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无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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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君
四月二十日
怀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复杂心情，踏上了飞机。母亲再三叮咛：“不用记挂我和小波，
我们会互相照顾的。”
十一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儿子，哪能不牵挂？母亲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他们
一老一少，谁能照顾谁呢？
自从跟那个曾经是我的丈夫的人离婚后，儿子虽说支持我，可是我发现他变得
沉闷多了。没有爸爸的家是不健全的，儿子不知为我受了多少委屈。且不说在学校
被同学们嘲笑，他甚至为了我不肯再见他的父亲。可是小时候他爸送给他的小礼物，
他全藏着，一点儿都没舍得扔，有时候偷偷拿出来，边看边发呆。一看到这，我的
心就揪着疼，他这种年龄本不该为了别人而不快乐的，可是------
在飞机上，邻座的是一个肥肥胖胖的澳洲女人，脸上挂着友善的微笑，她喋喋不休地跟我说英文，离开学校太久了，只是最近姐姐说替我申请来澳洲旅游，我才临急抱佛脚，看了一遍《英语九百句》。我现在除了How are you？以外，几乎说不上一句什么，只好面带礼貌的微笑，不时还假装明白地点点头。脸很快就有点儿僵了，可最让我难受的还不是这，而是她身上发出的异味，让我不得不憋住呼吸。这也许就是姐姐以前提过的洋人特有身上的“骚味”吧。没想到第一天就让我领教了。
我掏出日记本，开始写日记，邻座的女人才住了嘴，不到十分钟，已经酣然入梦了，虽然酣声如雷，可是比起那让我无所适从的罗唆好多了，至少我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絮乱的思路。
白云在飞机下萦绕着，仿佛凝固住了，动也不动，我有点儿怀疑飞机是否一直停在原地没有前进。又晃如梦中，我是否还躺在自己的床上，梦见自己正飞往澳洲，就如刚收到澳大利亚大使馆发给我的签证那个晚上？我总有一些奇怪的幻觉，常常觉得自己正在重复着梦里发生过的事儿。
这次来澳洲探亲，是姐姐为我安排的。姐姐和我们商量说，现在唯一能完全摆脱我的前夫的办法是在澳洲为我找一个男人。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很茫然，其实我很害怕再结婚，有小波陪伴我已经足够了。
“请问，您想喝点儿什么？”一个漂亮的空中小姐，带着令人畅快的微笑，打断了我的思路。我看了看她推着的小车，琳琅满目，竟不知挑哪一种？我想拿起来看看，却又怕显得土里土气。幸亏小姐善解人意，她主动地告诉我每种饮料是什么，我终于选中了一只带有草莓图案的纸杯，因为她说：“这是澳大利亚特产的酸奶，特别滑，也特别香，还带果味，跟中国的酸奶不一样。”
我真心地谢了她，慢慢地撕开酸奶上面的那一层薄纸，一勺一勺细细地品尝起来，酸奶确实又滑又香，可是有点儿太细腻太精致了，吃起来竟不如大暑天在北京街头那些大排档买来的瓶装冰镇酸奶，让你一仰头凉嗖嗖、酸溜溜地渗进肺俯那么痛快。
不过，空中小姐那让人难忘的微笑和这杯带着草莓芳香的酸奶让我真正感觉到我已经确确实实离开了中国，踏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旅途。
四月二十七日
没想到一个星期过得这么快，竟没有时间坐下来写日记。今天姐姐和姐夫都去上班
了，他们的孩子们都去了上学。我帮姐姐吸尘和打扫好卫生，然后安安静静地坐下
来。
那天，飞机在悉尼机场降落后，是姐夫来接的飞机。虽然见过照片，可是姐夫显得比我想像的老得多。姐姐在电话里早跟我说过，她那天请不了假，让姐夫来接我。姐夫会在出口处举着写着我名字的牌子，我则按约穿了一身灰色套装。果然，一出关口我们就相认了。
他一边帮我推行李，一边说着什么，我不太懂，可是我看出来他有点儿着急，我想他大概有什么急事要去办吧。
当他匆匆在停车场的交完钱，才像松了一口气似的，这时候我有点儿明白他的意思了。在停车场停车一小时要十块钱，如果过了一分钟也按一小时算。十块澳币等于五十块人民币了，难怪他那么紧张。姐姐提过，他虽是澳大利亚人，可是他有四分之一的意大利血统，他的性格里有着很强的意大利人惜财如命的本性。在姐姐家住了几天，我才知道，他和姐姐的钱是绝对分得一清二楚的，各人的工资进到自己的银行户头，他的钱负责供房子，付帐单。姐姐的钱用来支付日常开支和孩子的
零用。比如姐姐带我出去玩儿，一家子在外面吃饭，这顿饭一定是姐姐付帐的。姐
姐去付帐时，姐夫是视而不见，见而不问的。可是他们每周六的例行家庭晚饭，无
论去哪家馆子吃，姐夫总是在吃完饭前主动把信用卡交给服务员。我觉得有点儿奇
怪，姐姐看来已经习以为常了，有一天我悄悄问她，她不屑地说：“他就那德性！
结婚前就说好了的，嗨，这样也省事。”姐姐和姐夫的对话，除了互以“Darling”
作为开场白以外，几乎全是公事公办似的，也没见他们有什么亲密的举动。姐夫下
班回来除了弄花园，就是看电视。姐姐不是忙着做饭就是招呼儿女吃饭，洗澡和作
作业。我开始怀疑姐姐婚姻是否美满。
有一天，我们姐俩躲在她女儿的房间里聊天。姐姐感慨地看着我说：“你这几年受的罪也够多的了，可你看来还是那样细皮嫩肉，我是不行了，白发都长出来了，最主要是心里面累得很。”我仔细端详着姐姐，眼角的皱纹已经很明显了，再也看不出当年我们大院里“可人儿”的风采。
“姐，你觉得你的婚姻幸福吗？你爱他吗？”我终于忍不住问了以婚姻换来了澳大利亚绿卡的姐姐。
“傻子，我们都快四十了，你还敢奢谈那罗曼蒂克的爱情吗？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稳定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激情。有爱的婚姻只能让你受伤，你爱得越深，就越患得患失，他的一举一动都让你疚心。如果你的婚姻只是一种关系，你会轻松得多。”
姐姐的论调，似乎有点儿哲理，是她阿Q的说法呢？还是她真的看破了一切？记得十年前，姐姐不顾家里的反对要跟她爱得如疑如狂的浪子乔达结婚。结婚前一个月，才发现乔达跟他从前的老婆还纠缠不清，甚至每次跟姐姐发生矛盾就回到他前妻家度宿。这时候的姐姐万念俱灰，向亲友借够了学费，只身来到澳洲读书，又在不到三个月内，嫁给了现在的姐夫雷恩。难道爱情在现代人的婚姻里真的不再重要了吗？
我自己也是一个失败者，可是我至今不认同这种看法，我只承认，我的婚姻失败是我自己倒霉，没有选择好下注的对象而已。
姐姐似乎不愿再说下去，她说：“你别管我那差儿了，你快看看这个，这是我给你列好的‘出击目标’的名单。你在这儿只有三个月的签证，要抓紧时间见见这些人，否则连一点儿机会都没有了。”我知道，我要在三个月内找到男人，是妈妈和姐姐最大的心愿，可是我真的有点儿怕了。为什么人非要以婚姻作赌注呢？可是如果不通过婚姻关系离开中国，我又如何能摆脱烂赌的前夫没完没了的纠缠呢？
四月二十八日
悉尼的天气真好，天蓝极了，蓝得晶莹透亮。在北京，即使是晴天，天空也被风沙染黄了。刚到那天，姐姐让我打电话回去给妈和小波报平安，现在不知他们怎么样了？出门才一周，就像离开了他们一年似的让我牵肠挂肚。小波真是个好孩子，明知道我这次出国是为了再找人结婚，他还十分理解，在电话里说：“妈，您玩得开心点儿，姥姥有我照顾呢。”这孩子越懂事，就越让我觉得内疚。
明天就要去见姐姐安排的第一个男人。是我选的，因为我想先见中国人，至少语言没有问题。姐姐说，他是她一个朋友的哥哥，从马来西亚来澳大利亚快三十年了。姐姐跟他见过几次，觉得他人不错，又有经济基础，只是年纪大了点儿，快六十了。明天，明天的约会会是怎么样的呢？
四月二十九日
今天姐姐下班后，先接了两个孩子放学，再把他们放到一个叫英姐的朋友家里，然后把我带去了唐人街。我们走进一家中式茶餐厅的时候，店里没几个客人。姐姐说，现在才五点半，晚市还没有开始，人不多，说话正合适。我们挑了一个角落坐下不到五分钟，一个头发灰白，个子不高的男人走了进来。姐姐连连向他挥手，我猜他就是今天我要见的人--詹士。他看上去有点儿沧桑，长得端正祥和，让人觉得似曾相识似的亲切。我本来有点儿心怀鬼胎--精明的人一定能想到：这种相亲多少带点
儿交易性，到底能有多少人从这种交易中找到真爱呢？
詹士的平易让我少了一分尴尬，他在跟姐姐说话时，不经意似地看了我几次。他的中文并不流利，说英文就自如得多，也许是为了迁就我，他才磕磕巴巴地把每句话再用中文说一遍。
这个男人看来挺有修养的，虽说年纪大一点，可是他给我的印象不错。姐姐示意我跟他说话，我跟他寒喧了几句，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他也不像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大概半小时后，他说有点事儿要先走了，然后去了结帐。
他一离开，姐姐就责怪我不够热情，也不会找话题，看来今天的事就这样黄了。
回到姐姐家的时候，姐夫看来有点儿不高兴，我想他一定是在抱怨晚饭迟了，他这人做什么都很有规律，家里每天七点吃晚饭，就算是地震也不能晚一点儿。我赶紧识趣地帮姐姐打下手做饭。还好，饭菜送到姐夫面前的时候，才七点零五分。
吃完饭收拾好后，我赶紧躲进和外甥女共用的房间里，让他们一家有一点儿自己的空间。来澳大利亚才一个多星期，我已经想回去了，想念小波和母亲，也怕给姐姐带来太多的经济负担和麻烦。我想让姐给我找一份零工，既可以赚点儿外快，又可以消磨点儿时间，白天姐姐一家都出去了以后，我一个人待在家里，也实在太闷了。
五月四日
刚好姐姐的一个朋友找到一份长工，就把原来在一家打扫卫生的工作让给了我，虽
然是每周只工作一天，才四小时，可是五十块澳币一周对我这个才从中国出来的人
来说，也算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至少回去买小礼物什么的，不用姐姐再为我掏钱
吧。姐姐悄悄地嘱咐我，尽量别让姐夫知道，否则他会一本正经地阻止的。因为在
澳洲人看来，我以探亲身份来此，打工是违法的。
五月七日
姐姐在她去老人院上班的时候，先把我捎到那家门口，又告诉我怎样坐火车回家，还为我预备了坐火车的零钱。因为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一个多小时，姐姐走了以后，我试着拿着地图走去火车站，又走回来。第一次自己出门，心里忐忑不安，
可是想到姐姐刚来的时候连一个亲人都没有，我现在比她那时候幸运多了，就觉得
不能再胆怯了。一定要把这工作干好，存些钱好给小波和母亲买礼物。
姐姐的朋友告诉我，我的老板是一个斐济人，两年前，因为车祸伤了腰，现在吃着保险金和政府给的伤残津贴。每周雇佣清洁工的费用也是保险公司付的。
我在差五分九点时，按了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一个高大的棕色皮肤的女人，她热情地把我让进屋里。我笨嘴笨舌地把姐姐昨晚教给我的两句话说完，她理解地点点头，然后示意我开始工作，先吸尘，然后洗卫生间，看来她的身体挺好，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病病歪歪。我一点也不敢偷懒，尽量做得又快又好。我不停地干的时候，斐济女人一边看着我一边跟朋友聊电话，每次在我完成了一件她让我干的事儿后，她会马上搁下电话，告诉我下一个工作是什么，我该用什么清洁剂，然后她又
回到她的电话上。
她所用的清洁剂有好几种，我用心记住洗什么地方该用什么，希望下次不用再问她了。
她的房子不太大，只有三间睡房。从清洁的用品看来，她有两个十多岁的男孩。也许因为每周有人来清洁，其实什么都不脏，这样更难显出我是细心打扫过的。我只好尽量让一切显得一尘不染。
也许因为我卖力，三小时后，几乎没有什么活儿干了。我正担心她让我早走，她从衣柜里拿出一大堆衣服、手帕和床单，让我把它们熨了。我一看这一堆小山似的衣物，心里琢磨着：无论我怎么快，这些东西一个小时是怎么也熨不完的。
一个半小时后，我拿到一张黄色的五十澳币。正打算走，我的老板微笑地拿出一本收据本，让我在本上签名。我签了一张，她让我继续签下面的那叠，她的意思是，以后我就不用每次都签了。我签完以后，她愉快地说：“Well done！See you next week。”
也许因为紧张或者四个多小时下来没有休息一分钟，当我看到路边的第一张长椅时，我几乎是扑过去，把身体扔在长椅上。这时候，我才小心掏出裤兜里的五十澳币，展开仔细看看，一面印的是一个老头皱折的笑脸，另一面是一个老太太忧郁的苦脸。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可是我当时觉得他们是世上最可爱的人，因为他们被印在我在澳洲赚到的第一张钞票上。
下了火车，我在站边上的小摊上，看到了外甥女最喜欢的精灵小猪氢气球，标价是七块。我想了想，掏出了细细藏好的五十元，为外甥女买下了这只可爱的小黄猪。
外甥女一回家，看到这气球，果然高兴得忘乎所以。抱着我使劲亲，男孩和女孩毕竟不一样，小波就从来不会这样跟我表示亲热。
姐姐怪我乱花钱。可是我知道她心里还满高兴的。今天虽然很累可是心里很愉快。
五月十三日
这周的事情很多，几件事都有点儿出乎意料。好事是和詹士的事有点儿峰回路转，
前天晚上他突然打电话给姐姐说，觉得我是他理想的对象，如果我对他也有意思，
周六想请我们一起吃晚饭，见见他的两个女儿，他的大儿子一家去了美国旅行，就
不能来了。
姐姐听了自然巴不得，一口就答应了。挂了电话，我问她：“这周六你不是早约了见彼德吗？”姐姐不屑地说：“你的脑子怎么这么慢？彼德那儿好办，他一个人什么时间见不行？要是詹士愿意，当然是优先考虑，你不是对他印象挺好吗？”
看到姐姐如此为我，我也不好再说什么，而且跟洋人谈朋友又有语言问题，想起来心里真有点儿怵。
在姐姐的安排下，我们昨天下午提前见了彼德。彼德今年四十九岁，是姐夫工作的电讯公司的一名合同电脑技术员。姐姐提过，彼德没有钱，因为是合同工，有工作时有工资，合同完了，在家坐半年也不一定找到下一份工作。而且他像很多澳洲人那样，热爱旅行。每次合同一完，有假期的话，他一定先去某个地方玩儿，钱花光了再回来找工作，不成就领失业救济金。这样的生活也算潇洒，可是难道他们
不用为将来打算吗？
彼德长得高高大大，有一双很精神的蓝眼睛，只是前额有点秃了。他坐下后，先问姐姐：“我们各付各的帐，你们不介意吧？”姐姐赶快表示，由她请客，彼德显得很高兴，叫了一杯白咖啡。咖啡一到，他一口就喝下半杯。
接下来，他让姐姐告诉我，他跟前妻已经分开十多年了，他们有一个儿子，由他的前妻抚养。他对姐姐说：“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很注重要小孩，可是我喜欢旅行，不喜欢多生孩子，我早已结扎了，你问问你妹妹介意不？”姐姐翻译了他的话后，我很谔然，听说过洋人坦率，可是没想到这样赤裸。我不知该表示什么。姐姐告诉他，我本身有一个男孩，所以我是不会介意他不能生孩子的。他还坚持让我自己表态，我尴尬地点了点头。
接着他又说，你知道，如果我跟你妹妹结婚，移民局要求交申请费和医疗保险费等，大概要六千多元，我是没有的，你们能自己解决吗？”看他那架式，这越来越像在谈生意了，我有点儿反感，可是姐姐暗示我要沉住气。
好不容易才喝完了咖啡。告别的时候，他让姐姐告诉我，他很高兴认识我，去年他到新加坡旅游时，交了一个中国女朋友，虽然他们分手了，他至今不能忘记她。他觉得我身上也有那个女人的韵味，所以他很希望能跟我发展关系。
这是见面那两个多小时里，他所说的唯一一句没有带商业性的话，可是这让我感觉我不过是另一件他得不到手的物品的化身罢了。姐姐怪我太偏激了，她说：“这彼德眼角还挺高的，要不是你长得好，他还不一定看上你呢。现在没有身份想留下的年轻女孩到处都是，要找谁还不是由他挑？”我想问姐姐，当初跟姐夫结婚前是否也进行过这种方式的谈判？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姐姐对我这么好，我又怎
能揭她的疮疤？
这几天，最令我不开心的是，我的老板--那个斐济女人，昨天打电话来给姐姐说，
他们全家这周要到欧洲旅游好几个星期。她说，暂时不用我去给她打扫卫生了。我
奇怪为什么她上星期没有说，因为按常理，去外国旅游，不可能说就走的。姐姐听
说我为她签了很多张收据后，恍然大悟：“你太老实了，她一定是猜到你不是本地
人，没有经验，也不敢告她，才拿着这些收据去保险公司领钱去了。算了，就当是
买个教训吧。”虽然没有损失，可是才干了一天就失去了工作，真让我丧气！真是
每个地方都有一些爱钻空子的人。
五月二十日
上周末，詹士请了姐姐一家和我到中国城酒店吃饭，他那两个混血的女儿也来了，
姐姐让我穿上她的一身黑白套裙，让我显得庄重和贵气一点儿。我跟詹士的两个女
儿说不上话，因为她们一点儿中文都不会。她们看上去跟我差不多大，都很有教养，
也很友善。听说她们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她们的丈夫跟姐夫还说得来，她们
的孩子跟姐姐的孩子也能玩到一起，幸好有孩子们在说说闹闹，气氛不错。
第二天， 詹士就来电话约我，跟姐姐说想带我到悉尼歌剧院走走。姐姐一挂上电话就眉飞色舞地说：“这回儿准成了，你要主动点儿，这是最好的机会了。”
我穿上姐姐给我预备好的米色套装，系上棕色黄花的纱巾，化了一点儿淡妆，显得很飘逸。詹士为我拉门，我像一个端庄淑女那样，跨上了他黑亮的宝马车。他今天穿了一件蓝黑的花毛衣，里面是衬衣领带，既随便又庄重，头发也染了，看上去年轻了好几岁。
和詹士一起是愉快的，他处处照顾我，一派绅士风度，我们彼此的话也多了。
原来他的祖辈很早就在马来西亚定居，他是在澳洲受的教育，然后留下来做生意。近年才把部分生意交给了儿子，自己开始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他的前妻比他小快十岁，结婚后就没再工作，一天到晚在俱乐部打老虎机，又抽烟又喝酒，输光烂醉回家就找岔吵架。儿女都长大以后，他觉得不能再委屈自己来迁就她了，才要求离婚。
儿女们虽然理解他，可是开始也反对，这事儿一直闹了几年，最后他答应把大部分财产分给她，事情才了了。
我们确实有很多相似的经历，我们越谈越投机，他的中文也灵光多了。
一回家，姐姐就着急地问我进展如何，我告诉她一切都好，我们很谈得来。只是詹士说，他的儿女们不反对他跟我交往，可坚决反对他再婚。因为他们认为我比他们的父亲年轻二十多岁，一定是别有居心。姐姐一听就急了：“那怎么成？不结婚你是永远得不到身份的，不但要结，还有在剩下的这两个月内结婚。你要给他施加压力，那有光交朋友不结婚这么便宜的事儿？”
其实我很理解他，我也不想为难他在我和他儿女之间作出选择。只好听其自然了。
七月十五日
看来姐姐很有点儿失望，快要离开澳洲了，我并没有按她期望的那样，在澳大利亚
找到合适结婚对象。
姐姐在上几个星期又尝试为我安排了几个约会。不是人家看不上我就是我不愿意。
比如，其中一个是唐人街的大厨，大概四十五岁。当我知道他离婚是因为他爱赌，经常不给家用，老婆气跑了，我拒绝了。我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摔两次跟头。
另外，彼德又来电话约我们去他家看看。姐姐还想一试，因为只有他亲口答应可以跟我结婚。我们按他给的地址找到他的家。他跟一个大学生合租一套两卧室的公寓，彼德的房间里除了一台旧电脑，一架子书和一张气垫床外，没有一样像样的东西。他并不觉得什么，告诉姐姐说：“我这人对物质的要求很低，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跟他同住的大学生挖苦他似地告诉我们，前几个月，有一个“梁上君子”来光顾他们家，没偷着什么，气得把他们唯一的破电视推到地上了，还在墙上写了一
句话：“先生，请你把你的东西都送到垃圾站吧，别浪费我门的时间。”我们不
信，彼德也不生气，笑着证实真有此事。从在他家出来时，姐姐感叹说：“就算你
一辈子要待在中国，我也不忍心看见你嫁给他！”以后姐姐再没提过这个人。我在
想，也许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穷书生吧？否则如何能不吃人间烟火？可是他又真不
像是个视钱财如粪土的隐士。
姐姐为我的事张罗了好一阵，因为她一直主张：我找对象，一定要像渔翁撒网，决不能放过一条可能上钩的小鱼。直到她的工作也遇到麻烦，才不得不把我的事儿搁下了。事情是这样的：姐姐在一所老人院工作了八年。她所在的病房一共有三个全日工助护，其中姐姐和她好的朋友阿珍是中国人，另一个是刚从护校毕业的澳洲女孩。老人院最近要节省开支，决定把其中一个全日工改为半日工。姐姐知道了以后也不紧张，因为她很自信轮不到她，因为她在这儿工龄最长，而且跟上司，同事和
病人的关系都不错。所以当护士长通知她从下月开始她被正式转为半日工时，她简
直不能相信，拼命问为什么，后来好心的护士长才悄悄地告诉她，姐姐在外面做兼
职的事，医院已经知道了，按照她当时进老人院签的合同书上说，凡是做全日工的
人，不允许在外面做兼职。这次医院没有把她开除了，已经是网开一面了。
那天姐姐下班回来，说起这件事，还气得直发抖，她认定是阿珍捣的鬼。因为姐姐私下每周一次为一个英格兰老太太做按摩的事，只有她这个“死党”知道。人就是这么无情，在利害关头，对你杀伤性最强的人，往往是你身边最信任的亲人和好友。姐姐一直为这事耿耿于怀，我越发觉得不能再给她添麻烦了。
七月十八日
终于到了要走的时候，姐姐一家都到机场送我，詹士也来了。尽管姐姐责怪詹士在对待我和他儿女的事情上态度不够坚决，但是也没有阻止我们交往。那次跟詹士到歌剧院后，他又接我出去了好几次，我们去了蓝山三姊妹峰；去看了蔓利海滩的落日；我们常去的地方是海德公园。有时候，我们会像一对相识多年的朋友那样，靠在公园的长椅上，静静地看着身边一丝丝低垂的老榕树的须根和不远处崭新的高楼大厦，默默地领略着悉尼那又古老又文明的气息。这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要解决的身份的问题，让我们保持着这种平淡而温馨的朋友关系，未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儿。
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詹士让我叫他的中文名字：百谦。他说，已经快三十年没有人叫过他这个名字了。我知道他很珍视我。昨天我们去散步的时候，他说：“我实在觉得很遗憾，没能帮你太多的忙，我希望你能理解。可我很希望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如果你考虑把你儿子申请来这儿读书，我会全力支持你们的。有你姐姐在，你也应该放心。只要你儿子在澳洲，你就有来这儿的希望。”虽然我知道我们能走到一起的机会很渺茫，我还是很感激他的。我想，如果人活着不再执著，一切顺其自然，会让自己和别人开心一点儿吧。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的心已经飞回家里。出门快三个月了，妈妈和小波是不是瘦了？
他们一定也很惦记着我。我从飞机的玻璃窗往下看，悉尼渐渐远了，澳洲这片黄褐色的陆地被湛蓝的海洋簇拥着，冲击着。我的心并不轻松，澳洲实在有很多让我难忘，让我留恋的地方。可是中国同样有让我牵挂的东西。我现在最想念的是儿子，真想快点见到他，看他长高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