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华文创作（1989-1999）评析
¤ 張曉君
绪言：澳大利亚华文创作的背景和概况
中国人移居海外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早年以华工被贩卖到东南亚和美国的居多。根据
ERIC ROLLS
的《公民们》记载，中国人移民到澳大利亚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了，他们多半是被贩卖来澳大利亚淘金的。“中国人自己并不知道他们和澳大利亚联系的久远程度，这种联系比欧洲人殖民澳洲要早几百年，从那时开始的海参贸易一直延续到现在。在他描述中，肯定了澳洲华人对澳洲社会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华人，澳大利亚会比现在的规模要小。”（
Rolls， E. 1996）在另一本华人史书《红带子，金剪子──悉尼华人史》，也记载了1840年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从而导致了鸦片战争，
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定，使中国政府对外国开放了通商口岸，“1859年，西方对中国劳工的需求导致广东省产生首批大量移民。”（
Fitzgerald, S. 1998，p17
） 然而，今天这一群“海外华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定义，指的不仅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中国人，也包括早年移居别的国家，现在又从别的国家移民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还有从香港和台湾留学或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而且这些人的文化教育程度也发生了变化，已从单一的劳工变成有文化的人，因为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后，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到海外学习和定居，从此，世界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华人作家。因为他们和海峡两岸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他们处在一个如此特别的位置上，他们双重身份和生活经历使他们有更广阔的视野，因此他们的作品在世界文坛上独树一帜，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澳大利亚的华文创作,
虽然与世界上别的国家相比还比较弱,
可毕竟也是国际主流华文文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研究它。近十多年来，澳大利亚的华文创作佳作纷陈，新人倍出，影响日益深远，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作品显得粗制滥造。本文仅以89年到99年的一些作家作品为例子，分析一下澳大利亚华文文学创作在近十年的发展和影响。
中国留学生的伤痕文学
本文首先要谈的是中国留学生的华文创作，也就是所谓的“留学生伤痕文学”。“伤痕文学”这个定义最早来源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刊登的中国作家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是指那些“概括地反映出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并且呼吁治疗创伤的重要性的作品。”（唐翼明，
1995, p26, 引自冯牧1980）从80年代初开始,
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实行增收留学生的政策,
使大批有文化知识的中国人涌进了澳洲，他们在学习和工作的同时，开始了反映自身生活和情感的创作，这种以反映中国留学生生活和感情为主题的作品不仅揭示了这一群有着特殊身份的留学生灵魂深处的内伤，也展现了他们那种奋发向上的本质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所以这类作品与中国“伤痕文学”有着共通之处，故被称为“留学生伤痕文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毕熙燕的《绿卡梦》和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
很多留学生取得了合法身份,
他们加入了澳大利亚的华文创作队伍,
他们的作品从单纯的“留学生文学”脱颖而出，他们的作品反映出更深层的社会层面，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使他们观念的更新。他们的创作使澳大利亚的华文创作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澳大利亚华文创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绿卡梦》是留学生伤痕文学的其中之一的代表作，它是留学生生活的生动写照。小说主要写了四个不同背景的女留学生的不同命运。邹易是北京来的已完成硕士学位的才女，凯西是年轻而随便的上海姑娘，玛丽是善良而已婚的大龄留学生，而苏云是一个能干但势利的“小家碧玉”。
邹易在中国饱受所谓“伦理道德”之苦，只因为她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已婚男人，成了中国社会观念所鄙视的第三者。到澳大利亚后，她不能忍受那些为求身份不惜失去自我人格和尊严的那些留学生的态度，她坚持为爱而结婚，最终找到有情人，这个人物命运的塑造是一代中国留学生所渴望的理想化的结局。
凯西是一个年轻而浅薄的上海女孩，因为未成年时已被兽性的父亲占有的这种不寻常的经历，使她到澳大利亚以后更加放浪，最终却因为真心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而不能自拔，她因爱成恨把心上人也搞得家无宁日。
玛丽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她为了想方设法把丈夫和孩子搞来澳洲，不惜铤而走险跟一个已获身份的中国男子杰办假同居，谁料戏假情真，与杰真心相恋，在丈夫和孩子到来以后，玛丽在丈夫和情人之间选择了已全无感情的丈夫。杰对玛丽怀恨在心，对玛丽和她丈夫进行报复，他设计约会玛丽，又暗地里告知了她的丈夫，让玛利的丈夫亲眼看到妻子在跟在自己做爱，让玛丽在她的丈夫面前丢尽了脸，最后玛丽被逼得家不成家，一怒之下企图开车想把杰杀了，可是不但没有成功，自己反被关进了监狱。
苏云为了得到身份走捷径与丈夫离婚，希望尽快解决身份问题，可是在受尽那新欢的折磨后，最终也疯了。
作者以流畅娴熟而不着斧拓痕迹的笔法，用几个典型的例子揭示了一群中国留学生痛苦的挣扎和为取得绿卡不惜一切代价那种被扭曲了的人性，以及得到身份后，这群“新移民”力图重建其地位和人格所作的努力。作者的视野焦点主要放在人的生存环境对人的改变上，尤其是对女性的价值观和自身价值上。在纷繁起伏的故事表层下，作者以其娴熟而圆润的笔法引领着读者穿过复杂延拓的场景，去探索几个女性的内心世界，使读者对这群为着摆脱中国的物质上的贫穷，不合理的政治和伦理道德观而流浪到异国他乡的中国人产生一种理解和共鸣。作者同时还尖锐地指出，很多中国人抱怨他们所遇到的种族歧视，可是最可悲的是最看不起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自己。（毕熙燕
1996，p88)
如果我们用笔法细腻、感情真挚和布局整齐来描述毕熙燕的作品的话，那么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就属于人物性格刻画得形象和深刻了。
刘观德在小说的开头，以《一千零一夜》中“开罗人寻金梦”作为引子，引出了“我”和无数的中国留学生来澳大利亚寻找出路那种既狂热又痛苦的经历。他把这种风起云涌的出国热潮比成象“文革”的红卫兵大串连一般狂热，他在描述当时众多留学生的心态时说，留学生里流传着一句格言：“出去不易，呆下去很难，回转去更难。”（刘观德，
1991，p4）这是一种流亡海外的中国人所共有的悲哀。中国留学生为得到一份有合理报酬的工作，不惜冒着被移民局通缉的危险，一边设法逃学，一边与精明的老板周旋，能找到工作已经比没有工作强一百倍了，留学生没有多少权利去选择。“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刘观德，
1991，p4
）这“五苦论”是当时很多留学生心态的真实写照。“我”觉得澳洲，尤其是悉尼美得既让“我”赞叹不绝，又让我欲进不行，欲退不能。然而，正因为这样，使“我”感到一种无法摆脱的悲哀。“咱们中国人不笨，可为什么却偏偏尽是扮演这类悲剧的角色？”（刘观德，
1991，p5
）可是无论“我”在这如何受苦，如何挖空心思与老板勾心斗角，如何用“快乐计日法”来治疗自己思乡病，这一切都是国内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他们只看到“我”三个月内已还清了欠债，就以为澳大利亚遍地黄金。小说中的“我”是很多来自中国的有知识的留学生的化身，
“我”看不上没有教养，却专门拿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作精神调剂的面包店的香港老板，“我”觉得“我”的精神财富比他丰富多了。（刘观德
1991，p160
）但在“我”跟韩国老板的劳资双方斗争中，“我”所做出的那种不近人情的言行，反映出中国人思想深处的劣根性和行为上的陋习，即使是“我”这样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例外。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人身在异乡而到处充满弱肉强食的竞争这样一种特异的生存环境中所不自觉地表现出的行为思想的审视和反思。
另外，很值得一提的还有，由九位来自中国，在悉尼华文文坛上最活跃的女作者结集而成的小说集子《她们没有爱情》。她们的小说虽然在风格上各不相同，但是她们有着一些相通之处，就是她们的作品都是以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学生作为背景，她们笔下的女性多半被人利用，遭人遗弃和欺骗，在这异国他乡找不到真正的爱情，她们着笔在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相矛盾之际，既表现了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也表现了与周围环境的冲突。（千波，
1998，萧虹序）但是，这本集子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作者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些作者的专业性不强，使得整本书的水平受到影响。这种现象也正说明中文创作要在澳大利亚发展实在是的困难重重，因为在澳大利亚从事文学创作很难成为一种职业，所以有些作者缺乏专业训练，很多作者都是半途出家，是出于爱好而从事写作。
这种反映中国留学生生活的小说被人称为“留学生伤痕文学”，因为这类作品在反映人们在特殊环境下，心灵深处受到创伤的方面跟中国“新时期”的伤痕文学有共通之处，故而得名。这群来自中国的作家们通过不同的故事表现了一种流浪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一种最深切的悲哀──无论他们在澳大利亚受到什么排挤和歧视，无论他们如何甘于忘记过去的优裕生活重新开始，无论他们怎样视自己为过客离群索居，他们都必须在这呆下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
来自其他地区的华文作家作品
活跃在澳大利亚文坛的还有另一类作家是来自中国以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他们有的是来留学，有的是在这里定居的，他们的作品与中国留学生作品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和风格。
比如，来自中国以外的地区的留学生，他们对生活有着跟中国大陆留学生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他们没有面包和工作的危机，他们也不需要为逃避不民主的政治体制，也不必为摆脱贫穷急于解决身份和工作，他们所面临的只是学习和思乡的问题。因此他们的作品比反映中国留学生的作品显得轻松，并着力于表现人性的自我完善，如《南十字星下》。它是从墨尔本大学的中文学报《青鸟》精选出来的散文小说集，全书五十五篇文章由二十五位年青的大学生执笔，这些大学生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香港和东南亚各国。虽然同是海外华裔留学生，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与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截然不同，他们大多数人都得到家里的经济支助，无须为工作和学费担忧，他们的作品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无敌的奋斗之心，对故乡和亲人深深的思念，纠缠不清又欲理还乱的恋情，他们的作品没有中国大陆留学生作品那种压抑感和失落感，却更多地表现他们在学习自然科学（不少作品是写医学院的学生）过程中对生命的质疑和反思。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我们用生命谱上色彩”。其中写的比较好的有张咏顺，他的《妳》，写他在一个母亲节前夕，赶了个时髦买了一张卡打算寄给“你──妈妈”，在写这张卡时，他回想起妈妈的过去，才突然醒悟到，自己现在的骄傲竟然是自己所忽视的母亲勤劳无怨的一生换来的。《南十字星下》写的就是这种在异乡生活的留学生与亲人和恋人分隔两地所产生的强烈的思念之情。他们的作品正如著名作家夏祖丽所评论的那样：“这本文集的作者大部分是在家乡受过中文教育后，来到多元文化的澳洲，他们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掌握了中英两种语言，他们克服了文化和社会的差异，努力做一个跨文化的人，然后再回头寻找传统和民族的新定义。”（夏祖丽在《南十字星下》序，
1996年）
来自非大陆地区，又不是留学生身份的作家有很多，这里只用来自印尼诗人心水和来自香港的女艺术家江静枝作为例子，分析一下这类作家的作品特点。
心水的诗集《温柔》写出了作者对亲人和故园的一腔柔情，和对和平的歌颂。（心水，
1992）“近代华人大批迁徙的事例中，越，棉，寮船民的遭遇，无疑是最令人惊呀和叹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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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里，也无法预测掌握你命运的人，明天如何宰割你的命运。”（心水
1995
，张至璋序）心水是有着如此特别身世的华人作家之一，他是一九四四年从越南出生的华侨，一九七八年为躲避战乱，全家逃难到了印尼，后来才申请到了澳大利亚定居。因为作者特殊的经历和身世，使他的诗作除了借景抒情外，还表现出一种对战争引起的生灵塗炭的控诉和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和热爱。诗人在澳大利亚这一片平静的国度找到了多年梦想中的田园之趣。（心水，
1996
）他的作品反映了一种来自其他地区的华裔移民的心态，他们在别的国家经历了战乱或遭到迫害后，在澳大利亚这个被称为多元文化的国家找到了真正可以安家落户的乐土。“生命终于赢回来，定居澳洲，下飞机的时身上只有十美元，对全新的‘袋鼠国度’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心水
1995， p36
）另外作者在文章里对澳大利亚这个人人平等的民主国家和平易近人的总理也赞叹不绝，“作为一个澳洲公民，我们总理的正义的眼泪，令我们深以为傲，作为一个炎黄后裔，中共屠城残杀同胞的暴行，令我感到无比耻辱。”（心水
1995，p125）
曾荣获澳大利亚首届拿破仑杰出艺术成就奖的江静枝，是来自香港的音乐家翻译家和作家。她的散文集《随爱而飞》是写自己对过去，对亲情的回忆和一些身边的小事。作者最初也是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来澳大利亚学音乐的，在她的散文《给母亲的信》里，她这么描述自己作为海外游子的心声：“许多人都相信出国留学是体面的喜事，对我来说，我只是一个久居外国的游子，我既不体面，也没有一般留学生的喜悦。”（江静枝
1996，p50）她认为，如果能让她重新活过，她宁肯一辈子留在母亲的身边，“有谁愿意提着未经风霜的童年，踏上不知方向的旅途，安插在一个陌生，不同种族，语言，情操的国家，一直精神飘泊到成年？”（江静枝
1996，p53）作者还在作品里反映了身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对自己身份和文化的的迷惘，她既不能象她儿子这种土生土长的
ABC（Australia Born Chinese）那样，毫不犹豫地说“我是澳洲人”，在澳洲人面前，“虽未敢忽忘自己的来处”，（江静枝
1996，p247）也不能把自己归类成“中国人”。澳大利亚政府虽然提出“文化认同”作为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尺度，（
Goodman,D.1991，p14）但是移民的身份归属还是难以确定,(Theophanous, A.1995，p283)作者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和婉约动人的笔调诉说了所有海外移民感到的最深切的悲哀─一种非此非彼的身份定义。
中西方文化的认同和冲突
还有另一类文学作品着眼于表现中西文化和观念上的不同，使读者在阅读中既了解了中西方文化的异同，同时也增广了见识。如文学评论家出身，来自中国的作家的张奥列,
移民到澳洲以后,
在干了一段另类工作以后,
重返文化界,
任职《自立快报》的编辑。他在短短的几年间,
发表了两本小说,
散文和文学评论集《悉尼写真》和《澳洲风流》。他以自己独到的眼光,
轻松而动人的笔调去写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和新移民在澳大利亚千姿百态的生活，他的作品反映了新移民对生活的迷茫和对未来的思考。他的《未成年少女》,
（张奥列，1996，p13）就深刻地反映出那种西方文化和习俗与中国传统和观念的格格不入。两代不同年龄的中国移民在接受西方习俗上所表现出的极大的差异。张奥列的很多评论文章，对华人社会作了很深入的介绍，其中一些作品对华文报纸杂志作了很详细的分析，一些作品讲述了华人对澳大利亚不可低估的贡献。但是，他的一部分作品因为在描绘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时，太注重其开放的一面，他的一些作品从猎奇的方式出发，描写从封闭的中国出来的华人到处沾花惹草，其笔法大胆而放诞，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可是某些作品也不免流于表面化，似乎所有的澳洲人（特别是女人）都认同开放的性生活，乱交和不正常的夜生活。
风叶的《澳大利亚告诉我》则是以一个陌生人突然来到澳大利亚这个“美丽而安宁的国家”的所见所闻，写出了一个中国人对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从陌生到理解和赞赏的心理转变过程。风叶的散文比较注重人物性格和行为的刻画，读者可以从她的笔下读出一个
个不同形象的人物：有爽朗又严厉的“罗尔太太”；（风叶
1996，p27）有精明又乐观的印度人莫地；（风叶1996，p19）有善于钻营赚钱的上海人“杨先生”（风叶
1996，p71）等等。作者除了写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本地人的生活和习惯外，也写了不少中国新移民和留学生的真实生，这本书写出了作者对这个国家的全面观感。
这类题材写得比较好的还有曾多次在港台及澳大利亚获奖的来自香港的女作家梁綺云，她的《袋鼠国随笔》以轻松而生动的的笔调，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幅澳洲生活的风情画，她把全书分为三节，在“移民生活”一节里，她以从来自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的华人移民的角度“来描述澳洲华人生活的点滴，剪影，和心态。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勾画出一个澳洲生活的轮廓。”（梁綺云
1994，自序p5）作家还通过描写华人的衣食住行，消遣娱乐，生老病死，以及华侨对故国之思，乡土之恋等等反映出华人的思想和行为在异乡，在东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所产生的种种变化。（梁綺云
1994，自序p5）而其他两个章节“澳洲民情”是向读者介绍澳洲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医疗福利等等。“怀旧一翻”是从自身──一个新移民的角度写出移民对故园深沉的思念。
梁綺云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华人作家，她的文章文笔流畅，感情真挚，她以女作家特有的敏感的感受写身边发生的人和事，是人倍感亲切，她的不少抒情散文成为“澳洲旅游或留学的指南。”
（黄雍廉在梁綺云1994，序p3）
梁綺云在写华人的奋斗史时说，几十年前，悉尼的唐人街只有两家小杂货铺，一间广东茶楼，两三间小食店。当年的华侨因为语言不通也不信任洋人，他们总把血汗钱藏在身边，而不肯放进银行里。今天华人的生活起了极大的变化，华人杂货店，饭店多得数不胜数，华人的普遍教育水平也提高了，近年有更多的华人积极参政，因此，澳洲各界也开始越来越尊重华人的力量了。（梁綺云，
1994，p30）
她在批评中国移民的一些不良行为时说：“我曾见很多中国移民，来到本地，一开口就是：‘外国人有什么文化？’‘外国人哪懂吃喝？’‘中国人才懂得教子女，洋人家庭哪有伦理？’有些新移民盲目拒绝异族文化，终日闭户自封，只与中国人来往，只吃中国菜。他们认为洋人通通是肤浅的。他们镇日缅怀过往，回想移民前的生活成就，时常喊苦闷，申诉中西文化的鸿沟令他们不能投入新生活。”（梁綺云，
1994，p62）她认为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坏习惯。“
澳洲是一个多种族汇集的国家，由来自世界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及地区的移民组成，堪称是不同种族的大熔炉。”（梁綺云，
1994，p87）“联邦政府有见及此，早在数年前大力提倡‘多元文化’，期望达到一个多姿多彩，和谐共处的多种族国度；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对于很多华人受到种族歧视的事，她的看法是，新移民因语言不通受到歧视，是迫不得已的，唯有努力学习英语，解决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要检讨一下自己的行为，很多新移民没有公德心，欠缺教养，不守法规，令当地人反感。所以我们要先检讨自己，不能一味责怪别人歧视自己。（梁綺云，
1994，p135）此外梁綺云（梁綺云1999，5，11）也提到了华人移居澳洲的历史，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华人社区里，早在一八九四年九月一日，华文报纸就已在悉尼出版，虽然当时的报纸还是“手写”的报纸，三年后才改为铅印。而最早的华文文学和书法创作大概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维多利亚的大金山济公堂和墨尔本四邑庙里的那些对联了。
华文创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原因
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人口虽然没有美国多,
但和加拿大,
英国相比,
人数相若,
但其移民文学与世界上别的欧美国家相比,
在数量和质量上显然有一定的差距。概括以上几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
首先，成名的作家来澳大利亚定居的不多，很多较有成就的作家会选择移民到欧美，因为相对于欧美，澳大利亚是一片平静的乐土，而不是有竞争，有缤纷生活环境适于创作的土壤。
其次，澳洲的华文创作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还因为华文创作的环境和作家本身的素质，澳大利亚是一个比较平淡的国家，除了
1989年“天安门事件”引起的留学生风波给本地华文作家一些写作题材外，可以让作家发挥的题材并不太多，加之本地作家多半是半路出家的业余爱好者,
文学修养不够,
作品的质量不高,
因此相互相承地作品的粗糙也影响了销路。
还有，因为澳大利亚的华文市场较为狭窄，读者不足，印刷困难，稿费偏低等等原因，使为数不多的名作家都宁愿会回中国或原居地发表其作品。例如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
1991年在上海发表后，1992年获上海中篇小说二等奖。其后才被翻译成英文小说《苦桃李》（
Bitter Peaches and Plums，Jacobs, J. B & Ouyang，Y. 1995）在澳大利亚发表。还有著名作家夏祖丽的代表作《哥儿俩在澳洲》（
1989），《袋鼠跳跃的大地》（
1992），《异乡人，异乡情》（
1992）和《南天下的铃鸟》等，都是在台湾发表并获奖的。
正如专门从事澳洲华文文学研究的评论家欧阳昱博士在他的文学评论“文学会灭亡吗？──当代澳大利亚华文创作所面临的问题”
(欧阳昱1997，在夏祖丽1997主编，p73)中指出的那样，从1848年开始，中国人移居澳洲至今，到本世纪的八十年代，华人移民到澳洲的人数已稳步增加，他认为虽然澳大利亚的华人文学象雨后春笋那样繁荣，但文学创作还是没有显著成绩，主要受四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
文学创作的结构流于简单，题材陈腔滥调，主要的话题不碍乎如何思乡和如何离
乡别井为了赚钱甘于干任何低下的工作，缺乏艺术创作应有的深思。
第二，
很多作家从一个封闭的社会制度突然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度，他们尽情滥写“性欲”
的题材，仿佛“性”是他们唯一感性趣的话题。
第三，
很多作家为了多赚稿费，草率了事，使很多文学作品粗制滥造，缺乏应有的艺术
表现力。文学评论近乎绝迹，那些低劣的作品很少被回顾和批评，使整个文学界
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的趋势。
第四，
作品极少表现中国人和澳洲人之间的联系，鲜有作品把外族人看成有血有肉的正
常人，作家时常把澳洲人称为“鬼佬”，带有明显的种族色彩，虽然近期的作品
有了一些改良，但很多作品仍把澳洲人分为“好人”和“坏人”而不是用一种审
慎而中立的态度去描写。（欧阳昱
1997，在夏祖丽1997主编，p73）
另外一个问题是华文创作需要发表的园地，而最大的需求者就是报纸杂志。可是这些报纸杂志存在着很多自己的问题，目前澳洲的中文报纸杂志大约有几十种，以供给日益壮大的华人社区的需要，以悉尼为例，
1900年时，悉尼仅有3500名华人，1991年的人口统计表明，在悉尼居住的华人已经超过了13万8千人。（Fitzgerald, S. 1996，p3）目前在澳洲定居和旅游的华人目前已超过了
40万人。华人社会需要得到新闻信息和文化交流，各类报纸应运而生，其中悉尼的华文日报就有四家：《星岛日报》，《澳洲新报》，《自立快报》和《澳洲日报》。
不少报纸杂志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曾繁盛一时，不少杂志都是当时的留学生创办的，
90年代初的很多作品都是反映当时留学生的苦闷和悲欢的。
1993年后，因为大多数留学生的身份得到解决，不少华文作家回到校园深造或有了自己的小生意，这类反映留学生生活的“留学生伤痕文学”开始减少，不少杂志也因缺少稿源而销声匿迹了。还有，因为每份报纸只售八毛至一块，每份报纸每天的销售量只不过一万多两万份，光靠销售额难以维生，大多数报纸都依赖广告维持。读者不足，报纸太多，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使各报纸广告的竞争十分激烈，报纸除了要雇佣一些活动能力较高的广告员外，还要争相减低广告的价格，可是如果广告占用的篇幅太大，也会影响了读者对报纸的兴趣，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张奥列
1996，p143）由此可见，华文文学创作和其创作园地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华文创作依赖于华文报纸杂志而生存，而华文报纸杂志也深受华文创作质量的影响。
结语
旅居海外的华人，不管是早年被卖到异邦做苦力的，从中国大陆来留学然后留下来的，从台湾香港移民来的，还是从东南亚来的难民，虽然他们离开原居地的目的很不相同，或是自觉自愿，为求学和经商远渡重洋的（如香港和台湾的移民）；或者是为他力所迫不得不离开原居地的（如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和被马来西亚，印尼反华势力迫害的东南亚移民），但是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特质，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就是他们自身所共有的中华文化。这群海外华人常常被称为离散的华人（
Diaspora）。这个词“原意是指当年犹太人被巴比伦人逐出故土，大批流落海外的现在。后来则泛指海外散居的犹太人，又被引伸为一切大批散居国外，仍身怀母国文化的人群。”（张至璋序，在夏祖丽
1997主编，p2）这群身怀着中国文化的移民，不管他们是“落地生根”，还是“落叶归根”（
Wang，L，1991，p181），他们特殊的身份使他们身处在一个中西文化相融或相斥的环境中，作家们通过自己的笔着力表现出澳大利亚移民这种既希望保持中国文化精粹又要适应主流文化所表现出的迷惘和努力。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移居澳大利亚的华人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和辛勤地劳动，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澳大利亚自
1973年起，提倡和实行多元文化政策，鼓励来自不同地区的各民族人民保持自己文化和传统，使各民族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建立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各种媒体（
Theophanous，A，1995）。正是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为华文创作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华文创作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它必定会在作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克服本身的缺点，在这个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无数珍宝中放射出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所特有的璀烂异彩。
阅读书目索引：
1. 毕熙燕《1996年1月绿卡梦》北京华夏出版社。
2. 梁綺云1994《袋鼠国随笔》，英国剑桥华人世界出版有限公司。梁綺云1995年11月5日“橼笔留痕”《星岛日报》
3. 刘观德1991年12月《我的财富在澳洲》。上海人民出版社。
4. 风叶1996年12月《澳大利亚告诉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 江静枝1996年8月《随爱而飞》，广东省花城出版社。
6. 千波(编辑)1998年2月《她们没有爱情》。新金山印务公司（墨尔本）。萧虹，1998年2月在《她们没有爱情》序。
7. 唐翼明1995年《大陆新时期文学（1977-1989）：理论与批评》，自《沧海丛刊》，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引用冯牧《对与文学创作的一个回顾和展望》，《文汇报》
1980年第一期。
8. 心水的诗集1992年5月《温柔》。美国洛杉矶新大陆诗刊印行。
9. 心水散文集1995年6月《我用写作驱魔》。美国洛杉矶新大陆诗刊印行。
10. 卓德福，郭颖洁和张詠顺（编辑）1996《南十字星下》，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中华出版社。夏祖丽序。
11. 张奥烈1996《澳洲风流》，香港开益出版社。
12. 张奥列1995《悉尼写真》，福建省海峡文艺出版社。
13. 夏祖丽; 纪宝昆；张至璋，(编辑)1997，《文化的跨越》 Chang, Julia; Kee, Poo Kong; Chang, Chin Chang.(Eds) 1997. Chinese Cultures
in Diaspora-Emerging Global Perspectives on the Centre and Periphery Taiwan
[Melbourne, Vic], Oceanian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National Endowment
for Culture and Arts. Melbourne.
14. David Goodman; D. J. O'Hearn; Chris Wallace-Crabbe. (Eds) 1991.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the Challenges of Change. Scribe Publisher: Newham, Victoria.
15. Fitzgerald, S. 1996. Red Tape, Gold Scissors-The Story of Sydney's Chinese.
The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New South Wales. 费兹杰尔德，雪莉著，张威翻译，1998年《红带子，金剪子──悉尼华人史》，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府出版。
16. Jacobs, J. Bruce & Yu, Ouyang. 1995. Bitter Peaches and Plums. Monash
Asia Institute, Monash University, 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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