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的教誨  ¤ 湘平


    這些年來,我常常想起我在青少年時代的兩位老師,特別是當我兩年前開始塗鴉這 種文字以來。

    最初提起筆來,我想到,其實我小時候也是做過文學夢的。同時我也意識到,我有 近三十年沒有用方塊字寫文章了,我的寫作只是停留在中學水平。如果說這麼多年 後我還保持著對文學的興趣,應該說與我三十年前的兩位老師有關。

    1969年,當我隨母親“幹部下放”而轉學到一所山區縣中時,聽說這所學校一向名 譽不佳,文革前的某些年競有過升大學率為“零”(又稱“剃光頭”)的歷史。當 然,我上中學的時代已經不講究、也不再有什麼“升學”了,況且我的家庭處境也 讓我別無選擇。

    然而,當我坐在教室開始上課之後,我漸漸發現我的老師們其實都很有實力。譬如, 語文課高老師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課陳老師來自華東師範大學,物理課劉老師曾 留學波蘭,化學科黃老師曾在大學任教。因為文革造成的社會動蕩,這些老師才淪 落於此,小小的縣中就成了藏龍臥虎之地,我們也因此而“因禍得福”。

    入校那一年,我插班在初二,高老師成了我的語文老師。他像是剛出校門不久,講 一口純正的普通話,看上去有些清高、又有些落寞。根據小時候從書本、電影中得 來的印象,二、三十年代的文學青年恐怕就是這個樣子吧。那年頭,中學畢業已經 不能升學了,上大學只是每個人心底的一個夢,誰也不敢說出來。對自幼喜愛文學 的我來說,北大中文系自然是夢境中的最高境界。因此,朦朦朧朧中,高老師在我 心目中或許有一種偶像的地位,雖然那是一個只有英雄、沒有偶像的時代。

    由道聽途說得知,高老師原先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不知因何緣故被打成了“反 動學生”,影響1966年文革之始被分配來這堭衩恁C據說他在文革初被一群瘋狂無 知的中學生折騰,吃盡了苦頭,一日三餐就餐時間被迫掛著“反動學生”的牌子在 飯廳前示眾,尊嚴掃地。自然書是不讓教了,有段時間,除了勞動之外,他被派去 賣飯菜票。那年月,財務科的人算賬,包括賣飯菜票,都是一把算盤在手,算盤珠 子撥得劈里啪啦響。可高老師不精於此道,也可能是他的心算、筆算比珠算來得快。 於是,人們見他賣飯菜票時常在一張紙上劃拉幾下,倒是既快且準,從不出錯。 .

    從初二開始,高老師一直跟班上,教到我們高中畢業。雖然那時的教學毫無疑問要 政治掛帥,毛澤東思想領先,但在以教材為藍本的大框架下,高老師會千方百計給 我們補充一些歷史和文學知識。例如,在講授毛澤東詩詞時,他總會結合幾首唐詩 宋詞。在講魯迅作品時,他便同時介紹林語堂、胡適和周作人等同時代的文人作家。 那時歷史、地理課都被砍去,高老師還得儘可能為我們補充史地知識。他曾經安排 在上一些課時﹐比較有系統地給我們講授中文語法、文法,形式邏輯等等。

    我的作文常常受到高老師的青睞,這無疑大大刺激了我的寫作興趣。老師時常在課 堂上宣讀我的作文,將之作為講評的範例。這種剖析,更幫助我認識到自己的短處。 記得有一次在寫一篇班級活動的記敘文時,高老師不在,代課老師給了我一個前所 未有的90分,高老師回來看到後,毫不留情地刪去,代之以85分,並寫下了長達一 頁的評語,還記得其中包括這樣幾句:“人,要寫好一個人是最不容易的。希望你 加強人物素描的練習。”

    到恢復高考的1977年,我從鄉下回母校去,欲與老師商討專業和學校的選擇。想不 到,高老師對我選擇報考理工科而非文科毫不驚訝,反而由衷地支持。也許由於他 自己在文革中的前車之鑒,仍然心有餘悸。也因為那時的大氣候預告“科學的春天” 正在到來,而中國的文學尚未解凍。

    和戴老師相識是在中學畢業下鄉後,純屬一個偶然的機緣。

    我在鄉下的那幾年堙A除了忙於農活和承擔赤腳醫生的日常職責,還時常給公社和 縣廣播站寫寫稿——當然多半是表揚稿或批判稿,一方面屬興趣所致,另外也算是 謀求日後出路的一種奮鬥方式。

    1975年,為配合當時“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浪潮,公社要我以赤 腳醫生的名義寫份批判稿,並到公社播音室錄音,然後送交縣廣播站。寫大批判稿 是我們這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練就的看家本領,自然一揮而就。稿件送到公社, 擔任播音員的上海知青小王請她的丈夫、公社中學的語文教師戴老師幫我修改。 .

    戴老師是復旦大學新聞系64級學生,文革期間畢業,虎落平陽,被發落到公社中學 教初中語文。改我這樣一篇小文對他自然是易如反掌。這之後我們成為朋友。他私 下媢鴽痡壑葚m腹地說,你若愛好文學,喜歡寫,今後要儘量寫一點自己的東西。 說來慚愧,我當時雖然記住了這句話,卻並沒有完全明白“寫自己的東西”的真正 涵意。事實上,那年頭,除了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地或吹捧、或批判,自己根本沒 有膽識寫什麼。

    三十年後,當我最近回國時,家鄉一家報紙的主編讀了我在海外網站發表的一些文 章,邀請我參加該報一個海外遊子欄目的寫作,並指定要我寫一篇此次回鄉對家鄉 巨變的觀感。我意識到,作為地方政府的報刊,對方當然希望我歌功頌德。我委婉 地表示,歡迎貴報將我在網站發表的任何文章轉載展示給家鄉的父老鄉親,我甚至 不介意編輯作適當的修改刪減。但是,我自己已不習慣於承擔“使命”,為報紙寫 命題作文。作為業餘網絡寫手,我想保持這點天馬行空、隨心所欲的自由度。或許, 這也算是對當年戴老師建議我“寫自己的東西”的遙遠的回應。

    後來得知,戴老師1978年考上華東師範大學的研究生,回到了上海。一些年後,高 老師也調回了浙江家鄉的一所大學任教。

    可能他們自己不曾記得和意識到,他們當年對我這樣一個愛好文學的女孩的啟迪, 以及在我人生中產生的久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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