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结尾的故事  ¤ 老骥

(本文纯属虚构,读者切勿与身边的任何人或事联系)

    真是作梦也没想到,堪培拉的博尔济吉特后人的一篇回忆录《寻祖坟》,在2002年 12月5日《大洋时报》发表后,竟然引起了一件意想不到的风波。 事情是从一次午餐开始的。

     那天中午,乔易约我和几个文友到堪培拉市中心的长城饭店吃饮茶,也约了博仁 (即“博尔济吉特后人”──《寻祖坟》作者现在使用的名字)。 我和博仁是莫逆之交,一起从北京到澳洲留学,一起在ANU读经济系、一起打工,又 先后取得澳洲的居留权,而且都喜欢文学写作。乔易、博仁和我都是堪培拉中文写 作协会的成员。我们协会经常在长城饭店聚会,谈谈写作,聊聊家常儿,业余生活 和精神生活都满丰富的。

     长城饭店是当地华人约定俗成的一个聚集点儿。每天中午,许多华人都喜欢到这里 来吃饮茶和聊天,家长里短的谈话中难免会说三道四、评论时事、传递一些小道消 息。所以,这里成了消息灵通的场所。

     茶余饭间,乔易便提起前两天在《大洋时报》发表《寻祖坟》后听到的议论。他问 博仁:“你的《寻祖坟》在咱们《堪京文苑》上发表时,还没人注意──因为读者 甚少。我浏览了一下印象也不甚深。《大洋时报》发表后,不少人跑来问我:‘博先 生那篇文章提到的事,是他胡诌的、还是确有其事?你们都是中文写作协会的,一定 知道底细。’这话真把我问着了。”

     博仁喝了口茶,轻描淡写地说:“当然是真的。你没见我文章后注明是‘回忆录’ 嘛!”

     “那你真的姓博尔济吉特了?”旁边又有人插嘴问。

     “当然,我本来就姓博尔济吉特,在国内的履历和户口簿中都填的是蒙古族,先祖 在清朝属正蓝旗,我现在姓博就是取第一个字。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省事儿、容易被 别人称呼,容易记,也省得不沾惹是非。姓这个姓的人不多,我家人只有在与人接触, 了解到对方姓博、又是同一民族的时候,想问问对方是否同宗时,才告诉对方自己 的全姓。”

     博仁这么一说,立即引起同桌其他人的兴趣,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插话问起来。

     “难怪你长得不像汉人。”

     “是啊,无论我在中国还是在澳洲,如果不是说话,第一次接触我的人中还没有人 看出我是华人。”

     “听说清朝太宗皇帝的老婆、小老婆,清朝顺治皇帝的老婆都和你同姓?最近大陆 明星宁静主演的《孝庄秘史》就是描述她们的故事。”

     “传奇故事和历史是两码事。故事最多沾点儿历史的边儿。不过我查过《清史》, 这几个人物历史上都有,也确实与我同姓。”

     “她们是不是你家的老祖宗?”

     “听姑奶奶说过,她们和我的祖宗沾亲。”

     “那你家祖宗都是皇亲国戚、或者大官儿了?”

     “可能吧。我姑奶奶只告诉我,她只记得她的曾祖当过两省的巡抚。再往上的祖宗 当过什么官儿就不知道了。”

     “两省的巡抚也算得上是封疆大吏了。你家的族谱怎么记载的?”

     “我家过去有族谱。这个问题我在《寻祖坟》中已经交待过:‘文革’中让我父亲 烧了。烧前我也没看过。我是‘新社会’、共产党教育下长大的,当然对那些东西 不感兴趣。况且,这种出身在‘新社会’非常受歧视,老家儿(北京口语,指家中的 父母或父母以上的长辈)对孩子们遮掩还遮掩不过来呢,谁会去提那些陈年旧事?现 在我父亲得了脑血栓,脑子糊涂了,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都记得不清楚,何况家里 过去存的什么资料?”

     “你在《寻祖坟》中说,你祖宗的棺木从祖坟中迁到公墓中时,有三具棺材没有打 开,原封不动地埋入公墓,就不怕人盗墓?”

     “我估计姑奶奶没想那么多。另外,那时公家(口语,指政府)在公墓的附近有个 办公室,也有管理人员。”

     “也许你姑奶奶不想让别人打开那三具棺木、分那些陪葬品,是想把那些财宝留给 她的后人?”

     “你这才是胡说八道呢!”

     “我这是开玩笑,你别当真。”

     “我姑奶奶没有生育过,而且,她死得很可怜!她一生非常勤俭。我们小时候吃饭 时不小心把米粒掉到桌子上,她都一粒一粒地拣起来吃了,还不停地叨念:‘孩子, 粮食来得不容易──这都是农民的血汗啊,可别糟蹋。’她虽然没生育,但在路边 拣了个弃婴,并把她扶养成人──我管她叫小姑。姑奶奶死于伤寒──按说现在伤寒 病好治,可小姑开始认为只是一般的肠炎,没把它当大病治。后来姑奶奶老拉稀,走 道儿都困难了,常常拉在裤子里、床上。她的养女不知道听谁说的,肠炎不吃饭, ‘饿治’,自然就会好了。没想到姑奶奶年龄大了,身体又虚弱,不吃东西、只喝水, 竟饿死在床上了。死后化验,才知道她得的是伤寒病。

     “《寻祖坟》中说,你姑奶奶对你最好,你怎么不照顾她呢?”

     “那时我被分配到千里之外的山西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姑奶奶 死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话说远了。实际上,我姑奶奶的确知道那三具棺材 里放的是什么陪葬品。她倒不是想把那些财宝留给小姑,而是她很迷信。她认为开棺 取走陪葬品是对祖宗的不孝,死后没脸见祖宗。棺材里的陪葬品到底是什么她都告诉 我了。她告诉我的意思,是说我是家中的长子长孙,让我一定要尽量保护祖宗灵柩不 受别人破坏。不过,那时我还小,详细情况我现在都忘了,只记得老祖儿的棺木中有 一套手抄本《石头记》。因为姑奶奶当时再三提到这套书,所以现在还记得。我的祖 宗中很多人当过翰林,都是爱书如命。那套手抄《石头记》当时就很珍贵,被祖宗列 为传家宝,传了几代人了。不过,我忘了是谁抄的──因为小时候对文学不感兴趣, 更不用说《石头记》了。况且,迁坟的那个时代没有人对这类古书感兴趣。”

     “你是指曹雪芹的八十回手抄本《石头记》?”

     “嗯。”

     “你不是吹牛吧?”

     “我干嘛吹牛?我不认为这套书在我家中算什么宝贝。小时候家里虽然穷,但古董、 好首饰却不少,民国期间和‘解放初’,我家就靠卖家底儿(注:这里指家中存的 古玩玉器等)过日子。那时候,‘打鼓儿的’(注:北京一种沿街收购旧物的人,边 走边打着一种小鼓。人们一听这鼓声儿,就知道这种人来了)三天两头往我家跑。记 得我家一对商周青铜□烛台‘打鼓儿的’只给了二十万旧币,就合现在人民币二十块 钱──现在要是在香港拍卖公司拍卖,还不是个天文数字?”

     “你不要扯远了,我说的只是那套《石头记》。假如你不是吹牛,这套书现在可是 珍宝。据‘红学’撰著中说,当时在清朝的皇亲国戚中保存有一部很珍贵的手抄本 《石头记》,现在不仅算是套价值连城的古书,文学上还非常有研究价值。只是现在 不知去向了──会不会就是你老祖儿棺木中的那套呢?”

     “鬼才知道。反正现在说什么也没用,更无法考证。理由很简单,我在《寻祖坟》 中交待得很清楚:我老祖儿的坟被平了,原来的坟地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国防大学的 菜地了。”

     一群文人茶余饭后的聊天颇像“侃大山”:当时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事后谁也没 往心里去──都扔到脑后了。没想到因此引出了下面的故事。

     一个月后,我到博仁家去串门儿,博仁的弟弟博渊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屁股还没 坐稳,看了我一眼,稍犹豫了一下,大概是考虑能不能当着我的面儿说,随即告诉 了我俩一个惊人的“小道消息”:建筑承包商老杨手里出现了一套手抄古书《石头记》。

     说到老杨,那可是个能人儿。虽然长得虎背熊腰,颇有鲁智深的形象,但干起活儿 来却乾净利索、麻利快。他在国内当过兵,“六四”前留学澳洲后,帮厨、打扫卫 生、开荒种树、果园收水果、沿街收集垃圾筒什么苦活儿、累活儿都干过。他很会交 往,“身份”解决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在干泥瓦匠的过程中,自己弄了个建筑商 (Builder)执照。随后自己注册了个公司,干起了建筑承包这一行,几年来生意挺 兴隆,不仅买了挺漂亮的新房,还买了辆宝马车,手里仍然有笔可观的存款。

     消息是怎么传起来的呢?原来,老杨最近私下里曾经请王博士鉴定过一套线装书。 王博士曾担任过澳洲国立博物馆的研究员,对中国的古董和古书都有研究。王博士 现在任澳洲国立图书馆亚洲分馆的馆长。王馆长根据那本书的内容、手抄用纸的质地、 书写的墨迹、藏书的印章和抄写所注的乾隆年号,立即断定那是一套罕见的手抄古 书《石头记》。王馆长当时就想复印一套放在国立图书馆珍藏。可老杨推脱说复印全 书需要时间太长,他还有事急着去办。王博士要是喜欢,他以后可以给王博士复印一 套。王博士心里明白,这种贵重的书一般不转借,所以不好强留,只好说一定付复印 费。老杨便匆匆走了。过了几天,老杨送给王博士的《石头记》变成了一套“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的线装翻印的《石头记》,矢口否认他有过什么古书。为此王馆长很 生气,同王太太发了好一阵的牢骚。

     “纸里包不住火,”博渊说,“藏着的东西除非不让任何人见,只要让一个人知道 了,那就瞒不住了。王博士夫妇每个周末都去华人基督教堂崇拜耶稣,崇拜后难免 与相好的议论起此事。于是这消息便不胫而走。说也怪了,不知怎的,现在咱们华人 社区里沸沸扬扬的,传说老杨那套《石头记》是从咱家祖宗棺木中盗出来的。大哥, 你那天在长城饭店吃饭时和乔易、文渊(指笔者“我”)等人说的那番关于咱家祖 坟的话,后来让人们传得神乎其神,几乎人人皆知了。

     “《寻祖坟》未发表前,我就仔细阅读过。你对祖坟的描述也写得也太详细了── 具体地点写得明明白白不用说了,连从北京城去那块坟地怎样走都一五一十地交待 得清清楚楚。我就是按照你说的路子找过一次,很快就找到了。我去当然是为了认祖 坟,也是替爸爸再核实一下,能不能把祖宗遗骨刨出来移走。我看了看那片菜地,确 实像你说的,无从下手,也就罢休了。话又说回来了,你那份材料写给咱自家人看也 就罢了,作为文章发表,没有必要写得那样详细嘛。

     “我怀疑姓杨的听了你的那番话,到北京走了一遭儿,买通了那块菜地的承包农, 盗走了那套古书──也许还有其他陪葬品。你想想,咱家人只是从找遗骨想,那里 是片公墓,地底下到处都埋着人的骨头,地面上已经没有标志,变成菜地,当然无从 下手。但他们是寻宝去的,是从古书和珍宝下手的。八十回的《石头记》虽说不多, 也有厚厚的一大摞。据说现在有一种非常先进的仪器,可以放射出一种波,并通过 回收反射波的情况,分析和判断出地底下埋的可能是什么东西。我怀疑姓杨的就是 借用这种仪器找到咱家老祖儿的棺木的。

     “另外,这几天我托朋友打听过几家旅行社,发现老杨确实在一个月前买过往返北 京的机票、回过中国一次。”

     听了博渊的这番话,我和博仁都感到十分意外。回想那天中午在长城饭店吃饮茶, 虽然我们协会的饭桌上没有老杨,但隐隐好像看到老杨就在附近的桌上吃饭──难 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天他真的动了心、而且随后就动手了?

     还是博仁冷静下来说:“老弟,你这只是从传言和蛛丝蚂迹中猜测得出来的结论。 传言和猜测不等于事实。按你说,老杨的手里有一套古书《石头记》只有王馆长一 人见过,而且后来姓杨的又矢口否认,当时没有第三者,在法律上不能说明问题。另 外,即使老杨手里有一套手抄本《石头记》,社会上线装《石头记》手抄本恐怕不止 一套,怎能说明他手里的那套书就是他从咱家老祖宗棺木中取出来的?

     “其实,老祖宗陪葬的那套《石头记》到底值多少钱很难说,实际上棺材中恐怕还 有更值钱的东西,我知道的就有一柄红宝石如玉、一个玛瑙搬指、一个祖母绿的烟 嘴儿呢──老祖宗抽烟很凶。这些可比书好带多了。况且,老祖宗的坟地我去了,上 面是一片菜地,也不知道耕种了多少年了。怎么着手去挖?管菜地的农民肯让他乱挖? 他又不是国家的考古人员去考古。”

     “要是姓杨的给管菜园子的一笔钱──足够赔那块菜地的菜钱,又说自己只是寻找 自己祖宗的遗骨──你不也说了,常有人到那片菜园子边儿上烧纸、祭祖吗?管菜 园子的对祭祖已经习以为常,再加上有钱赚,他还能阻止?有钱能使鬼推磨嘛!”.

     “你说的都有道理,可我们无法证明那是事实。你能到法院告他、或者到警察局揭 发他吗?不能,你没有事实根据。你找私人侦探去调查──你我又没有钱。就连你 我自己去调查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怎样着手?况且,人们会问你,你揭发也好、调 查也好,为了什么,想归为己有?我们是个大家,过去族中觊觎老祖宗棺材里东西的 人就大有人在,要是追回来了,咱家的亲戚也不少,你能归为己有?还是别找这麻烦 了吧!何况我们手里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祖宗埋在那里的材料──都烧了,北京政 府在那里设置的管理办公室在‘文革’中被毁,管理办公室的资料也全被‘红卫兵’ 烧了、或者丢了。所以,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我们的祖宗棺木在那里埋着。同时,假 如堪培拉华人社区的‘小道消息’是真的,我们没钱给那块菜园子的承包菜农,他 肯出面作证吗?所以,我看就算了吧,就当这事没发生过,或者就当这事与我们没 关系,甚至就当老祖宗的棺木都不知去向了。况且,我没写这篇回忆录以前,不是 谁也没把祖坟当回事吗?现在何必自寻麻烦呢。”

     “你倒想得开。”博渊很不满意哥哥博仁的观点。“你是家里的老大,这事儿我本 来想让你拿个主意,没想到你却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唉,这叫什么事儿 呀!”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嘟嘟囔囔地走了。

     以后的几天中,我在街头巷尾遇到一两个知己,他们也咬着耳朵给我透了些风── 与博渊告诉我的情况很相似。我一笑置之,当作耳边风,还对传言的知己说:“这 话到此为止,别再烂传了。堪培拉华人圈这么小,有人放个屁都能传成打雷。万一 不是真的,就找不着下台阶儿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没想到老匡又找上门儿来说起这事。 老匡可不是个简单人物。别看他年龄不过三十出头,既不是澳洲公民也不是澳洲永 久居民。他手里有两本护照──中国的公务护照和私人护照。开始,他挂着“年轻 学者”、“副教授”、“总裁”、“总经理”、“特约经济研究员”等众多的头衔 儿来澳访问──他的确一表人才,风流倜傥,颇有学者风范,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二、 三十本书,数十篇经济专著。不久,他又以经商的名誉来澳。每次来澳他都是住豪 华宾馆,前呼后拥地跟着一帮人,而且还受到澳洲当地高官接见。后来,他买了澳 洲当地的两家生意、一所豪宅、两辆高级轿车,经常开着高级轿车带着一个台湾籍 的夫人出入于Casino和高级饭店。他的那位台湾夫人也是出手阔绰,吃、喝、赌、 抽烟,花钱如流水。他与中国大使馆关系颇为密切,据说与政务参赞、商务参赞、 教育参赞等人都是“哥们儿”级的。人们都传言:看样子他是有背景、有来头儿的。 上次中国大陆李鹏委员长访澳,他与负责李鹏保安的“便衣”来往密切,还称兄道 弟──因此有人估摸,他说不定就是中国安全部的。以前他从来没到过我家。

     老匡屁股还没坐稳,寒喧几句便开门见山了:“老文,我想堪培拉华人社区传言─ ─老杨弄到一套古书──手抄《石头记》的事,你也听到点儿风声了吧?”

     “没有。”我不想传小道消息,装作毫不知晓的样子,“我可不是耳目灵通人士。 每天打工回来不是收拾花园、就是上网,有空儿再写上两笔,除了每月一次参加写 作协会的茶话会外,很少到华人圈儿里闲聊天。你也知道,写作协会说的都是关于评 论文学作品的事。你要问我谁写了什么新作,我可能倒会知晓。”

     “你别装聋作哑、闭着眼睛说瞎话了。”老匡一针见血,“我和博仁、博渊不认识, 若不是你与他兄弟俩是莫逆之交,你的话博仁能听进去,我才不会来麻烦你!你向 来是消息灵通人士,外面都传得神龙活现地了,你朋友那么多,真没一个人给你通 风报信?我才不信呢──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他习惯性地掏出烟和打火机来, 自然而然地要点。

     “对不起,我对烟味儿过敏。”我提醒他。

     “抱歉。”他原封不动地把烟卷儿和打火机又装回口袋。“你打算看着老朋友丢了 东西、对咱国家的文物丢失不闻不问?”

     “这事儿我不好说话。”我知道他小道儿、官道儿都耳目众多,消息灵通。在他面 前装傻充愣会很没趣儿。“博仁不想多事,更不对那套书感兴趣。你让我怎么说? 况且,这事很难摸清楚是真是假。传言有时候没边儿没沿儿的。就像博仁吧,他写 了那篇《寻祖坟》后,传来传去,有人竟说他是慈禧太后的后代,多可笑!慈禧太后 姓叶赫那拉氏,满族人,他姓博尔济吉特,蒙族人。怎能扯到一起去?实际上最多只 能说他的祖宗与孝庄太后沾点儿亲。而慈禧太后和孝庄太后年代相差太远,可人们传 来传去就跟真的一样。”

     “就凭沾那点儿亲还不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他神秘地笑了笑,“无风不 起浪。那事儿假的就算了,真的我们就得说的说的。”

     “你没真凭实据,这又是在澳洲,你能怎样?”我不以为然地说。

     “首先,你认为博仁说的事是不是真的?”他很认真。

     “根据我对博仁的了解,他说的不会是假话。他没有必要骗我们。我同他聊过,他 也同我谈得很坦白:这次要不是他老父亲想起祖宗的遗骨,希望看到祖宗的遗骨有个 安身之地,他才不会想起这事儿呢,他兄弟姐妹也不会三番两次跑回北京找。由于找 到遗骨无望,心绪沉重,才写了那篇回忆录追记往事。至于他说出那套《石头记》的 事儿──最初只是想表白,他姑奶奶对他宠爱有加,什么事都只和他一个人说,包括 祖宗身边陪葬品的明细──仅此而已。他没有必要说假话骗人。”

     “我就想知道这些。你不是‘红学’人士,写作也只是半路出家、业余爱好而已, 不知道那套古书──《石头记》八十回手抄本在文学上的研究价值,所以这套书对 你毫无意义。但对文学研究却不同了。这件事已经引起中国大使馆的注意,反应到国 内了。

     “据有关记载,曹雪芹的八十回《石头记》问世时,确实有一套很有价值的手抄本 在当时的某个王爷手中。据有关人士分析,在清代,博尔济吉特姓氏属皇亲国戚,姓 博尔济吉特的王爷、大官儿都有案可稽。如果博仁真是姓博尔济吉特,祖宗属正蓝旗, 他家过去的老祖坟确实在北京东郊──即现在的东郊热电厂一带──那里过去确实 有不少王公贵族的坟地,又按他说的,他的祖宗棺木中有一套《石头记》陪葬,这与 历史记载恰巧吻合。

     “先说清楚,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追踪调查的结果,老杨真是从他祖宗的棺木中 取走了那套《石头记》──当然,可能棺木中还有其他陪葬品。我很想知道,如果 中国有关方面破案后,博仁和他家会有什么态度?中国有关方面当然希望他家能贡献 给国家──这种态度至关重要,影响有关部门是否下决心追踪下去。博仁是个脾气很 怪的人,一般的人很难与他交往,你是他的至交,希望你徵求一下他的意见。”

     “你说得也真邪乎。这事我倒能办──不就是徵求意见嘛!话又说会来了,你能代 表中国政府?”

     “这你就甭操心了。我能说得出,就能做得到──保证会把话儿转到中国政府有关 负责人耳中。”他那表情,颇有代表中国大使馆的派头。

     “瞧你说的,都和真的是的。我看你想编故事、要拍电影吧?我把话传到就是了。”

     “我要当面听到他的答覆。”

     “这好办。约他来我家谈,你在场,我当见证人。”

     博仁如约来到我家。老匡早在我家等得不耐烦了。

     “如果真像你说的,《石头记》如果能找回,它便属于国家,由国家保存。”博仁 听完老匡简单介绍情况后毫不犹豫地说。“这套古书对我家来说,也只是个纪念品 而已。可留在个人手里同时也是个祸害──觊觎的人多,闹不好还会出什么事。交给 国家,让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那是最好不过的事。”

     “将来你可别后悔。你能作通你老父亲的工作,让他的态度和你一样吗?”

     “当然。老文──”博仁指了指我,“在这里做个见证人。过去,我家几百亩的风 水宝地都无偿给国家了,要是老祖宗的那点儿陪葬品能为国家作点儿贡献,他老人 家不反对──老文邀我来时,已经同我说了事情的因果。我已经徵求过他老人家的意 见了。”

     “有你这话就行了。当然,如果一切如愿,可能国家有关部门会给你家什么奖励的。”

     “我心里明白:核实这件事对于国家来说并不难,只要让公安部门到中国国防大 学的菜地去调查一下,再把那块菜地承包的菜农找去问问,总会找出点儿蛛丝马迹─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现在我只是担心,这套《石头记》老杨不会长期收藏 在家里,也许已经出手了。”

     “确实很难说。老杨不是文学研究人员,他弄到这套书也是为了赚钱,总不会老藏 著,总要出手的。另外他也不可能一辈子不回中国大陆。这年头儿不怕东西贵重不 贵重,就怕有人惦记着。你说对不对?我找你的目的就是听你那句话。有你那句话, 你就甭管了。”说到此,老匡对博仁开玩笑地说:“到时候你领奖金的时候可别忘 了我!”

     “瞧你说的。”博仁虽然知道老匡很有背景,但在这事上却让人猜不透。“说实话, 我不认为一切能如愿以偿。”

     “我要下决心办的事儿,就没有办不成的。咱们走着瞧!”他目的达到了,便待不 住了。“我的烟瘾犯了,我得出去抽一根儿。”

     老匡来到我的花园,边抽烟、边欣赏了一会儿我种的花儿,随即便走了。

     不久,老匡就回北京了。一走就是几个月,而且渺无音信。

     堪培拉华人中的小道消息有时候越传越神,但也有时候随着时间的拉长而越来越淡, 而后便销声匿迹了。古书《石头记》的风波也是如此。

     至于老匡回到北京后是不是真的通过中国的有关部门去立案、调查了,包括中国国 防大学的菜地是否有人去挖过什么、谁挖的,我现在还不能向读者交代清楚,因为 老匡还没回堪培拉,也没电话、Email 给我或博仁。不过,请读者放心,既然老匡已 经拍胸脯、夸下海口,这事总会有个着落。一有结果,我一定把这事后面的故事写 完。如果读者等不及我写后面的故事,就到堪培拉长城饭店来吃顿饭,听听那里华 人们的聊天吧,也许在我后面的故事还没有写出来之前,读者就能在那里知道了故 事的结局呢!

     2003年7月于堪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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