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華文創作(1989-1999)評析  

           ¤ 張曉君


緒言:澳大利亞華文創作的背景和概況

    中國人移居海外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了,早年以華工被販賣到東南亞和美國 的居多。根據 ERIC ROLLS 的《公民們》記載,中國人移民到澳大利亞已經有百多 年的歷史了,他們多半是被販賣來澳大利亞淘金的。“中國人自己並不知道他們和 澳大利亞聯繫的久遠程度,這種聯繫比歐洲人殖民澳洲要早幾百年,從那時開始的 海參貿易一直延續到現在。在他描述中,肯定了澳洲華人對澳洲社會不可磨滅的貢 獻,沒有華人,澳大利亞會比現在的規模要小。”( Rolls, E. 1996)在另一本 華人史書《紅帶子,金剪子--悉尼華人史》,也記載了1840年英國向中國傾銷鴉片, 從而導致了鴉片戰爭, 1842年“南京條約”的簽定,使中國政府對外國開放了通商 口岸,“1859年,西方對中國勞工的需求導致廣東省產生首批大量移民。”( Fitzgerald, S. 1998,p17 ) 然而,今天這一群“海外華人”在人們心目中的定義,指的不僅 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中國人,也包括早年移居別的國家,現在又從別的國家移民到澳 大利亞的中國人,還有從香港和台灣留學或移民到澳大利亞的華人。而且這些人的 文化教育程度也發生了變化,已從單一的勞工變成有文化的人,因為到了二十世紀 中期後,很多知識分子開始到海外學習和定居,從此,世界文壇上出現了一批華人 作家。因為他們和海峽兩岸的文化有著千絲万縷的聯繫,加上他們處在一個如此特 別的位置上,他們雙重身份和生活經歷使他們有更廣闊的視野,因此他們的作品在 世界文壇上獨樹一幟,佔據著不可忽視的地位。澳大利亞的華文創作, 雖然與世界 上別的國家相比還比較弱, 可畢竟也是國際主流華文文學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研究它。近十多年來,澳大利亞的華文創作佳作紛陳,新人倍出,影響 日益深遠,當然其中也有一些作品顯得粗製濫造。本文僅以89年到99年的一些作家 作品為例子,分析一下澳大利亞華文文學創作在近十年的發展和影響。

中國留學生的傷痕文學

    本文首先要談的是中國留學生的華文創作,也就是所謂的“留學生傷痕文學”。 “傷痕文學”這個定義最早來源於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刊登的中國作家盧新華 的小說《傷痕》,是指那些“概括地反映出人們思想內傷的嚴重性,並且呼籲治療 創傷的重要性的作品。”(唐翼明, 1995, p26, 引自馮牧1980)從80年代初開始 , 澳大利亞政府對中國實行增收留學生的政策, 使大批有文化知識的中國人湧進了 澳洲,他們在學習和工作的同時,開始了反映自身生活和情感的創作,這種以反映 中國留學生生活和感情為主題的作品不僅揭示了這一群有著特殊身份的留學生靈魂 深處的內傷,也展現了他們那種奮發向上的本質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所以這類作品 與中國“傷痕文學”有著共通之處,故被稱為“留學生傷痕文學”。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有畢熙燕的《綠卡夢》和劉觀德的《我的財富在澳洲》。 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 , 很多留學生取得了合法身份, 他們加入了澳大利亞的華文創作隊伍, 他們的作品 從單純的“留學生文學”脫穎而出,他們的作品反映出更深層的社會層面,和對不 同文化的理解使他們觀念的更新。他們的創作使澳大利亞的華文創作又出現了前所 未有的繁榮,澳大利亞華文創作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綠卡夢》是留學生傷痕文學的其中之一的代表作,它是留學生生活的生動 寫照。小說主要寫了四個不同背景的女留學生的不同命運。鄒易是北京來的已完成 碩士學位的才女,凱西是年輕而隨便的上海姑娘,瑪麗是善良而已婚的大齡留學生, 而蘇雲是一個能幹但勢利的“小家碧玉”。

    鄒易在中國飽受所謂“倫理道德”之苦,只因為她愛上了一個不該愛的已婚 男人,成了中國社會觀念所鄙視的第三者。到澳大利亞後,她不能忍受那些為求身 份不惜失去自我人格和尊嚴的那些留學生的態度,她堅持為愛而結婚,最終找到有 情人,這個人物命運的塑造是一代中國留學生所渴望的理想化的結局。

    凱西是一個年輕而淺薄的上海女孩,因為未成年時已被獸性的父親佔有的這 種不尋常的經歷,使她到澳大利亞以後更加放浪,最終卻因為真心愛上了一個有婦 之夫而不能自拔,她因愛成恨把心上人也搞得家無寧日。

    瑪麗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型的女人,她為了想方設法把丈夫和孩子搞來澳洲, 不惜鋌而走險跟一個已獲身份的中國男子傑辦假同居,誰料戲假情真,與傑真心相 戀,在丈夫和孩子到來以後,瑪麗在丈夫和情人之間選擇了已全無感情的丈夫。傑 對瑪麗懷恨在心,對瑪麗和她丈夫進行報復,他設計約會瑪麗,又暗地裡告知了她 的丈夫,讓瑪利的丈夫親眼看到妻子在跟在自己做愛,讓瑪麗在她的丈夫面前丟盡 了臉,最後瑪麗被逼得家不成家,一怒之下企圖開車想把傑殺了,可是不但沒有成 功,自己反被關進了監獄。

    蘇雲為了得到身份走捷徑與丈夫離婚,希望盡快解決身份問題,可是在受盡 那新歡的折磨後,最終也瘋了。

    作者以流暢嫻熟而不著斧拓痕跡的筆法,用幾個典型的例子揭示了一群中國 留學生痛苦的掙扎和為取得綠卡不惜一切代價那種被扭曲了的人性,以及得到身份 後,這群“新移民”力圖重建其地位和人格所作的努力。作者的視野焦點主要放在 人的生存環境對人的改變上,尤其是對女性的價值觀和自身價值上。在紛繁起伏的 故事表層下,作者以其嫻熟而圓潤的筆法引領著讀者穿過複雜延拓的場景,去探索 幾個女性的內心世界,使讀者對這群為著擺脫中國的物質上的貧窮,不合理的政治 和倫理道德觀而流浪到異國他鄉的中國人產生一種理解和共鳴。作者同時還尖銳地 指出,很多中國人抱怨他們所遇到的種族歧視,可是最可悲的是最看不起中國人的 是中國人自己。(畢熙燕 1996,p88)

    如果我們用筆法細膩、感情真摯和佈局整齊來描述畢熙燕的作品的話,那麼 劉觀德的《我的財富在澳洲》就屬於人物性格刻劃得形像和深刻了。

    劉觀德在小說的開頭,以《一千零一夜》中“開羅人尋金夢”作為引子,引 出了“我”和無數的中國留學生來澳大利亞尋找出路那種既狂熱又痛苦的經歷。他 把這種風起雲湧的出國熱潮比成像“文革”的紅衛兵大串聯一般狂熱,他在描述當 時眾多留學生的心態時說,留學生里流傳著一句格言:“出去不易,呆下去很難, 回轉去更難。”(劉觀德, 1991,p4)這是一種流亡海外的中國人所共有的悲哀。 中國留學生為得到一份有合理報酬的工作,不惜冒著被移民局通緝的危險,一邊設 法逃學,一邊與精明的老板周旋,能找到工作已經比沒有工作強一百倍了,留學生 沒有多少權利去選擇。“吃不著苦的苦比吃苦的苦還要苦。”(劉觀德, 1991,p4 )這“五苦論”是當時很多留學生心態的真實寫照。“我”覺得澳洲,尤其是悉尼 美得既讓“我”贊嘆不絕,又讓我欲進不行,欲退不能。然而,正因為這樣,使 “我”感到一種無法擺脫的悲哀。“咱們中國人不笨,可為什麼卻偏偏盡是扮演這 類悲劇的角色?”(劉觀德, 1991,p5 )可是無論“我”在這如何受苦,如何挖 空心思與老板勾心鬥角,如何用“快樂計日法”來治療自己思鄉病,這一切都是國 內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他們只看到“我”三個月內已還清了欠債,就以為澳大利亞 遍地黃金。小說中的“我”是很多來自中國的有知識的留學生的化身, “我”看不 上沒有教養,卻專門拿中國的貧窮和落後作精神調劑的麵包店的香港老板,“我” 覺得“我”的精神財富比他豐富多了。(劉觀德 1991,p160 )但在“我”跟韓國 老板的勞資雙方鬥爭中,“我”所做出的那種不近人情的言行,反映出中國人思想 深處的劣根性和行為上的陋習,即使是“我”這樣在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不 例外。小說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中國人身在異鄉而到處充滿弱肉強食的競爭這樣一種 特異的生存環境中所不自覺地表現出的行為思想的審視和反思。

    另外,很值得一提的還有,由九位來自中國,在悉尼華文文壇上最活躍的女 作者結集而成的小說集子《她們沒有愛情》。她們的小說雖然在風格上各不相同, 但是她們有著一些相通之處,就是她們的作品都是以在澳大利亞留學的中國學生作 為背景,她們筆下的女性多半被人利用,遭人遺棄和欺騙,在這異國他鄉找不到真 正的愛情,她們著筆在表現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在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相矛盾之 際,既表現了對西方文化的認同,也表現了與周圍環境的衝突。(千波, 1998,蕭 虹序)但是,這本集子有一個明顯的不足,就是作者的水平參差不齊,有些作者的 專業性不強,使得整本書的水平受到影響。這種現像也正說明中文創作要在澳大利 亞發展實在是困難重重,因為在澳大利亞從事文學創作很難成為一種職業,所以有 些作者缺乏專業訓練,很多作者都是半途出家,是出於愛好而從事寫作。

    這種反映中國留學生生活的小說被人稱為“留學生傷痕文學”,因為這類作 品在反映人們在特殊環境下,心靈深處受到創傷的方面跟中國“新時期”的傷痕文 學有共通之處,故而得名。這群來自中國的作家們通過不同的故事表現了一種流浪 到澳大利亞的中國人一種最深切的悲哀--無論他們在澳大利亞受到什麼排擠和歧視, 無論他們如何甘於忘記過去的優裕生活重新開始,無論他們怎樣視自己為過客離群 索居,他們都必須在這呆下去,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了退路。

來自其他地區的華文作家作品

    活躍在澳大利亞文壇的還有另一類作家是來自中國以外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 作家,他們有的是來留學,有的是在這裡定居的,他們的作品與中國留學生作品有 著截然不同的內容和風格。

    比如,來自中國以外的地區的留學生,他們對生活有著跟中國大陸留學生不 同的認識和態度。他們沒有麵包和工作的危機,他們也不需要為逃避不民主的政治 體制,也不必為擺脫貧窮急於解決身份和工作,他們所面臨的只是學習和思鄉的問 題。因此他們的作品比反映中國留學生的作品顯得輕鬆,並著力於表現人性的自我 完善,如《南十字星下》。它是從墨爾本大學的中文學報《青鳥》精選出來的散文 小說集,全書五十五篇文章由二十五位年青的大學生執筆,這些大學生有的來自台 灣,有的來自香港和東南亞各國。雖然同是海外華裔留學生,他們的思想和觀念與 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截然不同,他們大多數人都得到家裡的經濟支助,無須為工 作和學費擔憂,他們的作品到處洋溢著青春的氣息和無敵的奮鬥之心,對故鄉和親 人深深的思念,糾纏不清又欲理還亂的戀情,他們的作品沒有中國大陸留學生作品 那種壓抑感和失落感,卻更多地表現他們在學習自然科學(不少作品是寫醫學院的 學生)過程中對生命的質疑和反思。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我們用生命譜上色彩”。 其中寫的比較好的有張詠順,他的《妳》,寫他在一個母親節前夕,趕了個時髦買 了一張卡打算寄給“妳--媽媽”,在寫這張卡時,他回想起媽媽的過去,才突然醒 悟到,自己現在的驕傲竟然是自己所忽視的母親勤勞無怨的一生換來的。《南十字 星下》寫的就是這種在異鄉生活的留學生與親人和戀人分隔兩地所產生的強烈的思 念之情。他們的作品正如著名作家夏祖麗所評論的那樣:“這本文集的作者大部分 是在家鄉受過中文教育後,來到多元文化的澳洲,他們生活在兩種文化之間,掌握 了中英兩種語言,他們克服了文化和社會的差異,努力做一個跨文化的人,然後再 回頭尋找傳統和民族的新定義。”(夏祖麗在《南十字星下》序, 1996年)    來自非大陸地區,又不是留學生身份的作家有很多,這裡只用來自印尼詩人 心水和來自香港的女藝術家江靜枝作為例子,分析一下這類作家的作品特點。

    心水的詩集《溫柔》寫出了作者對親人和故園的一腔柔情,和對和平的歌頌。 (心水, 1992)“近代華人大批遷徙的事例中,越,棉,寮船民的遭遇,無疑是最 令人驚訝和嘆惜的。 ---- 人的命運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也無法預測掌握你命 運的人,明天如何宰割你的命運。”(心水 1995 ,張至璋序)心水是有著如此特 別身世的華人作家之一,他是一九四四年從越南出生的華僑,一九七八年為躲避戰 亂,全家逃難到了印尼,後來才申請到了澳大利亞定居。因為作者特殊的經歷和身 世,使他的詩作除了借景抒情外,還表現出一種對戰爭引起的生靈塗炭的控訴和對 和平安寧的嚮往和熱愛。詩人在澳大利亞這一片平靜的國度找到了多年夢想中的田 園之趣。(心水, 1996 )他的作品反映了一種來自其他地區的華裔移民的心態, 他們在別的國家經歷了戰亂或遭到迫害後,在澳大利亞這個被稱為多元文化的國家 找到了真正可以安家落戶的樂土。“生命終於贏回來,定居澳洲,下飛機的時候身 上只有十美元,對全新的‘袋鼠國度’心裡充滿感激之情。”(心水 1995, p36 )另外作者在文章裡對澳大利亞這個人人平等的民主國家和平易近人的總理也贊嘆 不絕,“作為一個澳洲公民,我們總理的正義的眼淚,令我們深以為傲,作為一個 炎黃後裔,中共屠城殘殺同胞的暴行,令我感到無比恥辱。”(心水 1995,p125)

    曾榮獲澳大利亞首屆拿破侖傑出藝術成就獎的江靜枝,是來自香港的音樂家 翻譯家和作家。她的散文集《隨愛而飛》是寫自己對過去,對親情的回憶和一些身 邊的小事。作者最初也是以一個留學生的身份來澳大利亞學音樂的,在她的散文 《給母親的信》裡,她這麼描述自己作為海外遊子的心聲:“許多人都相信出國留 學是體面的喜事,對我來說,我只是一個久居外國的遊子,我既不體面,也沒有一 般留學生的喜悅。”(江靜枝 1996,p50)她認為,如果能讓她重新活過,她寧肯 一輩子留在母親的身邊,“有誰愿意提著未經風霜的童年,踏上不知方向的旅途, 安插在一個陌生,不同種族,語言,情操的國家,一直精神飄泊到成年?”(江靜 枝 1996,p53)作者還在作品裡反映了身在澳大利亞的華人對自己身份和文化的的 迷惘,她既不能像她兒子這種土生土長的 ABC(Australia Born Chinese)那樣, 毫不猶豫地說“我是澳洲人”,在澳洲人面前,“雖未敢忽忘自己的來處”,(江 靜枝 1996,p247)也不能把自己歸類成“中國人”。澳大利亞政府雖然提出“文化 認同”作為多元文化的一個重要尺度,( Goodman,D.1991,p14)但是移民的身份 歸屬還是難以確定,(Theophanous, A.1995,p283)作者用自己的親身體會和婉約動 人的筆調訴說了所有海外移民感到的最深切的悲哀-一種非此非彼的身份定義。

中西方文化的認同和衝突

    還有另一類文學作品著眼於表現中西文化和觀念上的不同,使讀者在閱讀中 既了解了中西方文化的異同,同時也增廣了見識。如文學評論家出身,來自中國的 作家的張奧列, 移民到澳洲以後, 在幹了一段另類工作以後, 重返文化界, 任職 《自立快報》的編輯。他在短短的幾年間, 發表了兩本小說, 散文和文學評論集 《悉尼寫真》和《澳洲風流》。他以自己獨到的眼光, 輕鬆而動人的筆調去寫東西 方文化的撞擊,和新移民在澳大利亞千姿百態的生活,他的作品反映了新移民對生 活的迷茫和對未來的思考。他的《未成年少女》, (張奧列,1996,p13)就深刻地 反映出那種西方文化和習俗與中國傳統和觀念的格格不入。兩代不同年齡的中國移 民在接受西方習俗上所表現出的極大的差異。張奧列的很多評論文章,對華人社會 作了很深入的介紹,其中一些作品對華文報紙雜誌作了很詳細的分析,一些作品講 述了華人對澳大利亞不可低估的貢獻。但是,他的一部分作品因為在描繪澳大利亞 人的生活時,太注重其開放的一面,他的一些作品從獵奇的方式出發,描寫從封閉 的中國出來的華人到處沾花惹草,其筆法大膽而放誕,達到雅俗共賞的效果,可是 某些作品也不免流於表面化,似乎所有的澳洲人(特別是女人)都認同開放的性生 活,亂交和不正常的夜生活。

    風葉的《澳大利亞告訴我》則是以一個陌生人突然來到澳大利亞這個“美麗 而安寧的國家”的所見所聞,寫出了一個中國人對澳大利亞這個國家從陌生到理解 和贊賞的心理轉變過程。風葉的散文比較注重人物性格和行為的刻劃,讀者可以從 她的筆下讀出一個 個不同形像的人物:有爽朗又嚴厲的“羅爾太太”;(風葉 1996, p27)有精明又樂觀的印度人莫地;(風葉1996,p19)有善於鑽營賺錢的上海人 “楊先生”(風葉 1996,p71)等等。作者除了寫在澳大利亞生活的本地人的生活 和習慣外,也寫了不少中國新移民和留學生的真實性,這本書寫出了作者對這個國 家的全面觀感。

    這類題材寫得比較好的還有曾多次在港台及澳大利亞獲獎的來自香港的女作 家梁綺雲,她的《袋鼠國隨筆》以輕鬆而生動的的筆調,向讀者展現出一幅幅澳洲 生活的風情畫,她把全書分為三節,在“移民生活”一節裡,她以從來自不同層次 不同地區的華人移民的角度“來描述澳洲華人生活的點滴,剪影,和心態。從不同 的層次和角度勾畫出一個澳洲生活的輪廓。”(梁綺雲 1994,自序p5)作家還通過 描寫華人的衣食住行,消遣娛樂,生老病死,以及華僑對故國之思,鄉土之戀等等 反映出華人的思想和行為在異鄉,在東西方文化的衝擊下所產生的種種變化。(梁 綺雲 1994,自序p5)而其他兩個章節“澳洲民情”是向讀者介紹澳洲的風土人情, 文化習俗,醫療福利等等。“懷舊一翻”是從自身--一個新移民的角度寫出移民對 故園深沉的思念。

    梁綺雲是近年來比較活躍的華人作家,她的文章文筆流暢,感情真摯,她以 女作家特有的敏感的感受寫身邊發生的人和事,使人倍感親切,她的不少抒情散文 成為“澳洲旅游或留學的指南。” (黃雍廉在梁綺雲1994,序p3)

    梁綺雲在寫華人的奮鬥史時說,幾十年前,悉尼的唐人街只有兩家小雜貨鋪, 一間廣東茶樓,兩三間小食店。當年的華僑因為語言不通也不信任洋人,他們總把 血汗錢藏在身邊,而不肯放進銀行裡。今天華人的生活起了極大的變化,華人雜貨 店,飯店多得數不勝數,華人的普遍教育水平也提高了,近年有更多的華人積極參 政,因此,澳洲各界也開始越來越尊重華人的力量了。(梁綺雲, 1994,p30) .

    她在批評中國移民的一些不良行為時說:“我曾見很多中國移民,來到本地, 一開口就是:‘外國人有什麼文化?’‘外國人哪懂吃喝?’‘中國人才懂得教子 女,洋人家庭哪有倫理?’有些新移民盲目拒絕異族文化,終日閉戶自封,只與中 國人來往,只吃中國菜。他們認為洋人通通是膚淺的。他們鎮日緬懷過往,回想移 民前的生活成就,時常喊苦悶,申訴中西文化的鴻溝令他們不能投入新生活。” (梁綺雲, 1994,p62)她認為中國人也有自己的壞習慣。“ 澳洲是一個多種族匯 集的國家,由來自世界一百四十多個國家及地區的移民組成,堪稱是不同種族的大 熔爐。”(梁綺雲, 1994,p87)“聯邦政府有見及此,早在數年前大力提倡‘多 元文化’,期望達到一個多姿多彩,和諧共處的多種族國度;一個百花齊放,百家 爭鳴的社會。”對於很多華人受到種族歧視的事,她的看法是,新移民因語言不通 受到歧視,是迫不得已的,唯有努力學習英語,解決問題,但同時我們也要檢討一 下自己的行為,很多新移民沒有公德心,欠缺教養,不守法規,令當地人反感。所 以我們要先檢討自己,不能一味責怪別人歧視自己。(梁綺雲, 1994,p135)此外 梁綺雲(梁綺雲1999,5,11)也提到了華人移居澳洲的歷史,可追溯到十九世紀四 十年代,在華人社區裡,早在一八九四年九月一日,華文報紙就已在悉尼出版,雖 然當時的報紙還是“手寫”的報紙,三年後才改為鉛印。而最早的華文文學和書法 創作大概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在維多利亞的大金山濟公堂和墨爾本四邑廟裡的那些 對聯了。

華文創作存在的問題和不足的原因

    移民到澳大利亞的華人人口雖然沒有美國多, 但和加拿大, 英國相比, 人數 相若, 但其移民文學與世界上別的歐美國家相比, 在數量和質量上顯然有一定的差 距。概括以上幾個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個:

    首先,成名的作家來澳大利亞定居的不多,很多較有成就的作家會選擇移民 到歐美,因為相對於歐美,澳大利亞是一片平靜的樂土,而不是有競爭,有繽紛生 活環境適於創作的土壤。

    其次,澳洲的華文創作發展受到限制的原因還因為華文創作的環境和作家本 身的素質,澳大利亞是一個比較平淡的國家,除了 1989年“天安門事件”引起的留 學生風波給本地華文作家一些寫作題材外,可以讓作家發揮的題材並不太多,加之 本地作家多半是半路出家的業餘愛好者, 文學修養不夠, 作品的質量不高, 因此相 互相承地作品的粗糙也影響了銷路。

    還有,因為澳大利亞的華文市場較為狹窄,讀者不足,印刷困難,稿費偏低 等等原因,使為數不多的名作家都寧愿回中國或原居地發表其作品。例如劉觀德的 《我的財富在澳洲》 1991年在上海發表後,1992年獲上海中篇小說二等獎。其後才 被翻譯成英文小說《苦桃李》( Bitter Peaches and Plums,Jacobs, J. B & Ouyang, Y. 1995)在澳大利亞發表。還有著名作家夏祖麗的代表作《哥兒倆在澳洲》( 1989), 《袋鼠跳躍的大地》( 1992),《異鄉人,異鄉情》( 1992)和《南天下的鈴鳥》 等,都是在台灣發表並獲獎的。

    正如專門從事澳洲華文文學研究的評論家歐陽昱博士在他的文學評論“文學 會滅亡嗎?--當代澳大利亞華文創作所面臨的問題” (歐陽昱1997,在夏祖麗1997主 編,p73)中指出的那樣,從1848年開始,中國人移居澳洲至今,到本世紀的八十年 代,華人移民到澳洲的人數已穩步增加,他認為雖然澳大利亞的華人文學像雨後春 筍那樣繁榮,但文學創作還是沒有顯著成績,主要受四個因素的影響:

    第一,文學創作的結構流於簡單,題材陳腔濫調,主要的話題不礙乎如何思 鄉和如何離 鄉背井為了賺錢甘於幹任何低下的工作,缺乏藝術創作應有的深思。

    第二,很多作家從一個封閉的社會制度突然到了一個自由的國度,他們盡情 濫寫“性欲” 的題材,仿佛“性”是他們唯一感興趣的話題。

    第三,很多作家為了多賺稿費,草率了事,使很多文學作品粗製濫造,缺乏 應有的藝術 表現力。文學評論近乎絕跡,那些低劣的作品很少被回顧和批評,使整 個文學界 出現了一種惡性循環的趨勢。

    第四,作品極少表現中國人和澳洲人之間的聯繫,鮮有作品把外族人看成有 血有肉的正 常人,作家時常把澳洲人稱為“鬼佬”,帶有明顯的種族色彩,雖然近 期的作品 有了一些改良,但很多作品仍把澳洲人分為“好人”和“壞人”而不是用 一種審 慎而中立的態度去描寫。(歐陽昱 1997,在夏祖麗1997主編,p73)

    另外一個問題是華文創作需要發表的園地,而最大的需求者就是報紙雜誌。 可是這些報紙雜誌存在著很多自己的問題,目前澳洲的中文報紙雜誌大約有幾十種, 以供給日益壯大的華人社區的需要,以悉尼為例, 1900年時,悉尼僅有3500名華人, 1991年的人口統計表明,在悉尼居住的華人已經超過了13萬8千人。(Fitzgerald, S. 1996,p3)目前在澳洲定居和旅遊的華人目前已超過了 40萬人。華人社會需要 得到新聞信息和文化交流,各類報紙應運而生,其中悉尼的華文日報就有四家: 《星島日報》,《澳洲新報》,《自立快報》和《澳洲日報》。

    不少報紙雜誌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曾繁盛一時,不少雜誌都是當時的 留學生創辦的, 90年代初的很多作品都是反映當時留學生的苦悶和悲歡的。 1993年 後,因為大多數留學生的身份得到解決,不少華文作家回到校園深造或有了自己的 小生意,這類反映留學生生活的“留學生傷痕文學”開始減少,不少雜誌也因缺少 稿源而銷聲匿跡了。還有,因為每份報紙只售八毛至一塊,每份報紙每天的銷售量 只不過一萬多兩萬份,光靠銷售額難以維生,大多數報紙都依賴廣告維持。讀者不 足,報紙太多,這種僧多粥少的局面使各報紙廣告的競爭十分激烈,報紙除了要雇 佣一些活動能力較高的廣告員外,還要爭相減低廣告的價格,可是如果廣告佔用的 篇幅太大,也會影響了讀者對報紙的興趣,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張奧列 1996,p143) 由此可見,華文文學創作和其創作園地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使華文創作依賴於華 文報紙雜誌而生存,而華文報紙雜誌也深受華文創作質量的影響。

結語

    旅居海外的華人,不管是早年被賣到異邦做苦力的,從中國大陸來留學然後 留下來的,從台灣香港移民來的,還是從東南亞來的難民,雖然他們離開原居地的 目的很不相同,或是自覺自愿,為求學和經商遠渡重洋的(如香港和台灣的移民); 或者是為他力所迫不得不離開原居地的(如參加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學生和被馬來西 亞,印尼反華勢力迫害的東南亞移民),但是他們身上都有一種共同特質,無論如 何也改變不了的就是他們自身所共有的中華文化。這群海外華人常常被稱為離散的 華人( Diaspora)。這個詞“原意是指當年猶太人被巴比倫人逐出故土,大批流落 海外的現在。後來則泛指海外散居的猶太人,又被引伸為一切大批散居國外,仍身 懷母國文化的人群。”(張至璋序,在夏祖麗 1997主編,p2)這群身懷著中國文化 的移民,不管他們是“落地生根”,還是“落葉歸根”( Wang,L,1991,p181), 他們特殊的身份使他們身處在一個中西文化相融或相斥的環境中,作家們通過自己 的筆著力表現出澳大利亞移民這種既希望保持中國文化精粹又要適應主流文化所表 現出的迷惘和努力。

    在過去一百多年裡,移居澳大利亞的華人經過自己不懈的努力和辛勤地勞動, 已經在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澳大利亞自 1973年起,提倡和實行多元文化政策,鼓 勵來自不同地區的各民族人民保持自己文化和傳統,使各民族能發揮出自己的優勢, 建立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各種媒體( Theophanous,A,1995)。正是澳大利亞這樣一 個多元文化的國家為華文創作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華文創作雖然還存在著一些 不足,但是它必定會在作家們的共同努力下克服本身的缺點,在這個澳大利亞多元 文化的無數珍寶中放射出優秀的中華民族文化所特有的璀爛異彩。 閱讀書目索引:

    1. 畢熙燕《1996年1月綠卡夢》北京華夏出版社。

    2. 梁綺雲1994《袋鼠國隨筆》,英國劍橋華人世界出版有限公司。梁綺雲 1995年11月5日“櫞筆留痕”《星島日報》

    3. 劉觀德1991年12月《我的財富在澳洲》。上海人民出版社。

    4. 風葉1996年12月《澳大利亞告訴你》。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5. 江靜枝1996年8月《隨愛而飛》,廣東省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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