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健康保健和卫生系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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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昕
引言
澳大利亚（简称澳洲）联邦政府成立到现在才一百多年，但是在各方
面的建树实在有许多令人称道和值得别的国家借鉴的地方。本文将澳洲联邦一百年
多来在健康保健和卫生系统方面的发展，演变到如今的健康保健和卫生制度的建立，
以及联邦政府对健康保健和卫生政策推行的甘苦和成果，依照年代的发展和演变过
程，为读者们作一个有系统的专题报导。
澳洲联邦政府现在总管与卫生和健康保健相关事宜的机关是“联
邦政府健康和高龄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 在中国类似的政府相
当部门一般称为 “卫生部” 。虽然 Health 的中文可以有健康和卫生两种兼容的
解释，健康和卫生事务在实质上还是有些差别。澳洲相关的 Health 部门所管的事
务范围极广，而且偏重于人身的健康保健，主要是在医疗和药物方面，与卫生事务
有实质作业上的不同。为了读者能够参考对照国内的相关部门、制度和执行政策，
本文广意的把健康和卫生交换使用，便利涵盖所有与健康保健和卫生事务有关而值
得探讨的话题。
联邦政府的健康事务
澳洲早期的健康事物只限于小规模的与医疗有关的病情处理，没有可以
严格遵守执行的条例，没有建立明确的系统，乏善可陈。直到澳洲联邦成立之后，
才有转机。现在谈起来，澳洲联邦的成立运动，实在是很保守的，经过了一段漫长
时间的酝酿。从1788年新南威尔斯殖民地成立之后，塔斯马尼亚、西澳、南澳、维
克多利亚和昆士兰其它五个殖民地相继成立，但是仍然是各自为政，行政独立，一
直到了1901年，这六个澳洲岛上的英帝国殖民地才因为情势需要决定合并。
联邦成立后，宪章赋予新联邦政府国防的责任，同时抵抗人口众多
的亚洲国家的侵略和疾病的传入。虽然各州热衷于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它们仍然
希望保留它们对各州内政的控制权，包括健康事务。因此尽管检疫的职责已经包括
在联邦政府的特定权利范围以内，联邦政府仍然必须会同各州来控制实际的健康事
务，对于处理当时正在严重摧残人类的传染病像天花、霍乱和黄热病以及控制腺鼠
瘟疫 (Bubonic Plague) 的扩散，甚感棘手。一直到1909年，联邦检疫服务负责单
位才因应需要在贸易和关税部门成立。
联邦政府促进澳洲人民强壮、健康的推展，渐渐的演变成为对社会
结构中各个重要团体成员的福利的关注，特别是母亲和子女、工业劳动者和移民的
福利。联邦政府于1908年通过了高龄和残疾人士的退休金法案，紧接着，在1912年
提供了产妇辅助金或俗称“婴儿红利”5英磅。当时的5英磅相当于一个非技术工人
两个星期的工资。土著人、亚洲人和太平洋岛人的母亲却没有资格领取这项津贴。
土著澳洲人在当时被认为是没有能力接受西方文明的“垂死”民族。
联邦政府很露骨的代替他们否定了他们的立法权利。认为他们迟早终要绝迹。各州
当政处理相关事务的机构将他们放置在保留地。健康事务完全被忽略了，只有在危
害他们的疾病对“白人”造成威胁的时候，才对土著人另“眼”相看，比如对当时
严重一时的麻疯病（Leprosy）患者就不得不特别处理了。
当时在澳洲各地、各阶层的医生和健康事务工作人员有一个非正式
的全国联络网。联邦检疫工作人员因为工作的接触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这个联络网
的一部份。这些人由康普司滕医生 (Dr J.H.L.Cumpston) 和耳金滕医生 (Dr J.S.C.Elkington)
带头推动大众健康运动，鼓动各州以实际行动来增进广大群众对于传染疾病的了解
和加强预防保健的常识。康普司滕医生从1913年起，就担当起联邦检疫事务首长的
职责。耳金滕医生则是当时的昆士兰州首席检疫长。他们还想做更多的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健康运动的推行更加迫切。当时整个
国家的健康状况，是以能够造就多少可以作战的士兵来衡量的。澳洲的状况不妙：
婴儿和产妇的死亡率反常的高，人民仍然不断地感染本来可以控制预防而不受感染
的疾病，全国人民的健康程度很糟糕。因此在战场上，医疗服务很快的就被组织起
来，希望能够藉此建立一个由中央集中管理的全国性的健康模式。大战也促成澳洲
联邦政府在1916年建立了免疫血清实验室，成为抗毒血清和其它生物药剂的主要来
源，补助国外供应的缺乏。
加强澳洲北部边境的国防是另一个当务之急，当时大家都知道这个
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白种人”无法适应热带气候，因此澳洲北部人力、军力不足。
可是包括耳金滕医生在内的一些专家们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相信如果政府能够
在健康研究和推行公众健康上做出适当的投资，澳洲北部就可以变成适合“健康的
白种工人”居住的地方。不久，澳洲接收管理新几内亚，再次推动了政府对热带疾
病的关注。1910年，澳洲热带医学院在汤斯维尔 (Townsville) 建立。到了1916年，
澳洲已经可以和若克菲乐 (Rockefeller) 基金支助的国际健康部合作，将“根除十
二指肠虫 (hookworm) 运动”推行全澳洲了。
1919年二月，从国外回到澳洲的工作人员带进来一个相当厉害的
“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传染病。一万两千澳人因病死亡，造成普遍恐慌。回国的军
人在与家人团聚之前必须接受隔离检疫；旅馆、戏院等公共聚会场所全关闭了；人
们上街都必须带口罩。政府当局慌乱一团，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危机，在各州边
界都驻扎了警察，防止疾病的蔓延。这次事件明白的显示了保护国家健康的工作需
要加强。
同年12月10日，史密斯兄弟 (Ross and Keith Smith) 首次国际飞
行从英国伦敦出发，经罗马、雅典、埃及、印度和新加坡在28天后到达澳洲达尔文。
这也是当时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性事件。他们的到达，使得澳洲当局感觉到，在当
时尚未开发的进出关口，有改进检疫和医疗服务的必要。这两件大事也明确地指出
了这个国家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健康管理协调机构。因此当时的联邦检疫事务首长康
普司滕医生，重新展开了建立“联邦健康部”的运动。
联邦健康部成立
澳洲政府在应付1919年造成一万两千澳人死亡的全国流行性感冒时所表
现出的慌乱和不知所措，以及澳洲当时没有一套明确的进出关口检查程序，以致于
史密斯兄弟没有经过关口检查可以”随意”飞进澳洲的警惕，只是促成澳洲尽快建
立联邦健康部的催化剂。另外还有许多其它的因素，包括各州州长和澳洲英国医学
协会(澳洲医学协会的前身) 的推荐和若克菲乐基金国际健康部的黑舍医生 (Dr Victor
Heiser) 向总理尤斯 (Billy Hughes)的坦率进言。黑舍医生向尤斯明白指出，如果
澳洲不能够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健康部门，澳洲就一直会被认为是一个落后国家。他
同时提供了澳洲政府在这方面起步所需要的激励，给予澳洲政府在开始培训工业卫
生、公众健康工程和管理人才上暂时需要的经济资助，包括训练奖学金。
联邦健康部终于在1921年三月成立了。新总裁康普司滕医生认为健
康部的使命就是 “要确保健康，使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没有疾病和伤残。”要实现这
样的理想仍然需要通过很多的商谈和努力去争取更多的基金。
由于当时的总理对职业健康特别关注，健康部早期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要解决矿工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在卡辜里 (Kalgoorlie) 金矿区的矿工们的肺
部疾病问题。健康部在卡辜里矿区设立了一系列的健康检验室，为矿工们做每年一
次的胸部X光检查，来决定他们的身体情况是不是仍然适合进入矿区采矿。健康检验
室采用了最新的仪器，以最新的方法执行健康部的主要检疫行动，不仅使卡辜里矿
区的矿工和当地居民受益，也同时为邻近地区的居民提供了医疗服务。
在康普司滕医生的策划之下，所有与澳洲联邦所属管辖地有关的医
学服务，均归由健康部管理。这使得澳洲对热带地区的健康、卫生和医学研究一直
保持着浓厚的兴趣。1924年希连托医生 (Dr Raphael Cilento) 接受借调，任命为
驻新几内亚健康和检疫行政首长，他成功地改善了当地居民的健康，也因此挽救了
澳洲作为一个属地委任统治者的国际声誉。
全民保险法案
1925年，联邦政府成立了第一次皇家调查委员会，审查澳洲健康和卫生
系统。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调查结束后，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来改善联邦政府
和州政府之间在处理健康和卫生事务方面的协调，希望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来处理
当时面对的紧急健康和卫生事务，包括食品和药物的管制、饮水污染、肺痨、急性
传染病和工业卫生的控制问题。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州政府必须有条件地向联邦政府
申请基金的办法，同时设立了联邦健康理事会，来促进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的合作。
不久，因为联邦政府花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归战士们身上的医
务治疗费用恶性急遽上升，到了极端滥用的程度，联邦政府成立了第二次皇家调查
委员会，审查国家健康保险制度。这次调查委员会建议联邦政府建立一个强制性的
全民保险系统，来摊付在病民治疗上的开销、残疾人士的福利、养老基金和产妇福
利金的国库支出。
全民保险法案在1928年由当时的财政部长裴计博士 (Dr Earle Page)
骄傲地提出，声称是有史以来呈现在国会的方案之中，最为进步的社会改革措施。
可惜的是，他的方案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天日，被滚滚而来的评击埋没了。友好基金
协会(保险基金会的前身) 辨称全民保险会摧毁社会节约的良好精神，他们也担心一
个州政府的保险制度就可以要他们的协会解体。雇主们也反对，认为全民保险会带
给他们更多的经济负担。医生们为了要维护他们的专业独立性，当然也大力反对。
澳洲在应付和处理国际健康和卫生事务方面，包括参与同盟国的健
康和卫生活动事项，因为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寻常经历，有了较多的信心。
1926年，澳洲主办了首次国际健康会议。各国代表们讨论了传染病的及早警觉系统、
检疫事务以及亚太平洋地区当时所面对的各种医学问题。
1928年，澳洲联邦政府健康部是首先迁到新国家首都坎培拉的几个
政府部门之一，同时接管了联邦首都特区及邻近各地区的健康和卫生事务，推动了
早期的大众健康保健和卫生认知运动，比如，如何打苍蝇，如何使牛奶保存更久而
不变坏，如何保护牙齿健康等，增进了广大群众注重日常生活的健康、卫生和预防
保健的常识。健康部所属的联邦医务官员，负责检验公务人员的健康和审查公务人
员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健康部也策划资助有关治疗传染疾病和癌症方法的研究，在
1929年建立了联邦化镭实验室，肩负起对政府所购买的化镭的安全维护，和给各个
城市治疗中心定量化镭的分配工作。
尽管1910年成立的澳洲热带医学院也从汤斯维尔迁移到悉尼大学，
前院长希连托医生 (Dr Raphael Cilento) 仍然继续从事着他在热带医学方面的工
作。他更进一步对抗当时的潮流人士对待澳洲土著人的漠不关心，开始对土著人的
健康和卫生情况，作第一次的考查。他发现，比率很高的土著人，有着十二指肠虫
(hookworm)、身体虚弱、甚至还有麻疯病的病例。这方面的健康和卫生事务几乎根
本就没有执行。
世界经济大萧条与复苏
1929年10月24日 (经济史上的黑色星期四) ，澳洲新政府总理斯卡林
(James Scullin) 正式上任才两天，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开始崩溃，到10月29日所
有银行回收贷款，整个股票市场垮台，紧接着造成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也开始了
澳洲往后四年(1929 - 1933) 的艰难日子。1930年3月，美国的失业人数达到三百二
十万，澳洲也不能幸免，失业人数急遽增加，达到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失业。
澳洲联邦健康部在全世界从1929年年底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期间，也
受到严重影响，因为财政困难只好放弃一些职责，被迫裁员，减少行政事项，减去
了公共健康、产妇和婴儿卫生、肺结核及性病控制和热带卫生等方面的行政管理事
项，帮助减少国库开销。联邦政府藉此宣称，过去十一年来对于鼓励各州政府在健
康和卫生方面，多作一些事情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不管情况多糟糕，健康部在这
段期间的主要功能仍然保持了检疫的职责，正如1933年，在权的李昂政府(Joseph
Aloysius Lyons 任当时的总理) 的官方记录所记载的，“没有任何裁减，检疫官员
一直不断地在执行任务，保护澳洲对抗各种形式的人类和经济灾难。”
到了1936年澳洲的经济已经逐渐复苏。当时健康和回归人事部的部
长尤斯(Billy Hughes， 全名 William Morris Hughes，1915 -1923 年的澳洲第11任
总理），对于全国降低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高的孕妇死亡率，所带给国家前景的重大
影响，深表关切。他相信澳洲必须增加人口否则将会灭亡，因此设立了促进母亲和
婴儿福利的基金。
飞行医生
自从1903年第一架马达发动的飞机起飞以来，到1917年，飞机已经
被人类肯定是可靠的运输工具了。电讯的发展虽然起步不久，也显示了可以使两地
相隔千里之遥的人们对话交谈的神妙。当时在南澳洲北部偏僻地区，传教多年的长
老会福邻牧师(Reverend John Flynn) 和一位学医而对飞行有兴趣的学生皮尔 (Clifford
Peel) ，同时见到了飞机和电讯的潜能，“飞行医生”的构想因此诞生。
皮尔在1917年11月 21日给福邻牧师的信中，提到他看到了“一个
为散居在澳洲各地，需要医疗的男女，执行医救的医生”，他也列出了当时飞机的
飞行速度，和可以到达的飞行范围，以及其它执行医疗所需的设备和花费。皮尔不
幸在第一次大战结束前，在法国飞往德国的战线上阵亡。
福邻牧师从1917年开始，为了这个飞行医生的构想，积极地募款，
直到1928年，他才筹足了款数，也得到了可以开始执行任务的支持，包括当时在
“昆士兰和北特区航空服务”公司（现在澳洲 QANTAS 航空公司的前身）的工业家
马凯（HV McKay）和辛普深医生（Dr George Simpson）的热心贡献。
1928年5月15日“航空医疗服务”正式开始，在昆士兰克隆科旅 (Cloncurry)
做为期一年的实验运作，不仅给散居在澳洲内陆各地的人们，提供了紧急医疗援救，
而且也提供了广泛的健康照顾和社区服务。这一年的实验运作相当成功，五十飞机
班次的急救任务，一万八千英哩的飞行，医救了两百二十五个病人，许多不尽快医救
就会死亡的病人，因此得以庆生。尽管困难重重，飞行医生的服务奇迹式地成长扩大，
渡过了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到1932年时，各地已有十所小医院加入服务行
列。
1934年，长老会正式将这项飞行医疗的任务，移交给“澳洲航空医
疗服务”。联邦健康部从1937年开始，每年固定拨款资助这项服务。
小儿麻痹症
1932年，流行性小儿麻痹症在澳洲急遽蔓延，许多儿童受害瘫跛，
引起广大民众的忧虑，因此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及有关单位，想办法尽快控制流行
病的毒害。
当时有一位已经颇负盛名的肯尼护士（Sister Elizabeth Kenny)，
对于小儿麻痹症，有一套自创的独特治疗方法。肯尼从1911年第一个小儿麻痹症出
现开始，就以她的独特热敷及肌肉运动治疗方式，挽救了许多一般医生只是以薄木
夹板和拐杖应付，而终告残废的肢体。尽管她的治疗方式医好了不少儿童的肢体，
却始终不为澳洲当时自命清高的医生们所接受，迫使她只好离开澳洲移居美国，而
成为美国人尽皆知，治疗小儿麻痹和肢体伤残的女英豪，于1952年被选为美国最受
景仰的女士，这是后话。话说回来，澳洲政府在各方压力下，却没有采用肯尼的非
正统的，独特治疗流行性小儿麻痹症的方法，只有在1937年澳洲国家健康和医学研
究理事会(NHMRC) 成立之后，才积极赞助伯内 (Sir Frank Macfarlane Burnet) 从
事小儿麻痹病原体的研究。 伯内先生是当时澳洲一位专门研究流行性病原体的学者。
他在1935年，成功地控制住了，当时在澳洲很厉害的流行性感冒A种病原体。以后，
他在流行性感冒血清变化方面，又作了许多贡献，终于得到1960年诺贝尔医学奖金，
也被封为公爵。
至于有关残障儿童的照顾事宜，在1935年，因为英国慈善家纳飞先
生 ( Lord Nuffield) 五万英镑的赞助，才有了很大的推进。
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理事会
为了加强全国科学研究能力，联邦健康理事会，在1937年，扩展成为国
家健康和医学研究理事会(NHMRC)，成员不单是联邦和各州的代表，同时也增加了医
学专业人员。理事会也从此一直是健康和医学研究的主要基金资助机构，也成为处
理政府(地方、各州和联邦政府)、健康和卫生事务专业人员，和广大社会三个层面
之间的，公众健康和卫生事务的首要独立咨询机构。当时健康和回归人事部的部长
尤斯，在理事会的第一次议会中发出国家处于糟糕状态的警惕，报告指出，全国有
百分之四十的儿童营养不良。心脏病和癌症是全国最厉害的杀手。国家健康和医学
研究理事会成立之后，针对广大民众当时对于在到达就学年龄之前，或已达就学年
龄的儿童们的身体发育的严重疏忽情势，而做出的重要决议之一，就是要引导政府
注意这个情势，采取适当的监督。这个决议刚好配合了当时激烈推行，供给所有学
校饮用牛奶的运动。
1939年，从18个月到6岁大的100个儿童，在新建好的高吕女士儿童
中心 (Lady Gowrie Child Centre) ，渡过了没有父母在身边的第一天。高吕女士
是当时澳洲的总督夫人。这个儿童中心，是联邦政府在澳洲建立的第一个幼龄儿童
照顾中心。中心周围设有进行儿童发展研究的观察亭。这个儿童中心建立的意义重
大，因为当时的人们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观念，包括从事幼儿教育的专业人员在内，
都怀疑让一群儿童在一起，每天经过这么长的几个钟头，是不是会出问题。可是几
十年来，直到今天，高吕女士儿童中心，仍然存在每一个大城市之中，是澳洲服务
年限最长的儿童服务设施。
健康部在1939年，也接管了北特区的健康服务，但是因为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爆发，这个责任由军方接管了，直到四十年代末期，联邦健康部才正视，
遭受着肺结核、雅司热带传染病、梅毒和失明等病害摧残的，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
民的健康问题。
全国健康养老保险法案和公众福利系统
三十年代末期，因为政府的经济复苏了，可以供养鳏寡、孤独、废疾者
的全国保险方案，再度被提出研讨。类似1928年，财政部长裴计博士 (Dr Earle Page)
所提出的全民保险法案 (见前文报导──全民保险法案) 的全国健康和养老保险法
案，在1938年，再度由当时的财长凯西 (R.G. Casey) 引出，他争论，从人们工资
收入，抽取百分之二的贡献，是唯一可以使国家供养得起这样的社会服务的办法，
再者，贡献的原则将维护工作者的尊严和鼓励社会的节约。这个提议，再一次像上
次一样受到了工人、雇主、慈善团体和医务专业人员的敌对拒绝。反对党，工党，
认为全国健康服务应该是免费的。虽然这项法案最后终于通过，但是因为欧洲的战
情恶化，迫使国家需要大量的国防开销，法案还是很快的被放置一旁了。
世界日益增强的战斗心态，激励了人们对体能强健的关注，澳洲在
1939年，推行了全国强健计划，全国人民都在锻炼体能，确保他们在必要时，能够
捍卫国家和维护他们的原则。
经济大萧条给澳洲人民留下了悲惨的记忆，接踵而来的第二次世界
大战，又加深了人们觉得人世动荡和没有安全感的体会，公众福利系统的建立，成
了大家所要求的“当务之急”。所有澳洲当时在权的政治家，都觉得有必要在行政
决策上以供给人民全职就业机会、适当的公众住房和全面的健康政策，来提高全国
低落的民心。
1941年，国家开始了赠金给儿童的付款，1942年，引出了供养鳏寡
的养老金。1943年，联邦政府承担起征收所有所得税的责任，税收用来支付有关作
战事宜所需要的开销。这笔开销相当于当时国库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在全国福利
基金建立之后，当权政府增加税收的名目就更加名正言顺了。澳洲土著人也从此开
始有资格领取社会服利金。
二十万澳洲妇女开始进入工作的行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澳洲
社会的深远影响之一。二次大战结束后，政府原本以为工作妇女会回家成为家庭妇
女，提供儿童照顾设备的基金曾经一度中断过。这些额外的妇女劳动力，是当时维
持国家高生产量所需要的，但是离开家庭出外工作的妇女，却引起了别的社会问题，
使得政府不得不与幼儿园工会和其它福利机构研讨办法，提供儿童照顾。政府也首
次开始了帮助妇女照顾年长亲戚和家属的辅助。在定量食物配给开始实行的时候，
健康当局对人们的营养状况深表关切。当时的一项全国调查，证实了国家有必要控
制牛奶和鸡蛋的分配，给社区里比较体弱的成员，特别是怀孕的妇女和喂养幼儿的
母亲们。补给品也配送到全国比较偏远的地方。
盘尼西林的发现和制造
战争的另一影响是促成了制药工业的重要突破。当时对人类贡献最
大的，就是盘尼西林 (Penicillin) 的发现和制造。盘尼西林是由佛莱明(Alexander
Fleming) 发现，澳洲医学研究家佛罗旅 (Howard Walter Florey) 和他的助手钱恩
(Ernst Boris Chain) 再进一步开发测试，证实医学效应。他们因此在1945年得到
了诺贝尔医学奖。
佛莱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到他的实验室，在前线作战时，
亲眼看到病菌感染杀伤人命的经历，使他决定要研究出可以控制病菌感染的化学药
品。他发现人体内有天然的溶解素 (Lysozyme)，像眼泪，可以抵抗病菌，但是抵抗
力不够强大。因此他继续研究，一直用玻璃小碟养殖病菌，观察变化，寻找病菌抗
体。
1928年，他在清理一堆玻璃碟时发现，碟中有霉体。东西发霉是常
有的事，并不稀奇。 但是不寻常的事是，他注意到在霉体周围的病菌全被杀死了，
这些霉体就是属于盘尼西林一类的病菌抗体。
1929年，他公布了这项发现报告，当时的医学界却一点都不感兴趣。
佛莱明又继续对霉体做了一段时期的研究，但是因为培养困难，而工作人员，死的
死、走的走，这项研究就停了。
1935年，佛罗旅任英国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他请了钱恩从事癌症
和溶解素的研究。钱恩看过佛莱明发表的盘尼西林报告，对于抗菌体的化学药品研
究非常感兴趣。牛津研究小组就开始了盘尼西林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更先进，
不像佛莱明只是提出报告讨论或在玻璃碟里养殖，他们把霉体注射到活老鼠里测试，
在控制实验的方式下，发现受到病菌感染的老鼠，在注射盘尼西林后就痊愈了。他
们接着直接验证一些病患人体，得到了惊人的确实效果。这是在1941年，英国正处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之中，诚如佛莱明所预知的，随着战乱伤患的增多，抗菌
药品的需求量也增加了，但是在当时战乱中的英国，制造药品的资源缺乏，而且盘
尼西林仍在测试之中，经费和制药环境都是问题。总总困难，使得佛罗旅不得不另
外想办法，希望能尽快制造盘尼西林。他终于透过美国若克菲乐 (Rockefeller) 基
金会的联系，在美国依利诺斯州找到了一个农业研究中心，那里大量种植的玉米是
培养盘尼西林所需要的温床，这样良好的环境，使得盘尼西林的产量，比以前增加
了五百倍以上。这个时候，美国已卷入了二次世界大战，而盘尼西林的药效也已经
完全证实。从1943年一月到五月，盘尼西林的产量是四万万单元，到二次大战结束
时，产量达到每个月六百五十亿单元。澳洲联邦血清实验所在1943年底，也已经可
以为战士和人民制造盘尼西林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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