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笔下的英雄主义   ¤ 黄妍


    武侠小说是一种中国的小说类型,是一种讲述以武行侠故事的小说类型。引用梁羽 生的话来更进一步的理解是:“‘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 ‘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武侠小说中的“侠”的观念,不是一个历史上客观存在 的、能用三言两语描述的实体,而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像的融合、社会规范与 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当代社会与特定人群特徵的融合。它曾被看作是商业娱乐的 产物,并不能登大雅之殿。可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却打破了这一传统观点。作为一个 武侠小说家,金庸不仅仅只是娱乐大众,而且也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武侠 小说是一种写梦的小说──尤其是其中的侠客形像,更是作家“英雄梦”的投影。 金庸他本身的成就足以让他被誉为文学界的“大英雄”和传奇人物。他的经历又何 尝不是他本人的“英雄梦”。

    历史与创作的结合无疑是金庸最常用的写作手法。他极好地利用了历史发展过程中 那些扑朔迷离的事件创作出可以与历史人物所相并列的英雄人物。从他的第一部小 说《书剑恩仇录》到他最有名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到他最杰出的武侠小说《天龙 八部》最后到最具有争议的《鹿鼎记》。从金、宋写到明、清,从蒙古写到回族;将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编写进他的创作中,显示出金庸的才智和非同一般的手笔和胸襟。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于1955年至1956年在香港《大公报》上 连载。金庸利用历史发展的框架与民间传说相结合勾画了这一部描述清朝时民族间 所发生的恩仇故事。

    剑客是武侠小说中的中心人物。剑客为人间抱不平,报恩仇。这其间,“剑”不只 是一种杀人利器,而且是一种大侠精神的象徵,一种人格力量乃至文化传统的表现。 在这意义上,“剑”中不能没有“书”。如《书剑恩仇录》,“恩仇”为行侠之目 的,“书剑”乃行侠之手段;“剑”中之“书”保证了侠客不会沦为残酷无情的职业 杀手,更保证了武侠小说不会仅仅只是“满纸杀戮之声”。 金庸武侠小说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很好地运用丰富的想像力把故事讲得精彩、情 节描写得曲折迷离、人物形像刻画得鲜明、生动和内涵丰富。在《书剑恩仇录》中 作者主要描绘了一个英雄群体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金庸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在红花 会,汉人的英雄群体与回疆木桌伦布这一少数民族英雄群体做以对比。虽然书中的 主要故事是以红花会为主,而且红花会自始至终多是对木桌伦部提供帮助和恩惠; 但给读者的印象却是木桌伦部更加英雄豪迈,可歌可泣,不朽人寰。仅是木桌伦的 女儿霍青铜一人就足以使红花会中英雄黯然失色。不论从领导才干还是军事才能, 红花会的总舵主陈家洛和“武诸葛”徐天宏都相差甚远。红花会中英雄的武功,其 实比之木桌伦部要厉害许多,但红花会最终实际却是一事无成。汉族的英雄们自始 自终大多都不过是在投机取巧,如想利用陈家洛和乾隆的亲兄弟的关系,来搞一场 轻轻松松的反清复明的大业。而木桌伦部则是旗帜鲜明地写出了“抗暴应战,神必 佑我”八个字,直接诚实,真正豪气冲天。最终木桌伦部被乾隆的军队剿灭全部壮 烈牺牲;而红花会群雄则受损较小但牺牲了无辜,全部豹隐回疆。两个截然不同的 结果不禁让人沉思,就如中国现代诗人的如所写的诗句: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正所谓活着如行尸走肉,还不如死了而留名千古。

    与小说中男性人物相比《书剑恩仇录》中的女性人物更为出色。如霍青铜英姿飒爽、 机智过人、豪迈洒脱。与霍青铜这一位“女丈夫”相比,她的妹妹香香公主只是一 个不会武功单纯的女孩,但她在乾隆面前体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毅力。正是香香公 主这个“小女人”以死去提醒并拯救了陈家洛和红花会的群雄。配角如李沅芷也是一 位值得一提的“女丈夫”,她敢于承认她对余鱼同的感情并试着打开他在洛冰身上的 心结,即使遭到拒绝也不曾放弃,她的这份执著是现代女性的表现,并且她在不惜为 了这份感情而放弃父母家乡时的勇气也是大部分男性角色在此书中所没有的。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武侠大宗师的奠基,这是一部被最早被人接受和最多提起的 小说。正所谓凡是看金庸的人必看《射雕英雄传》,所以称之为金庸最重要的小说 也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部典型的中国武义观念小说,而金庸又把历史与创作结合在 了一起,编绘了一位能与历史人物分庭抗礼的虚构人物,郭靖,一位为国为民的真正 英雄。与《书剑恩仇录》相比,金庸把历史事件与虚构人物揉和为一体的技巧已达到 炉火纯青、水乳交融和不留痕迹的境界。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射雕英雄传》的背景 正是在历史的分叉口,宋、金、蒙古的三国演义。

    此篇小说的故事情节的发展是在主人公郭靖和杨康对照中进行的,虽然他们同样都 不生长在中原但性格,行为都截然不同。这不是本书中的唯一的对照,金庸也把成 吉思汗这种英雄与郭靖这种英雄无形之中作了比较。这正是暗含在书名中的意思: “一箭双雕”,既写成吉思汗这位射雕英雄,也写郭靖这位射雕英雄,让读者,后人 去做思考和评说。

    大漠英雄与华山英雄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不同的含义。大漠英雄的“武功”与华 山英雄的“武功”显然不同。且此时蒙古大漠的英雄观念,与中原内地的英雄观念, 更有巨大的差异。中原文化的侠义英雄,主要不是以其人的武功有多高,而是以此 人的道德品质、行为准则、行动目标和精神境界来判定。蒙古生活是郭靖人格精神的 源头,而中原文化则是他的人格精神的归宿。他的母亲李萍,也正是因为教导他成为 一个真正的忠良之后且为了让他回归中原无后顾之忧,这才自杀身死。最后在《神雕 侠侣》中郭靖做到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究竟何谓真正英雄?金庸引用了丘处机的话来回答: “黄药师行为乖僻,虽然出自愤世嫉俗,心中实有难言之痛,但自行其是,从来不 为旁人着想,我所不取。欧阳锋作恶多端,那是不必说了。段皇爷慈和宽厚,若是 君临一方,原可造福百姓,可是他为了一己小小恩怨,就此遁世隐居,亦算不得是 大仁大勇之人。只有洪七公洪帮主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我对他才佩服得五体投地。 华山二次论剑之期转瞬即至,即令有人在武功上胜过洪帮主,可是天下豪杰之士, 必奉洪帮主为当今武林中的第一人。”

    《天龙八部》在所有金庸小说中的地位是不可疑问的,倪匡在给金庸小说排名时提 到《天龙八部》是金庸作品中极其特殊的一部小说,在武侠小说中的地位堪称第一。

    《天龙八部》中的故事情节是围绕着三位不同亦相同的主人公为框架所发生的。而 他们的故事也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哲学寓言。段誉,虚竹, 萧峰的经历体现出了这三种不同的人生哲理。如段誉看上去像是儒生但实际上是 “佛子”。他处事的态度与给人的印象可称为武侠小说中的一种“异类”,他那特 有的呆气中包含着一种真正的侠气。如刚刚在无量剑派东宗挨打受辱,转眼间却又 到神农帮劝和,以致差一点丧命。像段誉这种既不会武功又为人打抱不平,把自己 的荣辱得失和生死伤亡都置之度外的“呆子英雄”在武侠小说和真实生活中都属少 见。他的种种可笑行为中包含着一种高贵的情操。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内心境界。正 是这些高尚的情操,使得人们对他的种种无理或无礼的行为总是给予谅解和慈悲; 而对自己的不利、不幸的遭遇他则也总是能够平静以对,或自我解嘲,以幽默化解 戾气。段誉的故事无疑让人联想起佛祖释迦摩尼的故事,有高贵心灵的支配,不愿 轻轻松松的作王子,便深入民间,了解天下人的生活苦痛,并且为求得这种人生苦 痛的解脱之道而苦修苦行、苦寻苦觅、苦思苦想。唯一不同的是同另两位主人公一 样,段誉找到的人生之路是“归家”之路,并非简单的“佛道”,而是一种更新也 更美好的“人道”。

    天龙八部中所描述的侠义来自于人,但又并不是来自像郭靖一样的完人。金庸将正 面人物的另一面,写得更透彻。普天下敬仰的少林寺方丈,会有私生子。这种写法, 最终在《鹿鼎记》中,建立了“反英雄”的观念。“英雄”必须是人!人一定有人 的本性,人的本性不会受任何桎梏而改变。虚竹对神的崇仰,无人会加以怀疑。但是 他终于还是做不成和尚,那与环境无关,而是虚竹根本是一个人。人的地位在英雄, 菩萨的地位之上,就算将之视为神道妖魔,都不能改变人的地位。正如虚竹的“无 求而得”的经历,这简单的故事中包含着人生内涵。从他“置于死地而后生” 设己 救人的大义懔然举动,到在别人恶意的诱惑与“造孽”下犯戒,从而从“佛道”归 “人道”变成道家的掌门人,都表现出了人性的本质。

    金庸笔下的英雄人物极多,但若论意气之豪迈,行笔之光明,胸襟之开阔,唯有萧 峰(乔峰)。萧峰堪称是人中之龙。而且他和郭靖全然不同,郭靖完美,但看来看 去是一个假人。萧峰完美,看来看去,总是一条在你面前的凛凛大汉。他是丐帮帮主, 忽然身世秘密暴露,竟然是契丹胡人,导致萧峰的一生注定是悲剧。最终萧峰突破 了民族恩仇的严格界限,从他个人体验的角度来观察、评判民族之间的争斗。这也是 金庸小说中侠义观点的转变从武侠小说中所谓的“爱国主义”(汉族的爱国主义)─ ─在金庸的早期作品中提到,到出自于佛家的“众生平等”观念的萧峰,这样一位契 丹英雄的形像。萧峰的英雄气概和精神境界,要比宋辽两国的英雄都要高。如书中所 写,“乔帮主,你虽是契丹人,却比我们这些不成器的汉人英雄百倍!”萧峰的行为 超出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范畴,而达到了“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层 次。他的形像可以用书中无名老僧的话来概括,“唯大英雄能本色”。萧峰虽非佛非 道,但最终实现了儒家弟子“达则兼济天下”即“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生境界。. 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于朝廷统治的社会相对的“人世间”或 “秘密社会”。金庸笔下的《鹿鼎记》可以说是个”反历史“的“反书”:反英雄、 反传统、反束缚。

    《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不是英雄,也不愿做英雄或君子。他深信“要做英雄, 就得自己吃亏”。为了不吃亏他宁愿做一个小人。即使韦小宝是英雄、都统、将军、 公爵,也只是小英雄、小都统、小公爵。而韦小宝的其他称呼也都离不开“小”字, 小太监、小桂子、小奴才、小滑头等等。孔子说“唯女人和小人难养也”,韦小宝 恰好就是个小人。他出生低微,文化教养不高。他出生在妓院使他的个性中露出泼皮 放赖、市井流氓的小人面目。书中查继佐等人对韦小宝的形容最为恰当,“韦小宝无 甚知识,要晓以大义,他只讲小义,不讲大义;要喻以大势,他也只明小势,不明大 势。”不同人对韦小宝的看法多不同,有好有坏,但总体来言韦小宝是一个不“正” 也不“反”、不好也不坏、不善又不恶的人;是一个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的人;一 个很有人情味、始终活得轻松快乐的人;有时他也是一个自私自利、贪生怕死、只 讲功利、不讲原则的人。这些使他更像一位普通人而不是完美的英雄人物。

    金庸在《鹿鼎记》中让天下英雄斗不过小无赖韦小宝,是在嘲笑以为靠提高自身打 斗能力就能平不平、报恩仇的天真幻想。韦小宝的性格是中国国民性的最佳典型,是 中国文化的产物。所以会在中国文化圈内大行其道。他的性格,自认也就是这一文化 圈的环境产物,是国民性的集中表现。韦小宝之所以无往不利,正如当代诗人北岛所 写: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小说已经不再是那些简单的行侠仗义、恩怨因果、打打杀杀的 故事;而是在一定社会、民族、宗教和文化背景下所发生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中 的人物生动的代表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点。金庸巧妙地把历史事件和民间传说结合在 他的小说中。从他早期的《书剑恩仇录》到后期的《鹿鼎记》,他借着武侠小说的游 戏规则,把一个个江湖武林的传奇故事,演变成一段民族斗争的英雄史诗。从江南杏 花春雨写到回疆戈壁滩黄沙,从民间的茫茫江湖写到京都的皇宫内院,从隐隐绰绰的 前代私秘写到轰轰烈烈的剑影刀光,从江南恩仇录写到戈壁书剑情。将宋元明清年间 的一段段历史,演变成他书中传奇故事的最好佐料;将中国的万里江山,当作了武侠 小说人物纵横驰骋的艺术舞台。他把现实与梦想,历史与传奇结合,令读者坠入其境 真假难分。其优秀的将“武”之躯壳与“侠”之灵魂结合的武侠小说作品使他成为中 国当代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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