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筆下的英雄主義   ¤ 黃妍

　　　 武俠小說是一種中國的小說類型﹐是一種講述以武行俠故事的小說類型。引用梁羽 生的話來更進一步的理解是﹕“‘俠’是靈魂，‘武’是軀殼﹔‘俠’是目的， ‘武’是達成‘俠’的手段。武俠小說中的“俠”的觀念，不是一個歷史上客觀存在 的、能用三言兩語描述的實體，而是一種歷史記載與文學想像的融合、社會規範與 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當代社會與特定人群特徵的融合。它曾被看作是商業娛樂的 產物，並不能登大雅之殿。可是金庸的武俠小說卻打破了這一傳統觀點。作為一個 武俠小說家，金庸不僅僅只是娛樂大眾，而且也起到了引導社會輿論的作用。武俠 小說是一種寫夢的小說——尤其是其中的俠客形像，更是作家“英雄夢”的投影。 金庸他本身的成就足以讓他被譽為文學界的“大英雄”和傳奇人物。他的經歷又何 嘗不是他本人的“英雄夢”。

　　　 歷史與創作的結合無疑是金庸最常用的寫作手法。他極好地利用了歷史發展過程中 那些撲朔迷離的事件創作出可以與歷史人物所相並列的英雄人物。從他的第一部小 說《書劍恩仇錄》到他最有名的小說《射雕英雄傳》，到他最傑出的武俠小說《天龍 八部》最後到最具有爭議的《鹿鼎記》。從金、宋寫到明、清，從蒙古寫到回族；將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編寫進他的創作中，顯示出金庸的才智和非同一般的手筆和胸襟。

　　　 《書劍恩仇錄》是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於1955年至1956年在香港《大公報》上 連載。金庸利用歷史發展的框架與民間傳說相結合勾畫了這一部描述清朝時民族間 所發生的恩仇故事。

　　　 劍客是武俠小說中的中心人物。劍客為人間抱不平，報恩仇。這其間，“劍”不只 是一種殺人利器，而且是一種大俠精神的象徵，一種人格力量乃至文化傳統的表現。 在這意義上，“劍”中不能沒有“書”。如《書劍恩仇錄》，“恩仇”為行俠之目 的，“書劍”乃行俠之手段；“劍”中之“書”保證了俠客不會淪為殘酷無情的職業 殺手，更保證了武俠小說不會僅僅只是“滿紙殺戮之聲”。 金庸武俠小說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能很好地運用豐富的想像力把故事講得精彩、情 節描寫得曲折迷離、人物形像刻畫得鮮明、生動和內涵豐富。在《書劍恩仇錄》中 作者主要描繪了一個英雄群體而不是個人英雄主義。金庸在有意與無意之間在紅花 會，漢人的英雄群體與回疆木桌倫布這一少數民族英雄群體做以對比。雖然書中的 主要故事是以紅花會為主，而且紅花會自始至終多是對木桌倫部提供幫助和恩惠； 但給讀者的印象卻是木桌倫部更加英雄豪邁，可歌可泣，不朽人寰。僅是木桌倫的 女兒霍青銅一人就足以使紅花會中英雄黯然失色。不論從領導才幹還是軍事才能， 紅花會的總舵主陳家洛和“武諸葛”徐天宏都相差甚遠。紅花會中英雄的武功，其 實比之木桌倫部要厲害許多，但紅花會最終實際卻是一事無成。漢族的英雄們自始 自終大多都不過是在投機取巧，如想利用陳家洛和乾隆的親兄弟的關係，來搞一場 輕輕鬆鬆的反清復明的大業。而木桌倫部則是旗幟鮮明地寫出了“抗暴應戰，神必 佑我”八個字，直接誠實，真正豪氣沖天。最終木桌倫部被乾隆的軍隊剿滅全部壯 烈犧牲；而紅花會群雄則受損較小但犧牲了無辜，全部豹隱回疆。兩個截然不同的 結果不禁讓人沉思，就如中國現代詩人的如所寫的詩句：

　　　 有的人活著，
　　　 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著。

正所謂活著如行屍走肉，還不如死了而留名千古。

　　　 與小說中男性人物相比《書劍恩仇錄》中的女性人物更為出色。如霍青銅英姿颯爽、 機智過人、豪邁灑脫。與霍青銅這一位“女丈夫”相比，她的妹妹香香公主只是一 個不會武功單純的女孩，但她在乾隆面前體現出了驚人的勇氣和毅力。正是香香公 主這個“小女人”以死去提醒並拯救了陳家洛和紅花會的群雄。配角如李沅芷也是一 位值得一提的“女丈夫”，她敢於承認她對余魚同的感情並試著打開他在洛冰身上的 心結，即使遭到拒絕也不曾放棄，她的這份執著是現代女性的表現，並且她在不惜為 了這份感情而放棄父母家鄉時的勇氣也是大部分男性角色在此書中所沒有的。

　　　 《射雕英雄傳》是金庸武俠大宗師的奠基，這是一部被最早被人接受和最多提起的 小說。正所謂凡是看金庸的人必看《射雕英雄傳》，所以稱之為金庸最重要的小說 也是毋庸置疑的。這是一部典型的中國武義觀念小說，而金庸又把歷史與創作結合在 了一起，編繪了一位能與歷史人物分庭抗禮的虛構人物，郭靖，一位為國為民的真正 英雄。與《書劍恩仇錄》相比，金庸把歷史事件與虛構人物揉和為一體的技巧已達到 爐火純青、水乳交融和不留痕跡的境界。正所謂亂世出英雄，《射雕英雄傳》的背景 正是在歷史的分叉口，宋､金､蒙古的三國演義。

　　　 此篇小說的故事情節的發展是在主人公郭靖和楊康對照中進行的，雖然他們同樣都 不生長在中原但性格，行為都截然不同。這不是本書中的唯一的對照，金庸也把成 吉思汗這種英雄與郭靖這種英雄無形之中作了比較。這正是暗含在書名中的意思： “一箭雙雕”，既寫成吉思汗這位射雕英雄，也寫郭靖這位射雕英雄，讓讀者，後人 去做思考和評說。

　　　 大漠英雄與華山英雄有著不同的評價標準，不同的含義。大漠英雄的“武功”與華 山英雄的“武功”顯然不同。且此時蒙古大漠的英雄觀念，與中原內地的英雄觀念， 更有巨大的差異。中原文化的俠義英雄，主要不是以其人的武功有多高，而是以此 人的道德品質、行為準則、行動目標和精神境界來判定。蒙古生活是郭靖人格精神的 源頭，而中原文化則是他的人格精神的歸宿。他的母親李萍，也正是因為教導他成為 一個真正的忠良之後且為了讓他回歸中原無後顧之憂，這才自殺身死。最後在《神雕 俠侶》中郭靖做到了“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究竟何謂真正英雄？金庸引用了丘處機的話來回答： “黃藥師行為乖僻，雖然出自憤世嫉俗，心中實有難言之痛，但自行其是，從來不 為旁人著想，我所不取。歐陽鋒作惡多端，那是不必說了。段皇爺慈和寬厚，若是 君臨一方，原可造福百姓，可是他為了一己小小恩怨，就此遁世隱居，亦算不得是 大仁大勇之人。只有洪七公洪幫主行俠仗義，扶危濟困，我對他才佩服得五體投地。 華山二次論劍之期轉瞬即至，即令有人在武功上勝過洪幫主，可是天下豪傑之士， 必奉洪幫主為當今武林中的第一人。”

　　　 《天龍八部》在所有金庸小說中的地位是不可疑問的，倪匡在給金庸小說排名時提 到《天龍八部》是金庸作品中極其特殊的一部小說，在武俠小說中的地位堪稱第一。

　　　 《天龍八部》中的故事情節是圍繞著三位不同亦相同的主人公為框架所發生的。而 他們的故事也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種“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哲學寓言。段譽，虛竹， 蕭峰的經歷體現出了這三種不同的人生哲理。如段譽看上去像是儒生但實際上是 “佛子”。他處事的態度與給人的印象可稱為武俠小說中的一種“異類”，他那特 有的呆氣中包含著一種真正的俠氣。如剛剛在無量劍派東宗挨打受辱，轉眼間卻又 到神農幫勸和，以致差一點喪命。像段譽這種既不會武功又為人打抱不平，把自己 的榮辱得失和生死傷亡都置之度外的“呆子英雄”在武俠小說和真實生活中都屬少 見。他的種種可笑行為中包含著一種高貴的情操。這充分體現了他的內心境界。正 是這些高尚的情操，使得人們對他的種種無理或無禮的行為總是給予諒解和慈悲； 而對自己的不利、不幸的遭遇他則也總是能夠平靜以對，或自我解嘲，以幽默化解 戾氣。段譽的故事無疑讓人聯想起佛祖釋迦摩尼的故事，有高貴心靈的支配，不願 輕輕鬆鬆的作王子，便深入民間，了解天下人的生活苦痛，並且為求得這種人生苦 痛的解脫之道而苦修苦行、苦尋苦覓、苦思苦想。唯一不同的是同另兩位主人公一 樣，段譽找到的人生之路是“歸家”之路，並非簡單的“佛道”，而是一種更新也 更美好的“人道”。

　　　 天龍八部中所描述的俠義來自於人，但又並不是來自像郭靖一樣的完人。金庸將正 面人物的另一面，寫得更透徹。普天下敬仰的少林寺方丈，會有私生子。這種寫法， 最終在《鹿鼎記》中，建立了“反英雄”的觀念。“英雄”必須是人！人一定有人 的本性，人的本性不會受任何桎梏而改變。虛竹對神的崇仰，無人會加以懷疑。但是 他終於還是做不成和尚，那與環境無關，而是虛竹根本是一個人。人的地位在英雄， 菩薩的地位之上，就算將之視為神道妖魔，都不能改變人的地位。正如虛竹的“無 求而得”的經歷，這簡單的故事中包含著人生內涵。從他“置於死地而後生” 設己 救人的大義懍然舉動，到在別人惡意的誘惑與“造孽”下犯戒，從而從“佛道”歸 “人道”變成道家的掌門人，都表現出了人性的本質。

　　　 金庸筆下的英雄人物極多，但若論意氣之豪邁，行筆之光明，胸襟之開闊，唯有蕭 峰（喬峰）。蕭峰堪稱是人中之龍。而且他和郭靖全然不同，郭靖完美，但看來看 去是一個假人。蕭峰完美，看來看去，總是一條在你面前的凜凜大漢。他是丐幫幫主， 忽然身世秘密暴露，竟然是契丹胡人，導致蕭峰的一生註定是悲劇。最終蕭峰突破 了民族恩仇的嚴格界限，從他個人體驗的角度來觀察、評判民族之間的爭鬥。這也是 金庸小說中俠義觀點的轉變從武俠小說中所謂的“愛國主義”（漢族的愛國主義）— —在金庸的早期作品中提到，到出自於佛家的“眾生平等”觀念的蕭峰，這樣一位契 丹英雄的形像。蕭峰的英雄氣概和精神境界，要比宋遼兩國的英雄都要高。如書中所 寫，“喬幫主，你雖是契丹人，卻比我們這些不成器的漢人英雄百倍！”蕭峰的行為 超出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精神範疇，而達到了“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層 次。他的形像可以用書中無名老僧的話來概括，“唯大英雄能本色”。蕭峰雖非佛非 道，但最終實現了儒家弟子“達則兼濟天下”即“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生境界。. 武俠小說的江湖世界，是一個現實存在的於朝廷統治的社會相對的“人世間”或 “秘密社會”。金庸筆下的《鹿鼎記》可以說是個”反歷史“的“反書”：反英雄、 反傳統、反束縛。

　　　 《鹿鼎記》的主人公韋小寶不是英雄，也不願做英雄或君子。他深信“要做英雄， 就得自己吃虧”。為了不吃虧他寧願做一個小人。即使韋小寶是英雄、都統、將軍、 公爵，也只是小英雄、小都統、小公爵。而韋小寶的其他稱呼也都離不開“小”字， 小太監、小桂子、小奴才、小滑頭等等。孔子說“唯女人和小人難養也”，韋小寶 恰好就是個小人。他出生低微，文化教養不高。他出生在妓院使他的個性中露出潑皮 放賴、市井流氓的小人面目。書中查繼佐等人對韋小寶的形容最為恰當，“韋小寶無 甚知識，要曉以大義，他只講小義，不講大義；要喻以大勢，他也只明小勢，不明大 勢。”不同人對韋小寶的看法多不同，有好有壞，但總體來言韋小寶是一個不“正” 也不“反”、不好也不壞、不善又不惡的人；是一個沒有架子、平易近人的人；一 個很有人情味、始終活得輕鬆快樂的人；有時他也是一個自私自利、貪生怕死、只 講功利、不講原則的人。這些使他更像一位普通人而不是完美的英雄人物。

　　　 金庸在《鹿鼎記》中讓天下英雄鬥不過小無賴韋小寶，是在嘲笑以為靠提高自身打 鬥能力就能平不平、報恩仇的天真幻想。韋小寶的性格是中國國民性的最佳典型，是 中國文化的產物。所以會在中國文化圈內大行其道。他的性格，自認也就是這一文化 圈的環境產物，是國民性的集中表現。韋小寶之所以無往不利，正如當代詩人北島所 寫：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金庸先生筆下的武俠小說已經不再是那些簡單的行俠仗義、恩怨因果、打打殺殺的 故事；而是在一定社會、民族、宗教和文化背景下所發生的傳奇故事。這些故事中 的人物生動的代表著不同的社會價值觀點。金庸巧妙地把歷史事件和民間傳說結合在 他的小說中。從他早期的《書劍恩仇錄》到後期的《鹿鼎記》，他借著武俠小說的遊 戲規則，把一個個江湖武林的傳奇故事，演變成一段民族鬥爭的英雄史詩。從江南杏 花春雨寫到回疆戈壁灘黃沙，從民間的茫茫江湖寫到京都的皇宮內院﹐從隱隱綽綽的 前代私秘寫到轟轟烈烈的劍影刀光，從江南恩仇錄寫到戈壁書劍情。將宋元明清年間 的一段段歷史，演變成他書中傳奇故事的最好佐料；將中國的萬里江山，當作了武俠 小說人物縱橫馳騁的藝術舞台。他把現實與夢想，歷史與傳奇結合，令讀者墜入其境 真假難分。其優秀的將“武”之軀殼與“俠”之靈魂結合的武俠小說作品使他成為中 國當代武俠小說的一代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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