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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父親陳厚儒 ¤ 聯邦參議員陳之彬先生

　　　我的父親陳厚儒在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去世，這個星期二是他去世後的第一個清明節。父親一生看過很多場面，我沒有什麼個人成就，只能把父親的生平簡單記錄一下，以盡兒子的責任。

　　　我父親一向說他是個平凡的人，他的願望是過一個平凡人的生活。可是他生長在一個不平凡的時代，經過很多不平凡的環境，能在澳洲這個安樂土享受了30年的安逸生活，能享年九十二也可以說是一個不平凡的命運。

　　　我父親陳厚儒，字通伯，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在揚州出生，祖籍江蘇儀征。儀征在清朝時屬揚州府，民國之後廢“府”為省轄縣。

　　　陳氏家族祖先原居福建漳浦，清初移居揚州。揚州歷史上是長江下游和大運河上的重鎮，清兵入關後史可法死守此地保護江南不成，揚州遭遇十日屠城幾乎變成空城。

　　　陳氏祖先大概是隨鄭成功由廈門反攻南京，失敗後流落揚州並就此定居。前幾代開荒經商，第九代起事業比較成功，跟著中國儒家傳統“修身、起家、治國平天下” -- 好學成業然後服務社會。（這種講法以現代人眼光看是封建的講法，可是事實上儒家所重的“仕途”是可進可退的：進則“治國”做官為社會服務；退則“回耕” 像陶淵明那樣自得其樂。儒家思想的唯一弱點是輕“商賈”。以現代經濟學眼光看是太保守，因為商業使到社會溝通，是達到均富的一個基本需要。）

　　　由於家業成功，我父親的太祖父陳嘉樹能夠專心讀書，在科舉上成功。在道光二年（1822年）考到二甲第一名進士出身，開始做官，官至江西布政使。我父親的高祖父陳彝在同治元年（1862年）跟他的父親一樣考到二甲第一名進士出身。陳彝做官比較更成功一點，在清朝中末期，所謂同光中心名臣裏算是一個二等人物，做過安徽巡撫、內閣學士、吏部侍郎。不過他成名的原因是他在做御史時有敢言的名聲，做行政官時有清官的名譽。我父親的曾祖父陳重慶官至道台。可是那個時後已到清朝晚期，他感覺到官場腐敗就不鼓勵後代參與科舉走“仕途”，只鼓勵兩個兒子求學。小兒子陳含光讀書特別成功也很有名氣，被推舉為江蘇代表出席民國第一屆議會。陳含光的兒子陳康是世界有名的古希臘文化研究專家。

　　　到我祖父陳慕顛時，晚清末年社會大變動。祖父舊家庭出身應付能力比較差一點只能吃老本，以現代的眼光看可能是二世主。不過他還相當有眼光，把陳家的私塾改辦成揚州第一個新學堂。我父親生長於新中國建立時代，不願意留在老家，十四歲那年離開揚州，在上海完成了震旦大學的法律專業，十九歲畢業。他的三個弟弟們也逐個尋著他的軌跡離家成業。

　　　我父親具有律師資格後，被委派到安徽省地方法院當實習推事。幾年之後，被聘為當時在江南替國民政府整理稅務的丁春高先生的幕僚。丁先生是晚清名臣丁寶楨的後代，為人剛正不阿，是當時中央政府整理全國性財務系統的關鍵人物。

　　　 1935年紅軍在江西的大本營被國軍攻垮，朱德帶領紅軍開始長征轉戰西南軍閥分治的地方最後去到陝北。國軍一路跟從紅軍把這些地方收為中央政府控制。丁春高被委派去那裏領導財政修改，他帶領我父親和另外一個助手入川。1937年接收正在進行時，日本向中國發起侵略戰爭，國民政府西遷重慶。第二年丁先生與世長辭。此後不久父親和丁先生的女兒結婚，他們的婚姻持續了五十一年，直到1989年我母親因病去世。

　　　我母親丁秣嫻是丁春高的侄女，丁先生的兄弟早年去世留下一兒一女，丁先生自己無後，就把侄兒女當自己的孩子養大。母親的外祖母是清朝最後第二任杭州將軍瑞興的女兒，正白旗人，民國後以名為姓改姓“蘇”。我母親和我父親共育我們五位子女，四男一女。

　　　我父親于1940年在民國的陪都重慶開始考入外交部。1942年被派往伊朗大使館做隨員。因為受家教和丁春高先生的影響，血氣剛毅疾惡如仇，他發現駐伊朗大使館挪用公款上告外交部，可能是做過推事的經驗資料找得很全，外交部不得不把大使外調。但是我父親沒有得到任何好處，五年後才調任越南北部的重要港口城市海防市領事館當隨習領事。

　　　華人散布在東南亞的各個角落，控制當地的工商業，在海防市是也是如此。當時越南還是法國的殖民地，二戰結束後北越是由中國政府派軍接收，南越由法國政府接收。越南民族運動領導人胡志明用“阮愛國”的名字領導抗日，跟中國政府很接近，中國作為世界五強之一拒絕法國回到越南。胡志明在北約成立臨時政府時表明是共產黨身份，那時中國國內國共分裂，蔣介石把中國軍隊從越南撤出，法軍全部佔領越南。當時我父親所代表的國民政府在世界各地備受歡迎，不過這個情況保持並不太久。

　　　在海防的7年工作中，我父親代表的國民政府由五強的地位因為冷戰成為一個被勉強承認的政府，處境相當困難，尤其是殖民地華人往往被欺負。我父親盡他的能力維護華人的權益，很受僑民的歡迎。他又一次表現他的性格，上告上司瀆職。這次不僅上司被召回，他還被提升到副領事。他因為積極護僑，甚至從法國殖民地政府手中解救出有地下黨、共產黨嫌疑被扣留的人，差點被國民政府派出的特務逮捕。

　　　隨著法國殖民地政府和越共政權于1954年在日內瓦簽署了停火協議，越南被分割成南北兩部分。在海防的華人移居南部，當時正領事沒有到位，我父親代表中國政府處理此事，在華人遷徙的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隨後他返回國民政府於1949年遷都的台灣。

　　　從1954年到1957年我父親在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他出任過行政部門的長官。1957年外派出任大溪地總領事，再次贏得了當地華人的信賴，他的事跡在法屬玻利尼西亞群島為人傳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法國當局撤銷了針對華人的歧視性人頭稅。當地華人也在他的不斷勸導下踊躍加入法國國籍，能很好的融入當地社會。後來知道，我父親被法國外交部提名頒授法國國家勛章，可是因為法國政府當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提名沒有被通過。

　　　 1960年，我父親被派往非洲塞內加爾大使館任公使代辦。其後的十幾年是繁忙又複雜，國共兩個政府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競爭，相互此起彼落。比如，1964年塞內加爾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我父親撤館離任，數個月後該國又承認中華民國，幾年後又重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1964年我父親被派往越南西貢出任公使。1966年，我父親再次派往西非達荷美（現稱貝寧）出任大使，留任至1973年。貝寧屬於非洲的貧困國家，在那裏，我父親促進發展了首個台灣農業項目，這項計劃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糧食產量，提高了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1973年貝寧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這項被受好評計劃得以延續。

　　　結束了貝寧的任務後，我父親回到台灣擔任外交部顧問，並於1975年退休後定居澳洲。在澳洲，他熟練英語（他原本第一外語是法語），學會了玩草地滾球又結交了許多新朋友。我父親有一個特點是做事專心，晚年玩草地滾球很敬業，雖然參加比較晚可是在球會裏是一個中心隊員，常常獲獎。他也擅長打保齡球，常常獲獎。九十歲之前，他堅持每天散步幾公里。

　　　我父親對澳洲的民主政治特別有興趣和熱衷，以他長年訓練的觀察力和經驗加以審查和評論。尤其是對澳洲現任總理何華德做事的耐心和魄力特有好評。

　　　我父親生長時代和他的同齡一代人都經歷祖國長期內鬥和分裂，他唯一的遺憾是沒有看到中國能夠有效的團結合作。現在中國是真正世界實際強國，台灣民主政治又有使人興奮的成就，他沒有看到中國有和平統一的結果。

　　　我父親因脊髓炎所引起的併發症，導致急性貧血而病逝。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我們四兄弟都陪伴著他。

　　　如今，我父親安葬在史賓威Sprinvale公墓與我的母親合葬在一起。我想借此機會，代表我父親和我本人對在Epworth醫院工作的林延霖教授和他的同事們對我父親無微不至的照顧表示感謝，對墨爾本華人Glen Iris的基督教團體表示至上謝意，對所有發來唁函唁電的國會同僚、政府官員和親朋好友表示感謝。

　　　 2005年4月5日於墨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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