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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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平
這些年來，我常常想起我在青少年時代的兩位老師，特別是當我兩年前開始塗鴉這
種文字以來。
最初提起筆來，我想到，其實我小時候也是做過文學夢的。同時我也意識到，我有
近三十年沒有用方塊字寫文章了，我的寫作只是停留在中學水平。如果說這麼多年
後我還保持著對文學的興趣，應該說與我三十年前的兩位老師有關。
1969年，當我隨母親“幹部下放”而轉學到一所山區縣中時，聽說這所學校一向名
譽不佳，文革前的某些年競有過升大學率為“零”（又稱“剃光頭”）的歷史。當
然，我上中學的時代已經不講究、也不再有什麼“升學”了，況且我的家庭處境也
讓我別無選擇。
然而，當我坐在教室開始上課之後，我漸漸發現我的老師們其實都很有實力。譬如，
語文課高老師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課陳老師來自華東師範大學，物理課劉老師曾
留學波蘭，化學科黃老師曾在大學任教。因為文革造成的社會動蕩，這些老師才淪
落於此，小小的縣中就成了藏龍臥虎之地，我們也因此而“因禍得福”。
入校那一年，我插班在初二，高老師成了我的語文老師。他像是剛出校門不久，講
一口純正的普通話，看上去有些清高、又有些落寞。根據小時候從書本、電影中得
來的印象，二、三十年代的文學青年恐怕就是這個樣子吧。那年頭，中學畢業已經
不能升學了，上大學只是每個人心底的一個夢，誰也不敢說出來。對自幼喜愛文學
的我來說，北大中文系自然是夢境中的最高境界。因此，朦朦朧朧中，高老師在我
心目中或許有一種偶像的地位，雖然那是一個只有英雄、沒有偶像的時代。
由道聽途說得知，高老師原先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不知因何緣故被打成了“反
動學生”，影響1966年文革之始被分配來這裏教書。據說他在文革初被一群瘋狂無
知的中學生折騰，吃盡了苦頭，一日三餐就餐時間被迫掛著“反動學生”的牌子在
飯廳前示眾，尊嚴掃地。自然書是不讓教了，有段時間，除了勞動之外，他被派去
賣飯菜票。那年月，財務科的人算賬，包括賣飯菜票，都是一把算盤在手，算盤珠
子撥得劈里啪啦響。可高老師不精於此道，也可能是他的心算、筆算比珠算來得快。
於是，人們見他賣飯菜票時常在一張紙上劃拉幾下，倒是既快且準，從不出錯。 .
從初二開始，高老師一直跟班上，教到我們高中畢業。雖然那時的教學毫無疑問要
政治掛帥，毛澤東思想領先，但在以教材為藍本的大框架下，高老師會千方百計給
我們補充一些歷史和文學知識。例如，在講授毛澤東詩詞時，他總會結合幾首唐詩
宋詞。在講魯迅作品時，他便同時介紹林語堂、胡適和周作人等同時代的文人作家。
那時歷史、地理課都被砍去，高老師還得儘可能為我們補充史地知識。他曾經安排
在上一些課時﹐比較有系統地給我們講授中文語法、文法，形式邏輯等等。
我的作文常常受到高老師的青睞，這無疑大大刺激了我的寫作興趣。老師時常在課
堂上宣讀我的作文，將之作為講評的範例。這種剖析，更幫助我認識到自己的短處。
記得有一次在寫一篇班級活動的記敘文時，高老師不在，代課老師給了我一個前所
未有的90分，高老師回來看到後，毫不留情地刪去，代之以85分，並寫下了長達一
頁的評語，還記得其中包括這樣幾句：“人，要寫好一個人是最不容易的。希望你
加強人物素描的練習。”
到恢復高考的1977年，我從鄉下回母校去，欲與老師商討專業和學校的選擇。想不
到，高老師對我選擇報考理工科而非文科毫不驚訝，反而由衷地支持。也許由於他
自己在文革中的前車之鑒，仍然心有餘悸。也因為那時的大氣候預告“科學的春天”
正在到來，而中國的文學尚未解凍。
和戴老師相識是在中學畢業下鄉後，純屬一個偶然的機緣。
我在鄉下的那幾年裏，除了忙於農活和承擔赤腳醫生的日常職責，還時常給公社和
縣廣播站寫寫稿——當然多半是表揚稿或批判稿，一方面屬興趣所致，另外也算是
謀求日後出路的一種奮鬥方式。
1975年，為配合當時“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浪潮，公社要我以赤
腳醫生的名義寫份批判稿，並到公社播音室錄音，然後送交縣廣播站。寫大批判稿
是我們這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練就的看家本領，自然一揮而就。稿件送到公社，
擔任播音員的上海知青小王請她的丈夫、公社中學的語文教師戴老師幫我修改。 .
戴老師是復旦大學新聞系64級學生，文革期間畢業，虎落平陽，被發落到公社中學
教初中語文。改我這樣一篇小文對他自然是易如反掌。這之後我們成為朋友。他私
下裏對我推心置腹地說，你若愛好文學，喜歡寫，今後要儘量寫一點自己的東西。
說來慚愧，我當時雖然記住了這句話，卻並沒有完全明白“寫自己的東西”的真正
涵意。事實上，那年頭，除了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地或吹捧、或批判，自己根本沒
有膽識寫什麼。
三十年後，當我最近回國時，家鄉一家報紙的主編讀了我在海外網站發表的一些文
章，邀請我參加該報一個海外遊子欄目的寫作，並指定要我寫一篇此次回鄉對家鄉
巨變的觀感。我意識到，作為地方政府的報刊，對方當然希望我歌功頌德。我委婉
地表示，歡迎貴報將我在網站發表的任何文章轉載展示給家鄉的父老鄉親，我甚至
不介意編輯作適當的修改刪減。但是，我自己已不習慣於承擔“使命”，為報紙寫
命題作文。作為業餘網絡寫手，我想保持這點天馬行空、隨心所欲的自由度。或許，
這也算是對當年戴老師建議我“寫自己的東西”的遙遠的回應。
後來得知，戴老師1978年考上華東師範大學的研究生，回到了上海。一些年後，高
老師也調回了浙江家鄉的一所大學任教。
可能他們自己不曾記得和意識到，他們當年對我這樣一個愛好文學的女孩的啟迪，
以及在我人生中產生的久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