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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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平
此行是去了却一个多年的心愿，去圆一个梦。
屈指数来，离开那里已经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的光阴足以让一粒种子长成一
颗大树；使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长成一个壮汉。难怪时光的流水已在自己脸上冲出
了道道沟痕，尘世的风霜已悄然涂抹着双鬓。
按我77年考上大学离开那里时的记忆，从母亲所住的城市出发，需要乘汽车在
崎岖不平的公路上颠簸几个小时先到达山城宜丰。再步行二十多里地，才来到茶头
村。当年自己作为赤脚医生每月到县城购药，就是这样挑着担子走来走去的。它在
我记忆中的遥远和偏僻，使我在前几次回国的匆匆行程中一直想去而没有成行。
然而，这一次，我决意前行。
此次带女儿回国，从北京、上海、杭州一路游览回到家乡，感叹着近二十年来
中国城市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驰骋的列车上，又见识了江浙一带农村一幢幢象徵
着富裕的华丽别墅。我禁不住反反复复地想，我离开二十七年的茶头村也该变了吧？
究竟变得怎么样了呢？到家第一件事，我就迫不急待地安排好了行程。一时找不到
村里的电话，无法与他们联络上，只好自己摸上门去。
这些年，国内的公路发展真快，国道、省道、地方道，道道紧扣相连。新修的
高速公路笔直平展，仅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宜丰。一路上，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
像和描绘此行前去可能看到的景像。如果茶头村民的富裕程度能够达到我离开时县
城人们的生活水平，我也就满足了，尽管这也意味着城乡之间近三十年的差距。
借老同学的面子，从宜丰县城出发开车陪我前往的是本县电视台的年青的台长，
他才三十岁。看着他风华正茂、虎虎有生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我离开茶头的那
年，他应该正在蹒跚学步。这一想法令我哑然失笑。
从县城到茶头之间那一段大起大落、坑坑洼洼的公路已变得笔直平坦。半路上，
距茶头村约十里之外的地方，原先的大片农田上已耸立起一座座崭新的厂房、办公
楼和校舍。汽车拐弯离开公路，转入进茶头村的小路，路面只勉强能够容下一辆车。
路正在修建拓宽，坑洼而泥泞。同行的台长告诉我，在基本完成国道和和省市县各
级公路建设后，国家已经规划，开始修建乡村小道。
路两侧是大片稻田。正是“懵懵懂懂，清明下种”的季节，今年的暖春已经把
路边的秧苗催得一片嫩绿。虽然田里干活的人廖廖无几，地里却都收拾得整整齐齐，
与当年无异。
渐行渐近，已经能看到流经村前的那条清亮的小河，和两岸的青青翠竹、火红杜鹃。
我感到自己的呼吸心跳有些急促，居然有些手足无措，那种“近乡情怯”的感觉竟
比每次回家看母亲还甚。乡亲们还认识我，那个他们一口一声叫着的“湘平”，孩
子们声声呼唤的“春苗阿姨”吗？
车到村口，未等停稳，我迫不及待地一个箭步跳下车，径直往曾经是村头最醒
目的小学校奔去，那里还有我同龄的朋友、民办教师带英呢。然而，原先教室前面
的小操场上，现在参差不齐地挤满了做工粗劣简陋、半新不旧的房子，显然是前些
年才盖的。
不是周日，怎么听不见孩子们的读书声或嘻笑声？我有些疑虑，不由得放慢了
脚步。走近一看，教室里空空如也，不但没有老师学生，连课桌板凳也荡然无存！
想想这里曾经是一个拥有五个年级，七、八个公办和民办教师，一百多个学生的颇
具规模的乡村小学呢！
我有些茫然，只好凭着记忆，找寻着通往原先的合作医疗室的小径。虽然知道
原先的医疗室早已不复存在，我要去看看那个我生活了四年的老屋，还有医疗室隔
壁住着的当年的大队妇女主任，待我如亲闺女的碎英大妈。
一路过去，村里显得很安静，静得有几分荒凉，远不如当年那样生机盎然。渐
渐地，零零散散有几个农家孩子跟着我们看热闹，接着几个好奇的年轻人也加入了，
可惜这两代人我都不认识。
看得出来，原先的医疗室的厅屋已经物归原主，成了私人住宅，墙上还依稀可
见当年被人写下的“医疗室”的字迹。这个原先全村最好的青砖屋，现在虽然旧了
一些，也还算整齐乾净。厅屋没有关锁，我穿堂而过，逐一看了看那一间间曾经是
诊室加药房，我的小卧室，还有藏中草药的小阁楼。我在这里渡过了我一生中生命
力最旺盛的四个春秋，往事历历在目，顿生无限感慨。
走出门，我好不容易看见了一张有些眼熟、却叫不出名字的面孔。那是个五十
多岁的男人，我笑着走过去自报家门，“我是湘平，以前这里的赤脚医生。”他先
是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随即认出了我，然后笑逐颜开地握了我的手。听说我要找碎
英大妈，他立即热情地领我前去原先大队部的礼堂。
礼堂里摆满了旧台子，约有一、二十张，每张台子前有一名妇女在低头干活。
走近看，她们正熟练地将一块块加工处理过的一寸见方的光洁小竹片，用绳子串成
凉席。我一眼望见我最熟悉的碎英大妈，她当年才四十多岁，而今该已是七十出头
了吧？她仍然是一幅精明能干的样子，丝毫不见老态龙钟或老眼昏花。我紧迈一步，
才开口，她竟也立即认出了我，拉着我的手叫起来。所有的人都抬起头，停下手里
的活围过来。大多数的姑娘媳妇我都不认识，那些和我年龄相仿，或大我几岁的当
年的小媳妇，如今的婆婆们，都上来拉住我的手。这个说：“那年我儿子就是你给
接生下的！他现在在城里做事，早知道我叫他回来见见你！”那个道：“那次我妈
生急病，多亏你半夜陪我们送去县医院。”“还记得水英的儿子掉到池塘里，你还
给他口对口做人工呼吸呢！”她们将这些往事一一数来，比我自己还记得清楚呢。
和大夥儿寒暄一阵，拍了几张照片。碎英大妈和几个年长的妇女领我出门，走
家穿户，在村里转了一圈，然后上家里去坐。走走看看，坐坐谈谈，我逐渐了解到
一些我一直关心，最想知道的情况。
一．村民生活
近三十年过去，乡村们富起来了吗？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问。
从村里的面貌看，比三十年前改善不大。三十年的风霜雨雪使很多旧式农家房
屋破旧不堪，甚至部分倒塌。新盖的房子不太多，做工也较简陋，而且零零散散见
缝插针，缺乏整体规划。村里的卫生条件还很差，走路常常有踩上人畜粪便的可能。
整个村庄显得比过去更加拥挤、肮脏和凌乱。
村里还没有自来水。三十年前，村民们饮用没有净化的池塘水或河水。池塘旁
边常常有人往菜地浇灌人粪尿，粪水又流向池塘。河的上游也时常有人洗尿布、粪
桶，下游人们却在挑水喝。饮水不卫生是疾病传播的最大隐患，要知道这个村庄里
曾经有麻疯病例，现在自己想来都有些后怕。目前大多数村民在自己的房前屋后有
了一种小型的压水井，村里也组织打了三口集体井作饮用水。虽然这些水井恐怕很
难达到距离粪便污染源一百米以上的基本条件，也总算是地下水。此外，村民们也
担心附近的工业区引起对水源的化学污染。
过去村里照明椿米的用电全靠大队自己的水力发电，现在茶头村也纳入了全县
的电力网，由县城供电局统一提供电力。农民须像城里人一样，每月交纳电费。村
民们告诉我，农村的电力价格从原先的每度0.80元刚刚降到与城里人相当的每度0.56元。
这个价格竟等同甚至高于发达国家民用电的绝对价格（每度0.07-0.10美元），这一
比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难怪村民们总要等到伸手不见五指时才肯开上那萤火虫般
微弱的15-25瓦的电灯。
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以及这些年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村里的大
多数年轻人都走出去了。譬如，碎英大妈的儿子在县城打工，并且在那里成了家，
买了房；女儿出嫁他乡后，也经营起了自己的小商店；家里的田地则由老两口耕种，
外加搞搞编席等副业。村里类似她家的情况不在少数，出外打工的人一般将土地交
给家人或他人代耕。事实上，每个人头只有二亩多土地，而一个在家务农的男劳力
可以经营二十多亩地。听说人多地少，现存劳动力过剩是全国农村的普遍现像。由
于劳动力出走，全村人口已经由原先的一千多减少几乎一半，难怪村里显得人气不
旺。
由此看来，比起过去一个全男劳力每日工分只值六毛钱，当今村民手里的活钱
应该多了一些。然而，大家给我算了一笔帐，由于现在所有的农药、化肥价格逐年
上涨，经营成本大大增加，一个在家务农的男劳力，除去成本、种子、口粮，每年
净收入也只剩两、三千元。而如今教育、医疗甚至用电都得花钱，仍然是入不敷出
呀！这一点从围观的大人孩子的营养状况、穿着打扮上得到证实。事实上，我在碎
英大妈家也没有看到一件在某种程度上象徵着“现代化”或“富裕”的电视机、电
冰箱之类的电器家俱。
小康呀小康，对茶头人来说，恐怕还是一个遥远的梦。
二．教育
小学校到哪里去了？孩子们怎么上学？这是我从踏进村那一刻开始就有的悬念。
没有孩子们的读书声、喧闹声，村里少了许多生气。
碎英大妈告诉我，由于村民外出打工，村里人口减少，前些年小学校的学生已
经减少到五、六十人了。去年，茶头所属乡镇已将其收编入离村约十里远的宜丰县
第四小学。就教学条件和质量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只是对农民来说就大大的
不方便了。现在孩子们从小学一年级起就要到学校寄宿，每周向学校交膳宿费十六
元，逐年上涨。再加每年的学费三、四百元，合起来供养一个小学生每年的费用达
到一千五百至两千元。这笔说来不算太高的费用，对一个农民家庭的负担可是不轻。
读小学尚且如此，何况中学、大学呢。
记得以前孩子们在村里上学，放学前后都得帮家里打柴草、捡牛粪、拔猪草、
放牛羊，尤其是女孩子们，有的还要带着弟妹上学。家里有事，如父母生病，孩子
就只好缺课，甚至辍学。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的情形在这里也不鲜见。现在孩
子们不但不能帮家里干活，还要父母用全年劳动所得去供养上学，这种变化会不会
引起失学率增加呢？还好，据村民所述，去年迁校以来的半年多，还没有听说谁家
让孩子辍了学。
农民的生活观也在改变。三十年前，要动员一个已有三、四个孩子的家庭去做
计划生育手术，是难上难，而现在，每个农民家庭都自觉选择只要一、两个孩子。
如果没有特别的天灾人祸，农民还是会咬紧牙关供孩子们上学的。毕竟，仍不富裕
的农民还指望孩子上学、出息来改变祖祖辈辈“面对黄土背朝天”的状况呀！
三．医疗
赤脚医生出身的我，自然最关注目前村民们的医疗保健情况。
随着八十年代初社、队的解体，合作医疗制度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土崩瓦解了。
所幸，目前村里还有一个私人诊所。碎英大妈领我来到现诊所。只见诊所门口挂着
招牌：新昌镇茶头村卫生所。下面列有“服务项目：防保、中西医、妇科、儿科、
男女不育不孕症、古怪疑难病症”，看来还百科俱全呢。那幅醒目的对联“真真假
假煽人情，古古怪怪治疑病”令我想到“跳大神”的巫医，感到有几分神秘，几分
滑稽，又有几分不解。
诊所的医生不在，听说他曾经担任过某一时期大队合作医疗的赤脚医生。村里
人口少，平时病人自然也不多，所以医生自己还下地干活─基本上还是“赤脚医生”
本色。事实上，村医用的医疗器械也还是过去的老三件：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
─名副其实的“赤脚医生”水平。
既然是私人开业，总要收一定的诊费。加之这些年来药品器械价格猛涨，哪怕
在村里看个感冒一类的小病，一次也得花上几十元。一般村民抗得过去的病也就不
看了。大病、重病先是在村里看，万不得已才到乡、县一级医院去，那对农家就是
个大灾难。有道是“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一次医院，一年活白干”，实际
上还远不止如此。在一个设施完备的正规医院，一个阑尾手术收费两千多元，治疗
乙型肝炎两万多，心脏手术三万以上。听说村里有人因乙肝住院几星期，花光了能
凑足的全部家当一万多块钱，就只好带病出院。
像茶头这样远离富裕的乡村在全国农村不是少数，“农民治病难”也不是一村
一乡的问题，而是全国九亿农民面临的困境。据说中西部地区很大一部分农民都看
不起病，大病来临就只能在家等死。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农村因病返贫、致贫的
人口已经占到贫困人口的约百分之五十。
茶头之行，也带给我一个新的信息，并通过网络资料得到进一步证实。目前中
国正在开始推行一种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是一种个人交费、集体扶植和政
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具体到每年
中央财政人均资助十元，地方财经资助十元，农民个人出资十元起始，农民一旦患
上重病，便可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医疗补偿。从2003年开始，这一制度已经在各省的
一些县市试点实施，计划用八年的时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推广，旨在缓解农民因
大病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我深知这个制度并不完善，它的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许许多多意料之内和之外的困难与问题。然而，它毕竟给了茶头和全国农民一
线希望，也给了我一丝安慰。
茶头之行，将我从回乡梦中拉回实实在在、颇有几分沉重的现实。
近年来常听同辈的网友们谈论退休后回国(包括办学等)的计划，自己一直沉默，
却也在思考。或许，我还能在有生之年为我的乡亲们干些什么。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