我，我也很聽她的話，更喜歡接近她。我的脾氣很擰，但在她的面前從來“擰”不起來。一年級的事我記不清了，仿佛很平靜地度過了，只記得我的數學和語文分數都很高——這與和她的感情好、喜歡聽她上課、為了讓她更喜歡我而好好地學習很有關係。從二年級第一學期起，我參加了少先隊（當時只有經過班裏大多數同學選舉出來的好學生才能加入，加入率為學生總數的25%到30%），而且一入隊我就是中隊委員，一直到小學畢業的幾年中我都是中隊委員。我的學習成績總在班上的前幾名。後來朱老師不是我的班主任了，但她的話我一直聽。甚至心裏有想不開的事，不喜歡同父母說，也不喜歡同新班主任說，但喜歡找朱老師說。

　　　在我一生中遇到過多少位老師記不清了，印象最深的就是這位朱老師。也許，就像古人說的，她屬於我的啟蒙老師吧？

　　　一個人老了會忘記無數的人和事，但不會忘記他的啟蒙老師。

　　　　　　二零零五年八月修改於堪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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