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夢的年華  ¤ 湘平

　　　 十七、八歲本該是如詩如夢的年華，而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年華卻沒有詩，沒有夢。

　　　 正如一首歌中所唱：“我們這一輩，上山煉過腿，下鄉煉過背…”

　　　 又如一本書的序言中所述：雖然“當那一段用油燈溫暖著的歲月漸離我們遠去， ‘知青’ 這一名詞是愈來愈顯得生疏了”,然而，對於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最 深的夢境已繫在遠方的村落了”,只因為人們“對一次次盛宴的回憶必定空洞和乏味。 唯有在痛苦的土壤裡，才可以得到記憶的豐收。”

　　　 那一段知青歲月在我記憶的底片上不但印下了蔥綠的田野，爛漫的山花，皎潔的月 光和善良純樸的鄉親，更有油燈下的企盼和奮鬥的苦與樂。

(一) 首日進村

　　　 那些年，上山下鄉是中學畢業生的“必由之路” 。

　　　 1973年高中畢業時，“老三屆”的兩個哥哥已先我幾年下鄉了。因我小時候體弱多 病，根据當時國家允許一個家庭留一個子女在城裡的政策，母親原本有意把我留下， 而讓小我幾歲的妹妹畢業後下鄉。我幾番權衡，最終說服母親，把留城的機會留給 了年少的妹妹。實話說，從我家的出身和現狀看，留在城裡，除了做做臨時工，我 也看不到出路。在畢業後等待的幾個月裡，我已嚐到了那種無所事事、無所依附、 百無聊奈的“待業”滋味。因此，我選擇了下鄉去闖一條自己的路，儘管這條“必 由之路” 遙遙，不知道前途在哪裡。

　　　 如果說，在上山下鄉大潮之初的1968-1969年，文革之中的一代知青尚懷有一定的理 想和熱情，相信下鄉是去接受再教育，建設農村，改造農村的話，到1973年，局勢 已經明朗。下鄉的前景，對少數人來說，是“鍍金”兩、三年後上學進廠回城。而 大多數首批下鄉的知青已經在鄉下呆了五年,仍然前途無著﹐回城無望。

　　　 我被派去的茶頭是全公社較邊遠的一個大隊，與鄰縣接壤，離縣城和公社所在地各 相距20多里地。已近年底，我背著簡單的行李搭汽車前往茶頭。母親事先陪我去過 一次，已認識了進村的路，也見過大隊的鐘書記和桐隊長。因為當天沒有班車返回， 這一次我堅持沒讓母親送去。也許由於是我自己的選擇和決定，我自信有足夠的思 想準備，心理上比較坦然。

　　　 中午時分，我在公路與鄉間小道的交叉口處下了車。這裡離茶頭村還有兩、三里的 田間小路，我只能背著行李，安步當車了。隆冬季節，沒有太陽，氣候陰冷潮濕， 伴著凜冽的山風。路上冷冷清清，偶爾碰上一、兩個農人，向我投來好奇的一瞥。

　　　 漸行漸近，已經望見村莊了。一條寬約七、八米，潺潺流動的小河橫在面前。我沿 著小徑通向一座過河的小石橋。小橋是由一條條石板分段架在兩岸和河中間的石墩 子上而成。河中間有兩個一米見方的石墩子，石墩彼此之間以及與兩側河岸各相距 兩、三米，三塊寬不足一尺，長七、八尺的石條並列架在河岸與石墩或石墩與石墩 兩兩之間构成一段，共三段連接成橋。與前次同母親來時不同的是，中間的一段橋 已缺失一塊石條。橋下靠石墩有厚厚的木板攔水截流，將上游一側的水位提高了兩、 三米，形成一道嘩嘩的小瀑布。後來得知，這是大隊水力發電的基礎設施，供全大 隊的電燈、椿米用。

　　　 我孤單一人，又背著行李，看著這殘缺不全的小石橋，心中不免有些膽怯。我重新 整理一下背包，望一眼河對岸，試探著跨出了第一步。石條一震顫，我不由倒吸一 口冷氣，退了回來。躊躇再三，不得不鼓足勇氣再試。我深吸一口氣，儘量平穩地 緩緩呼出，同時穩住腳步，像走平衡木一樣小心翼翼地走過了橋的第一段，站在了 第一個橋墩上。

　　　 橋下的激流令人眼花、心跳、腿軟，我再也無力跨上僅存兩條石板的第二段。我是 旱鴨子，萬一身子一歪，失足掉下去，在這“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豈不 慘了？就算沒有太大危險，在這寒冷的冬天，落湯雞似的一身濕淋淋如何進村見人？ 我前後看看，四野空曠曠的，不見一人，不由得著急和害怕起來。幾番嘗試，卻無 論如何也沒有勇氣跨上那更為狹窄，搖搖晃晃的橋面。我欲進不能，欲退不甘地僵 持在那裡，終於鼻子一酸，任淚水湧了出來。

　　　 等到不得不擦乾淚水，再考慮對策時，遠遠看見從村裡方向走過來一個約莫十一、 二歲，比我矮半頭的小男孩。我一掃平日的矜持自傲，像遇見了救星。那男孩和我 在橋墩上相遇，見我尷尬、狼狽的樣子，他不由得一樂：“來，我來幫你背包。” 不等我開口，他已開始從我背上取包。只見他往肩上一挎，三步兩步，輕鬆靈巧地 把我的背包送到了河對岸。他又折回身到橋中間，一手抓著我的胳膊，不由分說地 把顫顫微微的我引過了橋。我來不及道聲謝，他已蹦蹦跳跳地又竄過了橋，往我來 的方向一溜煙地跑了。

　　　 就這樣，我領教了初進村這不大不小的第一課。可以驕傲的是，幾個月後，我也能 健步如飛地跨過這道橋了。

　　　　 進得村來，村裡顯得异常熱鬧，大隊部、小學前的場地上擠滿了人，還有斷斷續續 的鑼鼓聲。我心裡嘀咕，雖然早已告訴過鐘書記我今天到，不至於這麼隆重熱烈地 接應我吧？周圍的大人、小孩只是好奇地看看我，並不動聲色。我左顧右盼，幾番 周折，才在人群中找到鐘書記。他卻顧不上我，一抬頭喚住了二隊的婦女隊長順妹， 把我交待給了她。不想她也叫我站在那裡等一等，就自顧自往人堆裡鑽了。

　　　　 我被涼在那裡，有些不知所措，也只好跟過去看熱鬧。聽大伙兒議論才知道，村裡 可數的幾個高中畢業生之一，大隊小商店的售貨員芝英被榮選上參軍入伍，今日離 家遠行。這女孩我見過，上次我們母女來時她還為大隊燒飯接待過我們。她與我同 歲，長得很標緻，出身好，又有文化，在村裡也算出類拔萃了。那年頭，從農村招 女兵如同選妃子，榮選上的不僅自己身價百倍，全家榮耀，全隊全村都光彩。

　　　　 村裡熱鬧了一、兩小時，才看見穿戴新軍服的芝英在村人羡慕的眼光中登上接兵的 彩車。彩車在一片鑼鼓聲中從與我來時不相同的另一條道緩緩駛出村口，然後疾馳 而去，揚起一道煙塵。男女老少跟著車熱熱鬧鬧地走了一陣，我背著我的行李捲冷 冷清清落在後面。遠遠看著，心裡不由泛起一絲落寞。

　　　　 冬令日短。送走彩車已是傍晚時分，順妹這才想起了我。她按鐘書記的旨意把我安 頓到芝英住過的小屋。屋裡空空蕩蕩，只有一張吱吱呀呀的小木板床。順妹手腳麻 利地從田裡搬來一捆乾稻草鋪在床上，再展開我的鋪蓋放在上面。她又招呼我上她 家吃晚飯。我食慾全無，但還是把一小碗米飯加一挾炒得泛黃的青菜勉強吞了下去。

　　　　 村裡的電燈亮了。這也算電燈？昏黃柔弱的光亮似螢火虫，五步之外就難以分辯人 的五官了。戶外也沒有路燈，我深一腳、淺一腳，踏著坑坑洼洼、旮旮旯旯的小徑， 轉彎抹角、摸摸索索地走回自己的小屋。

　　　　 回到小屋，環顧四壁，這裡從此就是我的家了？晚上躺在床上，翻來覆去，聽著悉 悉嗦嗦的稻草響，吱吱呀呀的小床聲，我睡意全無，腦子裡紛亂如麻。眼前總閃現 出那個圓圓臉，眉清目秀的芝英，窮山溝裡飛出金鳳凰，她這一飛將會改變她的一 生，和她的子孫後代的命運。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鄉裡人都在千方百計地往 外跑，我卻鑽進了這個鄰村有女也不肯嫁過來的窮鄉僻壤。我這第一天意味著什麼 呢？我的命運將如何？前途和出路在哪裡？我腦子裡一片迷茫，心中陣陣苦澀，直 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入睡。

(二) 筋骨之勞

　　　　 下到生產隊, 正趕上農閑時節的主要活計----修水利，每個大隊要抽調一批男女勞 動力開到公社的水庫工地去，無牽無掛的知青們當然都義不容辭地捲起鋪蓋上工地 了。

　　　　 正值學校寒假期間，我們就在水庫工地附近的小學校裡安營扎寨。在教室裡鋪上一 層厚厚的稻草，一個個鋪蓋捲擺上去，就是床了。生活簡單到每天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

　　　　 每天天剛放亮，大家就起床上工地了。我們負責的水庫勞動主要有三道工序，挖土、 裝筐和挑土上壩。幾個男勞力負責從黃泥山坡上挖土；體弱一些的婦女、老人將土 裝進筐內；大多數年青力壯的男女勞力則挑土上壩。對我們知青來說，修水庫首先 練的是扁擔功夫。一擔土約有四、五十公斤重，一趟行程二百多米到達大壩，每天 十多小時要往返上百趟。雖是滴水成冰、寒氣襲人的冬天，工地上卻是熱氣騰騰。 大家一擔在肩，腳底生風，往返幾趟就汗流浹背了。最初的日子裡，肩膀壓的又紅 又腫，腰酸腿痛，每天躺下渾身骨頭像散了架，第二天早上好一陣掙扎才能爬起來。

　　　　 大隊統一籌備膳食，早、中兩餐都送到工地，經常是千篇一律的米飯加一、兩勺清 湯寡水的白菜蘿蔔，或大蒜辣椒。有一段，每餐辣椒炒大蒜足足吃了半個月，直吃 得一天到晚肚子裡發燒，嘴裡發臭。因為油水少，勞動強度又大，小時候體弱多病， 一貫食欲不佳的我這時候變得胃口奇好，任什麼蘿蔔白菜，辣末醬油拌飯，都吃得 又香又甜，每餐四、五兩米飯不在話下，好在那時糧食尚不缺。然而，那幾年撐大 的胃口卻再也無法收縮回去，到後來上大學時，與那些纖細的上海姑娘每餐一、二 兩飯的斯文樣兒形成反差，才意識到自己身上永不消退的知青烙印。

　　　　 全公社各大隊的知青幾乎都集中在水利工地上。上海姑娘小楊身材高大，聲高氣爽， 走起路來一陣風，是知青中的“女英豪”。有一回，她與一群男青年打賭，一咬牙， 居然將一擔九十多公斤重的壘壩岩石挑上了大壩，而且氣不喘，腿不抖。除了贏得 一片喝彩聲外，還掙回一大堆好吃好喝的，我們都沾光而飽了口福。誰知小楊這一 賭還賭出了意想不到的好運氣。當時正趕上公社在抓知青典型，出身“資本家”的 小楊因此被當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樹立成“為革命勇挑重擔”、“扎根農 村一輩子”的典型而大肆宣傳表彰。對於像小楊這樣原本前途渺茫的知青，這樣的 好機會任誰也會緊緊抓住。她不負上級的期望，現身說法，四處宣講“扎根農村幹 革命”，並很快入了黨，後來被推荐選拔上了大學。

　　　　 有諷刺意味的是，知青中，人人嘴裡都不得不表示要扎根農村一輩子，個個心裡卻 都盼望早日有機會離開。“扎根”口號叫得響亮而得體恰恰是當時能夠離鄉返城的 重要條件之一。正如自然界的生存競爭，誰又能超凡脫俗呢？

　　　　 然而，能夠如願以償返城上學的的畢竟只是極少數幸運者。我的朋友小張和她的知 青戶的同學們原先是上海有名的“格致”中學的高才生。據說，文革前這所學校的 大學升學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小張1965年考進“格致”高中時以為自己一只腳跨入 了大學門，到畢業時卻第一批來到了江西插隊。

　　　　 上海知青們初來時鬧了不少笑話。小張從未見過煤油燈，第一次用那種有玻璃燈罩 的煤油燈時，她將劃著的火柴從玻璃罩的頂上往裡扔，一根接一根，火柴棍堆滿了 燈罩裡的空間，等劃完了一盒火柴也沒有點著燈，上海“傻姑娘”的名聲就由此傳 開。

　　　　 看小張“吃辣椒”也是別有一番滋味。辣椒是當地鄉下的一種主要蔬菜，不但新鮮 時炒來做菜，青黃不接時也常常炒乾辣椒下飯。幾年的磨煉，上海姑娘已經變成了 “辣妹子”，只見她右手往嘴裡挾送辣椒，左手忙著擦抹辣出來的眼淚鼻涕，一邊 還大叫“好吃！好吃！”

　　　　 小張和她的同學們來這裡修地球已經5年了，現在很多農活都拿得起，放得下，只是 仍然前途未卜，只能默默地、苦苦地等待機會。

　　　　 也許有人會說，農民能夠祖祖輩輩在農村種地，知青難道就不能或不該嗎？客觀上， 在城市長大的青年在體力、生活能力和思想意識上都很難和土生土長的農民相比， 要在農村安家立業實在勉為其難。有一些知青，下鄉之初也曾賣力勞動，好好表現， 日久卻因身體不爭氣而力不從心。或因為原本體質差，或由於不胜鄉下的清貧生活 和艱苦勞動，終於或病或殘，不得不放棄奮鬥，千曲百折，病退回城。後來成為 “輪椅作家”的陝北知青史鐵生就是一例。

　　　　 一開春，我們就從水庫撤離，回村忙春耕春播。早春三月春雨菲菲、乍暖還寒的日 子，身上還穿著棉襖或夾襖。清晨出工拔秧時離身披塑料雨布，將褲腿挽得高高的， 赤腳伸進冰寒刺骨的水田裡，渾身打著寒顫。我們一般早上出工勞動兩、三個小時， 拔好秧苗扎成一捆一捆，再裝成一擔一擔，供白天稻田插秧用。所謂“面對黃土背 朝天”是對田間勞動的真實描繪。拔秧和插秧都得時時彎著腰，是對腰肌的最大挑 戰。拔秧時雙腿移動的幅度小，尚能將一只胳膊支撐在膝蓋上，分散一點腰部承受 的壓力。插秧則要在手插的同時雙腿協調地倒退行走，腰部一直彎成約莫九十度。 幾天下來，腰部由酸痛而麻木，就像斷了一般。男人們會在突擊幹一陣後，站在田 埂上抽袋煙，喘息一口，許多男知青也為此不得不學會抽煙。大田曠野裡，女人們 則連上廁所的機會都沒有。

　　　　 水田裡的螞蝗更像十惡不赦的吸血鬼，而且土地越貧瘠，螞蝗越多。據說螞蝗的再 生力特別強，哪怕被切成幾段，每一段都能長成一條新螞蝗。下水田不一會兒，兩 條腿已各掛上好幾條，望一眼令人不寒而栗，初下水田的人更是嚇得哇哇大叫。剛 叮上身的螞蝗細瘦，兩頭吸牢在皮膚上，用手硬拉，可以拉得很長，卻很難拉下來， 還恐怕拉斷。等螞蝗吸飽了血成了暗紅色圓滾滾的，才會自動滾下來。後來從老鄉 那兒學到，只要用秧苗的葉梢朝它輕輕一拂，螞蝗就自動掉下來了，可謂“一物降 一物”。更可惡得是，螞蝗能分泌一種抗凝血物質，使咬過的傷口好一段時間血流 不止。

　　　　 茶頭是全公社最偏僻和貧窮的大隊，一個男勞動力每天最高工分十分，年底分紅價 值六毛錢，婦女更慘，每天六分相當三毛六。同隊的女社員裡和我年齡相仿的姑娘 不少，大都不識幾個字。已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村裡供得起、又肯供女孩讀書的 家庭仍然廖廖。女孩從小留在家裡做家務，帶弟妹，長大則掙工分，等著嫁人。和 我很要好的梅子，論身材長相和聰明才智都不在離家參軍的芝英之下，還特別能吃 苦耐勞，可是沒文化，等待她的只是將來找個好點的婆家出嫁，我心裡不由暗暗為 她悲哀和不平。婦女隊長順妹的未婚夫在外當兵，每次都來找我為她讀信和給她的 那個“他”寫回信。為貧下中農寫“情書”也成了知青接收再教育課程的一部分 。

(三) 初為人醫

　　　　 原大隊合作醫療站的赤腳醫生、上海女知青小袁在插隊五年後被推荐上了地區的衛 生學校。不久，大隊鐘書記告訴我，根據我這幾個月的勞動表現和大隊的急需，決 定叫我接任赤腳醫生。也難怪，村裡有文化的年輕人中，貧下中農出身的都想方設 法飛走了，而地主富農的子女卻理所當然地被摒除在受重用之列。

　　　　 說來也巧，在中學畢業後、下鄉前閑來無事的幾個月裡，通過一個朋友的幫助引荐， 我參加一個赤腳醫生培訓班聽過幾星期課，還去醫院學習過注射、包扎、使用聽診 器等基本技能，也不求甚解地讀過幾本中西醫書籍。憑我這點知識走馬上任當“醫 生”，今天聽起來，委實是“草菅人命”，而在當時當地，我卻成了不可多得的 “人才”。因為我無須由大隊先送去培訓，就能添補因小袁走而留下的赤腳醫生空 缺，解了大隊的燃眉之急，鐘書記自然十分高興。

　　　　 合作醫療是當時農村的一種低級的集體互助醫療制度，它使農民能夠享用最低水平 的醫療服務，聽說貧窮邊遠地區的農民至今還很怀念它。一則因為窮，二來也确實 不方便，不到十分緊急危重時，鄉親們一般不輕易到公社、縣醫院去看病。這就意 味著赤腳醫生要診治所有的病人和病症，從常見病多發病到疑難病症、專科雜症， 盡管大多數病實際上遠遠超出赤腳醫生的能力和合作醫療的條件，只是應付。因此， 合作醫療站“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中醫針灸、西醫診治、門診、出診、打針、 配藥、購藥、采草藥、切中藥飲片等等，缺一不可。一個赤腳醫生要兼中西醫，醫 護藥於一身，實際上是樣樣知之不多，卻又無所不能的“萬金油” 。此外，顧命思 義，“赤腳” 還意味著農忙時下地勞動。

　　　　 畢竟人命關天，我自知底氣不足，只能抓緊時間讀書速成。我報名參加了省中醫學 院為培訓赤腳醫生而舉辦的為期兩年的“中醫函授學習班”，又買來一些簡易、速 成的醫學書籍，抓緊自學。當然，白天是沒有時間坐下看書的。醫療室的宗旨是為 貧下中農服務、方便社員，大到重病急診隨叫隨到，小到賣一盒清涼油、一包傷濕 止痛膏都是我的份內事。通常裡裡外外、瑣瑣碎碎的事足以讓我從天亮忙到晚上熄 燈。晚上十點一到，大隊發電站停止供電，全村剎那間一片漆黑，社員們不得不摸 黑四散回家，我才得以回到自己的小屋，點上煤油燈開始看書。

　　　　 在診治病人時，我常常得臨時燒香、急用先學。好多次，為了辨別一種呼吸音的改 變或心律的變化及其與病症的關係，或者确定腹部疼痛的部位及特征以及與器官病 變的聯繫，我不得不找借口讓病人等一等，急匆匆地躲進儲藥的小房間去翻書。有 時在開中藥處方時避開去查找一個尚不熟悉的“湯頭”(成方)。所幸社員們對我十 分信任和寬容，即使我當著他們的面查書，也不以為怪。我自己則以“醫術不高態 度好”為原則，因隨叫隨到，百問不煩而獲好評。

　　　　 也許與小時候體弱多病、常服中藥的經歷有關，我對中醫中藥、草藥針灸的興趣一 直很大。醫療站一個有歷史問題而被監督勞動的七十多歲的老中醫，為我學習中醫 提供了方便。那些日子，我整天痴迷於“陰陽學說”、“四診八綱”，口中“湯頭 歌訣”念念有詞。雖然不曾專門以自己的健康之軀去嘗毒、試針，但我經常選用中 草藥針灸為自己和他人治病。有一次，村裡一個結婚三年未能怀孕生育的婦女上門 求醫，我給她試用了一個改良藥方，一年後她生了個大胖兒子，把我當恩人謝。其 實，天知道這是她時來運轉，還是我藥到病除。

　　　　 全大隊有一千多人口，分布在五個自然村。除了醫療室所在的六百多人的中心村外， 其余四個村莊分散在四周兩、三里地外。農忙季節，我常常背著藥箱去巡診。平時， 病人家屬也經常會讓人捎來口信，或親自來叫我出診，我從不推脫。在睡眠時間不 長的夏夜的睡夢中，或從冬日的熱被窩裡被人叫起來，滋味還真不太好受。

　　　　 一天上午，六歲的英妹從鄒村來上學，捎口信來說，弟弟生病，她媽媽叫我去一趟。 趕到她家，聽說兩歲的小豆豆從頭日起上吐下瀉，檢查發現孩子有些面黃、消瘦、 雙眼無神。鄉下衛生條件差，這種情況比較常見，多半是不潔食物引起的胃腸炎， 但發生在嬰幼兒身上，不可掉以輕心。我給孩子開了藥、打了針，向媽媽交待了有 關注意事項，並叮囑若有什麼變化，隨時叫我。

　　　　 晚上十二點過後剛睡下，孩子的爸爸急匆匆地來敲門，說是小豆豆發燒了，有些昏 昏迷迷，仍然持續嘔吐無法進食進藥，便瀉如蛋花狀。我迅速起身，背起藥箱就走。 趕到那裡，看看豆豆已呈脫水狀態，神志很差。孩子的病瞬息萬變，拖下去後果嚴 重。我再給豆豆注射了一針黃連素，同時力勸孩子的父母連夜送他去縣醫院。他們 猶猶豫豫，終於告訴我，家裡只剩下五元錢。我掏出身上僅有的十元，叫他們先帶 上，到醫院再想辦法。在他們焦慮、央告的目光下，我背上藥箱，打著手電，和他 們輪番抱著孩子上了路。雖然我知道自己一路上所能做的其實有限，只是給了他們 一顆定心丸。連夜趕了二十多裡地到達縣醫院，天已經大亮了。

　　　　 生孩子是每家每戶的大事。村裡一個五十多歲的接生婆具有一定的衛生常識，她的 接生法介於新法和舊法之間。但是，當她不在村裡時，就給臨產婦女造成很大的擔 憂和不便。此外，如果因胎位不正或其它疾病而生產不順利，發生難產或產後大出 血，接生員束手無策，母子將十分危險。了解到這些情況後，我考慮學接生。我明 确告訴那位接生婆，我目的不是取代她，只是為了她不在時能應應鄉親們的急。沒 有被人奪飯碗之憂，她表示樂意與我合作，在必要時我能為她處理一些產後情況。 更重要的是，如果在產前檢查發現胎位不正，或產婦的某些隱患疾病，我就力勸她 們到縣、社醫院去生產。

　　　　 大姑娘看人生孩子、學接生，可讓村裡人明裡暗裡笑了一陣子。好在我是城裡來的 知青和赤腳醫生，久之人們就見怪不怪了。生孩子本是“瓜熟蒂落”，幾年間，我 有機會獨立地接生了幾個嬰兒。除了喜慶的酒宴上讓我坐了上席，孩子呀呀學語時 都叫我“姆媽”----“春苗阿姨”升級了。

　　　　 在這個貧窮落後、缺少文化、缺醫少藥的離僻鄉村，淳樸的鄉親們把我這個能為他 們送醫送藥、看病救命的土醫生當成了“上客”。無論巡診走到哪一村，好客的鄉 親們都會熱情地留我吃飯，總是傾其所有把最好的飯菜端上來，總要把第一碗飯盛 給我。每年從臘月到正月，家家殺豬過年，辦出一桌最好的酒菜宴請親朋好友，從 不忘叫上我，如果謝絕就是不給面子，反讓主人生氣。有時候三、四家來請吃同一 餐飯，我只好蜻蜓點水，每家坐一會兒，動一動筷子。原本滴酒不沾的我也學會了 用大海碗喝糯米酒。最初，總想按常規一口一口將一碗酒喝完，好酒足飯飽離去， 結果主人頻頻添酒，弄得十分尷尬無奈。後來學會一開始時之裝模作樣沾一沾嘴唇， 等到快要吃完飯時，再一口飲盡那碗酒，迅速離桌。畢竟我還記得自己的責任，不 敢因貪杯而誤事。

(四) 前途茫茫

　　　　 在醫療室忙忙碌碌的瑣事中，一晃眼兩年的插隊生活過去了。

　　　　 每個知青頭兩年都很努力，怀著一腔熱情和新鮮感去适應環境、學習農活，想好好 表現，爭取日後有機會跳出“農門”。對於我，赤腳醫生的工作中更有學不完的知 識、每天都碰到新問題、新挑戰。

　　　　 按政策規定，勞動兩年以上，表現好的下鄉或回鄉知青有可能被推荐、選拔回城上 學或進廠，最好的機會當然是上大學。然而，在上學名額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所謂 “推荐”、“選拔”裡就大有文章可做了。雖然名義上有一條自下而上，由貧下中 農推荐，上級領導選拔的正常途經，但是至少在我所在的縣社，有限的幾個上大學 名額在公社一級已瓜分完畢。大家心知肚明，這些名額鹿死誰手，實際上是權力的 角逐。省、地、縣、公社領導幹部的子女“下鄉鍍金”後都可能按父輩的權力排座 次，多多少少分到一瓢羹。能下達到大隊，輪到老百姓子弟頭上的名額就少之又少 了，況且，以家庭出身為基本條件的政審又是另一道關卡。

　　　　 所幸那幾年上海高校給江西的招生名額規定只面向上海知青，防止了地方官員對這 些名額的瓜分。我的朋友小張、小魯苦幹六年，終於如願以償地回上海念大學了。 但如此幸運的只是極少數。為了爭取一個名額，聽說有些知青不惜從家中帶來重金 財物，想方設法疏通渠道。有的女青年甚至不惜出賣色相，為的是換取一張回城的 “通行證”。在走投無路，求告無門的情況下，他們只好如此一賭自己的命運。然 而，這種賭博通常血本無歸。在每年送走幾個幸運兒時，留下的知青總是暗自流淚。

　　　　 基於老知青們的前車之鑒和自己的自知之明，我從下鄉之初就作了在農村奮鬥多年 的思想準備。盡管我的“右派”父親已於60年代初被“摘帽”(實際上是換成了一頂 “摘帽右派”的帽子)，盡管我們兄妹隨母親長大，“右派子女”的陰影卻始終籠罩 在我們頭上。我明白，對於像我這樣家庭出身和背景的人，推荐選拔上大學這樣的 美事好比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及。當時，25歲是從知青中招工、招生的年齡上 限，這個限制允許我從下鄉之日算起奮鬥八年，我因而作好了“八年抗戰”的思想 準備。我希望，卻並無把握能在八年內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八年抗戰”的計劃也意味著在這八年間不談婚戀。一旦知青在鄉下結婚，無論是 知青間的結合，還是知青與農民之間的婚嫁，一切招生招工就與之無緣了。就是 “上”嫁給城裡人，也無法改變其農村戶口。因而，大多數知青選擇與愛情婚姻絕 緣，知青成了一個被愛情遺忘的社會層面，許多在鄉下呆了八年、十年的女知青因 而耽誤了婚姻大事。然而，我們別無選擇。

　　　　 記得，有幾次收到异性朋友的來信或邀請，我都不通情理地簡單回絕了，心裡甚至 憤憤然地暗斥對方“乘人之危”。現在回想起來，不免心怀內疚。高中時的一位男 同學，和我曾是正、副班長的工作搭檔，彼此頗為熟知和好感。那時他參軍在外， 幾次來信希望能保持友誼。為了防微杜漸，我不得不割舍了本是朋友間的正常交往。 在本該有理想、有幻想、有激情、有愛情的年齡，迫於現實，我們不得不變得十分 理智和克制。

　　　　 實際上，我也認真問過自己，農民世世代代在這裡生活，我們這些城市青年就不能 在這安家立業嗎？然而，沒有從娘肚子裡一出來就開始在鄉間生活的習慣，沒有從 呀呀學語、跚跚學步時就開始在泥土地上摸爬滾打的鍛煉，而要在已經長成了一付 城裡人的身子骨，已經見識和習慣了城市生活，形成了一定的世界觀後，再半道出 家去農村安身立命，确實艱難。那幾年也見到少數知青在鄉下成了家，他們後來的 日子都比農民過得更慘。不知他們當時是清清醒醒作出的選策，還是渾渾噩噩地任 其自流。只是我和大多數知青一樣，尚沒有這份脫胎換骨的勇氣和魄力。

　　　　 1975年秋季開始，和我同期畢業，同時下鄉的同學們的好消息頻頻傳來。首先，與 我下在同一公社不同大隊的三個男同學結伴前來向我辭行。他們的去向反映了各自 父親的身分：縣委書記的兒子將上北京航空學院；縣工業局長的兒子上省內一所中 專；而公社書記的兒子將去參軍。繼而，我的好友小蘇來信，她已被選送進地區衛 校。小蘇是我高中時最好的朋友，我倆的學習一直在年級裡名列前茅。小蘇的父母 是縣裡的中層幹部，她畢業後去了有較深根基的父母老家農村插隊。我知道小蘇的 夢想是進名牌大學，當時肯定是感到上大學無望，才委屈自己上了中專。

　　　　 他們都在下鄉兩年的期限一到就離開了，這點不出我意料。雖然我從來沒把自己和 他們等同比較，這些消息仍然在我心底激起陣陣波瀾。我再次問自己：我的前途在 哪裡？還要等待多少年？最令人熬煎的不是時間的久長，三年五年或八年十年，而 是一切都未知、不定，無法預測你的未來，規劃你的前程。每每想起這些，內心的 惆悵、落寞與憂慮無可言喻。

　　　　 到了第四年，家裡真正為我著急了。1968年下鄉的兩個哥哥已陸續招工回城，盡管 工作差強人意。我成了家裡的重點關注對像。這個年齡的女孩子孤零零在鄉下，前 途無著，最令母親操心。我也常常能感受到母親的親朋好友的關切詢問和怜憫目光。 那時候，整個社會都向知青們投以這樣的目光。自覺上學無望、家裡又有些小門路 的同學，都陸陸續續進了工廠，有的只是集體所有制的手工業小廠。母親和大哥商 量，願不惜錢財，傾家裡所有，找門路把我弄回城裡，哪怕是進集體企業。然而， 多年來我最不願看見、卻又常常見到的就是母親為了我們兄妹的前途求神拜佛、請 客送禮。我對母親說，再等等吧，為那麼個集體小廠去求爹爹拜奶奶，值得嗎？确 實，想想要在那種小廠裡終其一生，我仍然於心不甘。

　　　　 好在生活還有充實的一面。我這個赤腳醫生在鄉親們的心目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 每年招生招工階段，鐘書記都很誠懇地對我說：“大隊需要你，安心留幾年吧！” 如此挽留，已經很給我面子，除了好好幹，我還能說什麼呢？！

(五) 高考曙光

　　　　 1977年夏秋之交，當小道傳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時，我已是下鄉四年的老知青了。 我對此將信將疑，喜憂參半。記得1972年我讀高二時，由於鄧小平复出，風傳要恢 复高考，允許應屆畢業生直接考大學，曾經令我們欣喜若狂。結果一場“反擊右傾 翻案風”的政治風暴，一切終成泡影。

　　　　 然而，這一次無論是真是假，對於像我這樣深為前途而困擾的知青來說，是背水一 戰的時候了。我告誡自己，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付百分之一百的努力。

　　　　 我從家裡找來高中時的課本，開始复習。書到用時方知少，這才發現，在校的那幾 年，因為許多時間用來學政治，學工學農學軍，搞大批判，挖防空洞等等，數理化 課本是簡之又簡、壓縮了又壓縮了的省編教材，老師教學時許多章節還只是蜻蜓點 水，一筆帶過。現在不僅是重拾荒蕪了數年的學業，更需要自學補習。所幸我手裡 有幾本紙張粗糙、又黑又舊的文革前出盂戇<高中數理化复習資料>。那是我在校時 從圖書館一大堆廢棄的書中找到，又通融了一個友善的圖書館老師而借了出來，從 來沒有看過，可也一直沒有還，也許是冥冥之中料到今後會有用吧？價計劃全面補 習數理化，做完能到價的所有習題。我對自己的自學能力頗為自信，然而，關鍵是 時間。

　　　　 很多知青已經以各種理由和方式請假回家，有的則不辭而別。同隊的女知青小張回 家度周末，就沒再返回生產隊，惹得鐘書記氣哼哼地叫嚷：“到時候我不給她蓋章 推荐，看她走不走得了！”這也正是我不敢告假回家复習的主要原因。根據以往的 經驗，對於沒有過硬的後台後門的知青來說，大隊推荐、公社選拔就是關鍵。這一 次，哪怕考試與推荐是九一開，萬一大隊作梗，我也輸不起。再說，正是搶收搶種 的大忙季節，醫療室也确實離不開人。我只能不動聲色，在完成份內工作的前提下 偷偷擠時間看書。

　　　　 為了從醫療室無窮的瑣事中擠出一點時間，我想出一個辦法。醫療室頂上有一個儲 藏中藥的小閣樓，低矮不通風，但有一個透光的天窗。我把我的复習資料擺在那裡， 在無病人來訪的情況下，我彎腰鑽進去，躲在那裡看上一、兩頁書，或作一道題。 有病人來時，我依然可以隨叫隨到。對那些閑逛來買一合清涼油，或一袋止痛膏的， 我就可以暫時避而不見。只是那裡悶熱難當，呆上十分鐘已是大汗淋漓。就這樣， 每天充其量能“偷”出二、三十分鐘。

　　　　 主要的复習時間當然是在晚上熄燈後。晚飯後到熄燈時分，是醫療室熙熙攘攘、最 為繁忙的時候，男女老少都穿梭般前來看病、買藥、問詢、甚至閑聊。直到十點熄 燈，我才得以摸黑回到自己的小屋，點亮小煤油燈，重振精神開始經營我的“自留 地”，直到深夜兩、三點。我發現，解數學難題是解除困乏的萬應靈丹，屢試屢效， 因此我每天總把數學題留在最後做。

　　　　 後來點燈用的煤油用光了，蜡燭也買不到，我只好到大隊發電站向人討來一瓶柴油。 一點燈，一股股濃煙從燈罩上滾出來，滿屋子煤煙味，第二天早上洗臉才發現滿臉 油污，一擦毛巾上漆黑一片。好在那時候不在乎尊容，很少顧得上照鏡子，只是不 知吸入了多少煤焦油致癌物質。

　　　　 農忙期間醫療室內外的忙碌，加之每日加班加點复習應試，我終於不堪負荷，急性 化膿性扁桃腺炎又發作了。那幾年，每到又忙又累的盛夏季節，這個毛病就乘虛而 入。喉嚨腫痛無法正常進食，每餐只能從鄰居大媽家舀一碗米湯喝。我像以往一樣 雙管齊下，試圖用抗菌素和中草藥把它迅速壓下去。說起來有些後怕，那些年，我 在必要時總是自己給自己注射青霉素。雖然我也按常規給自己做“皮膚過敏試驗”， 然而，萬一在皮試或注射時發生過敏反應(雖然概率極小)，我是無法自救的，後果 將不堪設想。

　　　　 除注射青霉素外，我還生服有清熱、解毒、抗菌作用的鳳尾草。將長在潮濕陰暗處 的鳳尾草采來洗淨，用手掌用力揉搓出汁，含在口中將汁徐徐咽下。以往這種聯合 用法對我效果不錯，這一次卻不靈了。第三天晚上，我的體溫上升到三十九度七， 人燒得有些迷糊，喉嚨撕裂般疼痛。整個晚上我喝光了熱水瓶裡的最後一滴水，又 從水缸裡舀涼水喝。次日凌晨發現尿色如血，尿量減少，腳髁處還有些水腫，自知 大事不妙。我不得不向大隊請假回家治病休息。

　　　　 我支撐著搭乘長途汽車回到家，母親一看大驚失色，慌忙陪我上醫院。醫院醫生的 化驗、診斷證實了我的擔憂：扁桃腺炎並發急性腎小球性腎炎。醫生建議我住院改 用強力霉素治療。我猶豫再三，沒有同意。一則恐怕常規的抗菌素治療效果不好而 拖得時間太長，特別是對腎臟病變不利；二則也怕住院鬧得風聲太大，到時候如果 有人挑剔我身體有病而影響考試上學。考慮到扁桃腺炎已開始消退，主要矛盾已轉 化為腎小球性腎炎，我決定自己試用據稱有良好抗菌利尿作用的魚腥草。我請哥哥 立即從鄉間田灣處采來一籃鮮魚腥草，開始煎藥。這種草腥臭難聞，煎後尤甚，我 每日三次，憋著氣喝下一大碗魚腥草湯。憑肉眼觀察尿液質和量的變化，自覺效果 不錯，第三天到醫院复查，果然出乎意料的好，尿中的陽性指征(蛋白質，血細胞)基 本消失。繼續服用幾天，尿液完全轉陰後，我改看一位有名的老中醫，改服中藥調 理了一段時間。為了徹底解除後顧之憂，我建議醫生給我做了扁桃體切除術。一切 似乎都在控制之中，不能不說是順利。

　　　　 實際上，在那幾近一個月的時間裡，我憂心如焚。疾病的可能不良預後及其對參加 高考的影響對我造成的極大精神壓力，只有我自己清楚。我不敢向任何人傾訴，免 得給親人添憂，讓他人有機可乘。腎臟疾病令許多醫生大驚失色，搖頭嘆息。所幸 我的腎臟並發症恢复良好，沒有留下任何後患，多年以後，不少醫生不相信我真的 有這個病史。許多年來，我一直想好好研究一下這種救我於危難的“魚腥草”。

　　　　 扁桃腺手術後恢复順利。三、四天後，雖然我還無法正常進食，只能喝一些蛋湯之 類，我不顧母親的勸阻，匆匆趕回了大隊，用鄰家的米湯再滋養了幾天。原因很簡 單，我既不想讓大家知道我得了腎炎，避免在關鍵時刻有人節外生枝；也不願讓隊 裡幹部認為我“小病大養”，借故不回隊工作。我四年來的不懈努力，在這方土地 上撒下的汗水，數月來為复習應考付出的心血，斷不可功虧一簣。我小心謹慎地防 止一切可能的紕漏。

　　　　 返隊後不久，大約在十月中下旬，中央正式宣布了招生改革、恢复高考的通知，和 定在十二月初的考試期。在那個動蕩的年代裡，這個姍姍來遲，卻終於來臨的機會， 是我們最大的福音。

　　　　 開始考試報名和填報志願。我明白，家人都希望我萬無一失跳出“農門”，宁願我 低就，哪怕是上中專。也難怪，家中兄妹四人，三人下過鄉，稍稍得福一點的妹妹 留城待業做了臨時工。多年來，媽媽為子女就業操碎了心。我能萬無一失地回城上 學就是全家最大的願望。連向來對我看好的我的數學老師，華東師大畢業的陳老師 也勸我填報志願時實際一些，因為我的母校文革前有過年升學率為零的不光彩歷史。 我當然不肯過分低就，多年來的等待，總得奮力拼搏一次，一試鋒芒。另一方面， 我也不敢好高騖遠，只選報了大大小小的幾所醫學院，自以為作為赤腳醫生有一定 优勢。

　　　　 接踵而來，聽說公社允許社辦中學的畢業生返校复習一個月。我對复習班本身興趣 不大，只想乘機請假贏得一些复習時間。我以低調、輕淡的口氣問鐘書記，我也想 請十天半個月假复習一下，考一次試一試。鐘書記一向對我印像不錯，此時稍加考 慮便答應了，只叮囑我考試一完就立即返隊，醫療站離不開人。也許支書想：“不 讓你考你也是不安心，不如讓你去，若考不上，你也就安心了。”我要的正是這個 效果。

　　　　 我終於贏得了最後二十天的時間，回到家中全力以赴复習應考，作最後的衝刺。我 總覺得，這個苦苦等待的機會，一旦錯失，難有第二次。雖然我在中學時一貫是好 學生，但我所在的學校卻不是好學校，現在要在全省、全國比，我會不會“小巫見 大巫”呢？因此我絲毫不敢掉以輕心。那些最後衝刺的日子是亢奮而充實的。我把 時間表排得滿滿的，力圖全面复習，無一遺漏，不敢讓任何一個科目或章節拉後腿， 因為每一科，每一分都對我很重要。考前幾天，我從朋友處得到一套數學考試模擬 題和一些文革前歷屆高考試題，躍躍欲試，做了幾套，頗為得心應手。自覺萬事俱 備，東風勁吹。

　　　　 1977年12月1日，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踏進了日夜向往的高考考場。那年的考試規模盛 大，集結了自1966到1977年十二年的中學畢業生。考場如戰場，尤其對一個知青來 說，是決命運的地方。然而，第一堂數學，我感到出師不利。也許由於异常激動、 亢奮的心情，雖然數學是我費時最多，自以為準備最充分的科目，卻未能考出最佳 水平。一邁出考場，立即意識到犯了一些不該犯的錯誤而深感遺憾。

　　　　 有趣的是，這堂數學考試中，自始至終陸陸續續有人離場，我在忙碌答卷中曾感驚 詫，人家怎麼答得那麼快？後來才得知，普遍反映那年江西的數學考題難度大，那 堂考試有幾乎三分之一的人交了白卷。下午的考試，人數驟減，考場元氣大傷。記 得事後縣醫院的一位醫生朋友問我，數學考得怎麼樣？我說，考得不好，大概60-70分 吧。他驚异地睜大眼睛說，問了不 少考生，這還是第一次聽人說能及格。也難怪， 十二年來第一次重開考場，像趕集一樣，人人有權力、有興趣來看一看，試一試高 考滋味，但不見得個個作了充分準備。

　　　　 沒有時間懊惱數學的失利，我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決心更認真對付後面的科目，爭 取數學損失它科補。在後來的考試中，我覺得比較心定氣和，發揮自如，沒有大的 遺憾。還記得，那次語文考試的作文題是“難忘的時刻”。雖然中學時我的語文老 師(一位文革落難到縣中的北大中文系畢業生)一直欣賞我的作文，這次作文考試我 的自我感覺亦不錯，然而，考慮到評判官的不同喜好，我只給自己作了最保守的估 計。外加數學考試的失誤，我為自己作了平均各科 70-75分的估計。只是後來聽地區招生辦公室的老師透露，實際得分比我估計的要高， 居當 年全地區考生的第二名，也算是祖宗菩薩顯靈。那年的分數始終沒有公布，對 我至今是個謎。

(六) 好事多磨

　　　　 高考結束次日，我如約趕回大隊，等待我的是桐隊長的冷面孔。雖然我請假复習應 考征得了大隊鐘書記的同意，然而桐隊長卻對我丟下醫療室不管，離隊复習大為不 滿。兩位隊幹部之間的新舊矛盾這時都遷怒於我，我的日子不太好過。

　　　　 等待結果的日子是一種熬煎。尤其令人擔心的是，萬一當年沒考上，恐怕第二年要 想獲准再考都很難。我一時憂心忡忡。

　　　　 1978年來臨。冬季農閑，病人亦少，元旦我請了兩天假回家，也為了到縣城聽聽消 息。晚飯後，我一頭扎進了電影院，準備連看兩場電影，解解我的文化飢渴，也算 是近兩、三年來少有的閑情逸致。兩場電影之間的休場時間，我徘徊在影院外，巧 遇公社教育辦公室的羅主任。他告訴我：“電話不通，又沒人去茶頭，我們沒法通 知你。你高考上了分數線，縣裡讓我們通知你，周二到縣醫院參加體檢。”隨後他 又補上一句，“我們公社就你一個。”我知道，羅主任的兒子也參加了考試，我理 解他此刻的心情，也能聽出他口氣中的冷淡和遺憾。我小心翼翼地答應和答謝，不 敢露出半點“小人得志”的興奮。他轉身走後，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哪裡還有 心思看什麼電影，一口氣跑回家向媽媽報喜去了。第二天，報考中專的妹妹也接到 體檢通知。周二到縣醫院，在參加體檢的二、三十人的隊伍中，我們姐妹成了眾人 矚目的中心。

　　　　 回到大隊，得知按常規由大隊幹部群眾評議鑒定的初步政審已通過。雖然獲得大家 一致好評，聽說桐隊長還是指出，她不安心在農村。一開始這一點令我有些擔心， 但轉念一想，倒也釋然。有哪個考生安心在農村？總不能讓人家說，她考大學是為 了扎根農村幹革命吧？！

　　　　 隨後又進入第二輪等待。不多日，聽說第一批參加體檢的人數離計劃中的招生名額 相差甚遠，省裡調底了分數線，產生了第二批體檢人選。同隊的小張有幸進入第二 批，我真心為她高興，同時也從中看出，我的考分應比調整後的分數線高出一定程 度。因而，我的成績對於錄取應該不成問題了，現在關鍵是最後的政審關，一個對 大多數人來說不成問題，對我卻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二十年來，我和我的家人經常 被籠罩在政審的陰影之下，我對政審的擔心與日俱增。

　　　　 體檢之後又過去約半個月。表面平靜如水的生活掩蓋著我內心深深的焦慮。春節將 臨，鄉親們忙著準備過年，村裡一派喜氣洋洋的氣氛，醫療室裡倒顯得冷冷清清了。

　　　　 那是個晴朗的冬日下午，看看沒有病人來訪，我背了個筐子，抽空上山去撿一些乾 柴火供燒飯用。對於我這一口之家的小鍋小灶，乾樹枝、松針和松果就是我最好的 燃料。我來到離村子二、三里路之外的松樹林裡，一邊撿柴火，一邊享受著冬日暖 洋洋的太陽，時不時抬頭望望悠悠哉哉吃草的牛群和懶洋洋地騎在牛背上的牧童。

　　　　 忽然，聽見遠處有孩子嘰嘰喳喳地叫我的名字，抬眼一望，令我驚訝不已的是，在 幾個放牛娃的後面，競跟著我的大哥！大哥急匆匆地趕來告訴我，上午他打電話給 以前一起插隊的一個朋友，由公社總機中轉時，早已認識他的總機員順便告訴他： “公社教育辦公室有事要通知你妹妹，可是茶頭的電話線路不通，已經耽擱好幾天 了。聽說是為考大學的事，你自己設法通知她一下吧。”大哥一聽事關重大，立即 騎自行車趕了二十幾里路前來。見我不在醫療室，就馬不停蹄地一直找到山裡來了。

　　　　 總算又有消息了！雖然還不知道是喜是憂。我怔怔地望著手裡剛撿的一把松針，有 些悲喜交加。當年賣老母雞的范進得知“中舉”的消息 ，恐怕就是這種心情吧？

　　　　 我一刻不敢耽擱，立即與大哥一起下山。冬令日短，下得山來，已是夕陽西下。沒 有別的辦法，大哥立即用自行車載著我往公社趕，又是二十多里地。想想大哥那時 身體並不太好，這樣超負荷往返奔波，一定把他累壞了。那一陣，全家人都在為我 的事或喜、或憂、或累。

　　　　 到達公社已是晚上八點多，一問教育辦公室羅主任，原來是縣教育局通知我前去。 我們只得又匆匆忙忙往縣城趕。一路上疲累不堪，我不由得嘆息：“如果我是羅主 任的兒子，或縣裡、公社任一位領導幹部的子弟，他們早就想方設法派專人去通知 了！”不過，我還得感謝命運，感謝我的親人，也許是我的先祖在冥冥之中保護我， 使我沒有因耽擱而失去這次機會。後來聽說，本縣另一個本是煤礦工人的考生和我 情況相似，就是因為政審時不知因何緣故領導沒有及時通知他，結果坐失良機。那 時候，這類事情一旦發生，區區小百姓如我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我們一口氣趕到縣裡，已是晚上十點多，所幸縣教育局經管此事的胡老師就住在單 位，他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據胡老師說，當時各招生院校正在江西的高考選拔中心 挑選學生。因我父親的“右派”問題，對我有興趣的某所大學要對我作進一步政審， 要求我寫一份材料，表明我和我父親劃清界限的態度，並要我所在公社為我的現實 表現簽署意見和蓋章。胡老師關切地說：“已經等了你兩天了，再不抓緊，就要坐 失良機啦！”

　　　　 我連夜趕寫材料。說來可悲，近二十年來我和我父親未曾見過面，沒有通過音信， 還不足以說明劃清界限嗎？好在我對寫這類材料並不陌生，只是這一次我更加逐句 斟酌，慎之又慎。次日晨八點，我趕到縣教育局把材料交給胡老師過目。他認可之 後，要我立即到公社去簽署意見和蓋章。他讓我騎他的自行車離，“越離越好！離 路小心離”我從離不是一離好騎車離，很少離長途車，這時也不得不硬著頭皮，心 急如火卻又小心翼翼地上路了。

　　　　 謝天謝地，負責教育的公社副主任正好在。沒費多大周折，主任給我簽署了不錯的 意見，還表示希望我考上，為公社爭光。我連忙感謝公社的培養和再教育。那些年 我确實非常努力，除了做好赤腳醫生的本職工作外，還常給公社、縣廣播站寫寫稿 子，在公社也略為人知。此外，當時在高考這個新生事物上，各個公社也有競爭心 理，如果沒有像教育辦公室羅主任那種自己親屬考不上的尷尬的話，公社幹部還是 希望我們考上為公社爭面子。回城的路上，我拿著簽好的報告，略略鬆了一口氣。

　　　　 緊趕慢趕回到縣教育局，胡老師接過簽好的材料，說：“我現在馬上去郵局用掛號 信寄出，同時發電報告訴那邊。但願沒有誤事。”當時國內尚沒有傳真通訊，這就 是最現代快捷的辦法了。有幸碰上教師出身的胡老師負責此事，他給予我的由衷的 關切和熱情的幫助使我終生感激。

　　　　 辦完此事的當天下午，我又趕回大隊。其後的等待，更是度日如年。事情到這一步 是否意味著政審過關，我全然沒有把握。我的憂慮不是沒有根據的，多年來，從自 己、家人和別人的身上，我已見多、見慣因政審而節外生枝、被拒之門外的事。而 且，等待的時日愈長，我對政審的結果就愈擔憂。

　　　　 臘月29，我動身回家過春節，心裡异常煩躁不安，沒有一絲喜氣。晚上，媽媽在單 位為節日值班受夜，我陪同她說話到午夜三點。我對媽媽說，春節過後我想暫時不 回大隊。這次考試，我已盡了最大努力，考分看來也不錯。如果這次落選，說明是 政審不過關。我要到省裡、甚至北京去問一問，像我這樣的青年，應該怎麼辦？如 果考分不夠，我可以來年更努力。若是由於我父親的“右派”問題而政審不過關， 我的所有努力，所有表現都是徒然。我的出路在哪裡？母親聽了只能默然嘆息。

　　　　 第二天大年三十夜。上午八點多，我仍在酣睡。媽媽滿臉喜氣，氣喘吁吁從辦公室 一路跑回來，喊著進了門：“錄取通知書來了！胡老師叫你上他那兒去取！”“什 麼？哪個學校？”我一咕嚕坐起來，忙問。媽媽說：“只顧高興，哪裡還記得問？！” 我一個翻身下床穿衣，用毛巾擦了一把臉，就直往縣教育局奔。

　　　　 胡老師喜笑顏開地迎著我，遞給我一張“上海第一醫學院”的通知書。他笑盈盈地 說：“所有的錄取通知書都要等到年後才發。知道你焦急，第一個通知你，好讓你 過個喜慶年！”喜上加喜的是，胡老師還交給我一張妹妹的中專錄取通知書！早知 這樣，該叫妹妹一塊來，她正在家裡忐忑不安呢！

　　　　 胡老師又告訴我:“地區派駐在省招生辦的老師說，讓你今年過年一定要多放幾掛鞭 炮，你的事好險喲！”據說最初選上我的是復旦大學數學系，他們在要求我的政審 材料卻遲遲等不來的情況下，就放棄了。對我同樣有興趣的上海第一醫學院的招生 老師在準備放棄我，將要返程上海的最後一刻，收到了胡老師發出的電報和隨之而 到的政審材料，因而錄取了我。而這正是我填報的第一志願，也許這就叫“緣”吧？ 有趣的是，許多年後，我的母校上醫竟然並入了復旦大學，成為“復旦大學醫學院”。 如此七姑八姨地輾轉一番，我竟又成了復旦校友。

　　　　 謝過胡老師，我像離弦之箭一樣衝回家，大哥已在門口燃放起千響鞭炮迎接我。這 一年的春節是在陽歷二月七日。這個春節我家自然放了最多的鞭炮，為祖上燒了高 香。我也有生以來見到母親臉上最燦爛的笑容。

　　　　 終於圓了我的大學夢。在離開茶頭的那一刻，也許我沒有想到，在後來的許多年裡， 我常常魂牽夢縈，頻頻回頭顧盼那段歲月，那個村莊和那裡的父老鄉親，因為那片 土地上留下了我青春的腳印，我的汗水和淚水。

　　　　 (完)

　　　　 2004年7月於 Canberra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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