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健康保健和卫生系统 (2)
¤
周昕
全国健康保险
随着药物需求的增加，药物管制成了另一个问题。澳洲政府于是在1944年，订定了药物福利法令 (Pharmaceutical Benefits Act)，规定病人在呈现政府的药方单后，就可以免费领取某些药品。
医生们强烈反对开配药方的规则。他们担心这是走向全国医药服务的第一步。全国医药服务，在这以前，已经有两次以不同的名目提出审议(详情见前文 - 全民保险法案和全国健康养老保险法案)。
四十年代初期，多数人都已经一致同意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剩下的问题只是国家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供养得起。政府在每次面对医药专业人员时，就成了“傻子”，对他们坚决认为，他们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经济利益，在任何新的规则改变下，都要得到保护的强硬态度，束手无措。
医生们的反对提诉到高等法院，法院判决，联邦政府没有对药物和医疗服务立法的权利。这宗医生们向联邦政府的挑战，就演变成了1946年的全国公民投票表决(Referendum)。绝大多数的投票表决者，同意联邦政府不但有权对药物、病患和住院福利立法，同时也有权对医疗和牙医服务立法，只是不能藉此向全国国民征税。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从1946年开始和州政府谈判，达成为期五年的协议，提供住院病患补助津贴，作为废除公共病房使用费和使用资格测试的交换。政府也供给私家医院病患补助津贴。这项供给住院病患补助津贴协议的基本原则，一直到现在仍然有效。
澳洲健康部在大战期间，建立了军需工作人员医疗服务和负责监督鼓吹预防肺结核和性病的运动。
1947年，健康部接管了国家声感病理实验所 (National Acoustics Laboratory) ， 进行噪音对人们造成的不良效应，和女性风疹 (maternal rubella) 造成耳聋现像的研究。
实验所专门针对听觉受害者，负责设计听觉辅助器和复健程序。
澳洲于1947年，通过药物福利法令，1948年又通过了国家健康服务法令。这两条法令的主旨都是要提供免费的健康服务。1949年上台的自由乡村联合党，继续了工党开始的医药福利和健康服务，同时强调了个人必需对健康保险计划付出的贡献。
肺结核病
战后的澳洲，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1946到1949年间，大约五十万移民，从北欧、东欧和南欧来到澳洲。移民在刚到澳洲的最初几个月，都要住在难民营里，接受在1947年成立的移民医疗服务部门执行的健康检查。许多移民都患了肺结核病。
肺结核病和小儿麻痹症一直威胁着澳洲民众。
自从1911年澳洲出现了第一个小儿麻痹症病例之后，几年之内，它就成了澳洲的风土病，虽然病不致死，可是麻痹和终身残废的情况，特别可怕，引起广大民众的忧虑。澳洲在1930 、40和50年代都暴发了流行性小儿麻痹症的失控危害，七万人左右受到病害影响，大概有四万人现在还活着。小儿麻痹症的影响和病原体的研究，在“小儿麻痹症”一节中已经谈过，不再重覆。小儿麻痹症的危害，在1951年，达到四千七百个病例的高峰，直到1956年有了沙克疫苗，在政府极力提倡疫苗接种之后 (口服吸计量疫苗到1966年才出现) ，小儿麻痹症的病例才迅速减少，病害得到控制。
流行性肺结核病在十九世纪，是危害人类致死的一大病症，全球死者中有百分之九是因为得了这种病，尤其对年轻人造成的死伤最重，当时超过三分之一的20到35岁的人口，因为肺结核病而死亡。
这种情况在澳洲也一样糟糕，肺结核病在40年代，一直继续是澳洲年轻人死亡的最大病因，比如说在1946年，一年内澳洲就有27.6%的20到39岁的年轻人死于肺结核病。到了1948年，肺结核病害更是普遍流行，这时候，人们已经有了第一种有效抵抗肺结核病的药物，澳洲于是开始提倡预防抵抗肺结核病的运动，当时健康部抵抗肺结核病的负责人，文得力医生 (Dr H.W. Wunderly)，订定了一项全澳控制肺结核病的方案。方案开始执行之前的1949年，每10万澳人之中，有25人因肺结核病而死亡，方案执行到1953年，已降低到每10万澳人中，有11人死亡的死亡率，几年之内就控制住了肺结核病的猖獗。文得力医生因为这项功劳，在1954年被封为爵士。抵抗肺结核病运动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起用了X光照射来及早发现病况。到了50年代末期，人们才注意到，X光照射对人体有害，可能带来其它不好的负作用，因此开始对X光的照射表示担心，寻求补救办法和其它增进健康的途径。
健康运动
在流行性传染病渐渐得到控制之后，医生们、行政当局和广大民众，都了解了“预防重于治疗”的重要原则，开始专注于预防政策的推行，把注意力转移到对慢性疾病的公共卫生保健事宜。当时的健康部长裴吉在1950年5月，宣布了公共卫生保健计划，主要内容有以下三项：
一．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地方政府来推行学校供应学童牛奶的计划，以增进学童的营养；
二．推广健康教育和改进药物福利计划来预防疾病，免费供应救人性命和预防疾病的药品；
三．政府补助病人和医院开销的自愿保险计划。
这些计划的原则，到今天仍然适用，奠定了澳洲民众公共卫生健康保健的基础。1953年订定的全国健康法令，把许多裴吉的保健计划编了进去。新的保险计划尽量避免干扰当时已有的医生和私家病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对穷人的照顾，很明确的从依赖博爱人士自愿提供的照顾，转变成为国家提供的正式照顾。
1951年，健康部长针对老年人、伤残和鳏寡，这些医药费用负担最大的人民，引出了一项退休养老人员医疗服务措施。这项服务，交由健康部联合社会服务和兵役人员返乡事务部门，共同执行。
二次大战结束后，住房的需求量增加。1952年一个老龄退休养老人员代表团，向当时的总理冕基思 (Menzies) 表示，适当住房的供应比任何养老金额的增加都重要。这个表态使政府在1954年，同意了负担起，宗教和慈善机构为老年人建造房屋和添置住家设备所需的资金。1957年的老龄退休养老住房法令，引出了政府资助家庭养老院机构的条例，这项资助同时节省了医院病床的负担。
50年代健康运动的推行，反应了当时澳洲国家的富裕和更加明确地强调了预防保健的重要性，人们开始密切关心牙齿的保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53年，政府开始引用氟化水，在塔斯马尼亚州北部乡镇，首先试用。
汽车事故也渐渐成为造成澳洲青年死亡的重大杀手，健康部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了道路安全教育，提供安全教育运动推广基金。
在农业和畜牧业方面，健康部担负起了对病害控制的责任。当时的欧洲，牲畜口蹄病猖獗，情况相当严重，检疫事务部门格外小心，对于从欧洲乡村来的移民彻底检疫，所有他们带进澳洲的东西、衣物、行李等，都得经过蒸汽和甲醛水溶液消毒器处理过后，才准许进入澳洲境内。
50年代的澳洲政府，也成了医药物品的最大买主。政府同时关切药品质量的维护。早期药物的测试，由雪梨和墨尔本大学负责。1957年，医疗物质法令通过。1959年，国家生物标准实验室在澳洲国立大学建立。实验室的部份工作，是与各州协调合作，使医疗物质的生物标准和名称标示、标签统一化。
地域广大，人口稀疏的澳洲北特区的医疗服务工作，开始时是通过教堂传教士、土著事务官员和牲畜站管理员们的合作，来执行的。健康部提供这些人员在公共卫生和热带医务学校的培训，让他们接触实际卫生和热带医务方面的事务处理。尽管如此，居住在乡村和都市的澳洲土著人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跟他们在上个世纪的生活状况比较起来，根本没有进步。
澳洲在这个时期，已经热烈地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活动，开始与亚太区的国家培养良好的密切关系，建立了“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通过这项计划，赞助外籍学生，包括医务、健康专业人员到澳洲各大学、和大学学士后的学术机构来学习，提倡学术交流。
六十年代时，澳洲仍然在继续努力预防和抵抗肺结核病和小儿麻麻痹症的伤害，但是几年来强调“预防重于治疗”的健康运动，开始收到了成效，已经能够控制住肺结核病和小儿麻痹症，不再有碰到病例，而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
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都在不断地鼓励儿童参加国家健身野营活动，促进冒险精神，增强儿童自信和自主的能力。与此同时，各方面的研究，都证明吸烟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健康部开始不再鼓励人们吸烟。
科伦坡计划
科伦坡计划可说是历史最久的国际援助计划。援助方式是由“捐赠国家”(提供援助的国家)直接给予“受援国家”教育和医学方面的协助、训练计划、贷款、粮食供应、设备和技术协助等。
1949年，澳洲政府接到去参加英联邦国家外长会议的邀请。正好当时澳外交事务和贸易部，在筹划如何建立对外，尤其是对亚太地区国家的援助计划。澳洲代表团带着他们拟好的援助计划，由当时的外务部长斯彭德(Percy Spender) 率领，于1950年1月参加了在斯里兰卡，科伦坡，的英联邦外长会议。澳洲对亚太国家援助计划的构想，得到了各国外长的支持，同意建立一个英联邦和以后的国际计划，对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提供经济合作发展的援助。
这项“斯彭德计划”，以后被称为“科伦坡计划”，于1951年7月1日，正式展开援助。计划的成员，由最先开始的七个英联邦国家，澳洲、加拿大、斯里兰卡(那时是锡兰)、印度、新西兰、巴基斯坦和英国，一直增加，到1954年时，非英联邦国家，缅甸、柬埔寨、印尼、日本、寮国、泰国、菲律宾、马来亚和美国，也相继加入成为会员国，而后又推广到其它马来亚国家、新加坡、尼泊尔、南韩、伊朗和阿富汗。这个原来只是一个为期六年的援助计划，一直延续，到1980年成为无限期援助计划。
对澳洲爱国主义者而言，科伦坡计划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可以确认他们的钱，直接到了受援助的国家，而不是像由联合国经手的钱那样，被不记名的概括使用，因此谁也不感激澳洲的慷慨。在科伦坡计划的名目下，澳洲人却能确实地控制他们的基金。
对国家经济成长特别关注的澳洲人而言，科伦坡计划被认为是鼓励有可能成为贸易伙伴国家的经济成长，使得这些国家能够购买澳洲的货物。当这些穷国家变富起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澳洲商品货物和服务项目更大的消费者。
科伦坡计划对澳洲最显著的成果，是对外籍学生的教育。拿科伦坡计划奖学金的亚洲学生，到澳洲来学习对他们国家有用的专门技能，一般都觉得受益良多。他们回国后，都对在澳洲的这段日子，留着温暖美好的回忆，对澳洲的学习环境，更是赞美有加。澳洲现在欣欣向荣的“教育出口”事业，实在得归功于这些因为科伦坡计划，而到澳洲来学习的先锋学生。
几十年来，科伦坡计划帮助亚太地区国家，开发了数以千计的发展计划、技能训练和奖学金，造就了近三十五万的研究学生，包括很多医药方面的人才。
医学研究
澳洲多年来在医学研究方面的投资，也开始有了收获。专门研究流行性病原体的学者，1935年曾经成功地控制住当时在澳洲肆虐的流行性感冒A种病原体的伯内先生 (Sir Frank Macfarlane Burnet)，因为他在感冒血清变化和免疫学方面的研究贡献，得到了196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随后，1963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又由神经细胞先驱的澳洲医学研究家艾可斯 (John Carew Eccles) 获得。
值得一提的是，艾可斯从1952年到1966年，在坎培拉澳洲国立大学担任生理机能学教授。他在这段期间，在坎培拉的实验室里，专注于人体神经系统，神经传达的生理特性研究，发现中央和周边神经系统神经细胞薄膜，经过刺激和压抑的离子机械效应，换句话说是神经细胞将各种信号传送到脑部的。他终于因此而获得1963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他的这项研究贡献，奠定了今日神经系统生理医疗的基础。
1961年，避孕药开始准许销售，政府也开始了性教育的推广，到1965年，澳洲人口的出生率，降低到了跟澳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人口出生率差不多的情况。当时的澳洲繁荣富强，可是因为许多年青人被送到国外的越南战场上与越共作战，国内的澳洲人民却忧心着外来共产主义的威胁，不断地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战争。
健康部在60年代，执行着22条与健康、老年照顾、养老和保险有关的法令条文，面对着相当沉重的管理执行挑战，和各州政府联合运作全国的健康计划。1964年，健康部因为工作量的增加重新调整。1965年，起用了第一部计算机，来处理药品售卖商在医疗药剂和仪器福利制度下的福利申报。
健康制度的革新
全国在医药福利、养老基金、学童服务、健康宣传教育和科技的开销快速增加。总的来说，国库在这些方面的开销，从1960/61年间的一万四千三百万元，到1970/71年增加成为超过了四万两千六百万元。绝大部份的钱花在药剂上。
确实，有关当局开始怀疑，是否药剂福利制度造成了人们对合法药剂的过度依赖或者说是滥用，因为在福利制度下，政府为医生药方上所开的药物，供给病人百分之七十的辅助津贴，病人抓药只需付出药物总价百分之二十六的价格。为了消除药物的滥用，国家药品依赖管制委员会在1969年成立，监督对各州药物使用的教育和有系统的监视麻醉药剂的合法交易和使用。
由于越来越进步的航空旅游，来澳洲的人也越来越多，同时带进来许多没有查出来的疾病，加重了检疫事务的负担。澳洲不得不面对逐渐增多的疾病侵入的威胁，采取适当的措施。除了加强入境点的警卫，检疫所也开始从事一些研究，比如，种子病菌和烟熏消毒检疫方法的研究。另一方面，检疫官员也开始与国外的对等官员协办检疫事务，建立合作关系。
飞机和其它交通运输的增加同时带来了可以损坏人类听觉的高强度噪音。基于需要，国家音响听觉实验所开发了一些计划，保护暴露在高度噪音环境下的人们。他们发明了有名的 CALAID 晶体管助听器，最早的助听器是在1948/49年间，由当时的澳洲联邦听觉实验所(也就是现在的澳洲国家音响听觉实验所)，为了帮助听觉受损的儿童和退役军人而设计制造的。经过了多年不断改良的这种助听器，从1968年开始，提供给有需要的退休人员使用。
对老年人的照顾，是另一个需要革新的事项。一方面因为私人医院对慢性长期病人的照顾承受着严重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针对有老年人的家庭缺乏适当的服务，不能帮助老年人自理，1966年政府开始引用了补偿办法，鼓励有老年人的家庭建立护理设备，这样他们就不必住院，相对减轻了医院的负担。
1969年，政府又拨款让各州能够提供家庭照顾服务和开发资深公民中心，雇用经过训练的专业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就这样改变了只有病人到医院，才能得到医疗服务的观念。成为将医院的医疗服务，部分转移到家庭照顾服务和社区中心服务的开始。
1967年五月，百分之九十的投票者都同意的全民表决，通过了废除澳洲宪法上对土著和托伦斯岛民公民身份的限制。这个决议，授予联邦政府为原澳洲住民的福利立法的权利。1968年，联邦政府拨出适当的基金(大约当时的五十万澳元)，让各州政府在加强土著健康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可是这笔钱却被绝大多数的白种行政人员和医务人员作为主要开销用款和支付薪水用掉了，数据显示，土著民族的健康仍然处于警报状态。1969年，昆士兰州的一项调查显示，土著婴儿的死亡率比欧洲婴儿的死亡率，要高出六到七倍。
到了60年代末期，向政府要求改变健康制度的压力逐渐增加，迫使政府反应，成立了林谋委员会 (Nimmo Committee) ， 研究调查和呈报自愿健康保险计划系统的可行性。结论是系统太复杂。委员会建议，引出一个医疗服务和诊断的共同费用的衡量尺度，和一个贴补医疗福利计划，让领失业和患病福利的人们享有免费的医疗保险。这项林谋报告甚至预导了70年代更多的健康制度改变。
全民医疗福利保险制度
1966年，墨尔本大学从事应用经济和社会研究的容诺．亨德森教授 (Ronald Henderson) 的一份有关澳洲贫困问题的研究报告，引起政府开始在施政时，必须考虑到社区的问题，从此在往后的时日里，增进了政府对社区的关注，也增进了人们对社区中比较不幸的族群团体的了解。这以后的全国调查，燎起了一连串是否需要改变社会服务和健康基金的争论。
土著民族对自主权--由他们自己来决定他们的前途--的呼吁，开始得到大家的关注。1973年的澳洲政府，通过首长部里的土著事务办公室，第一次拨款，资助1971年土著民族自己在 Redfern 设立的医疗服务中心。
妇女运动也同时展开。要求妇女堕胎合法化和设立妇女避难所。
七十年代澳洲人的四大死亡因素，分别是交通事故、肺癌、心脏病和自杀，引起大家关注，因为生活方式对国民健康造成的影响，和需要一套防御疾病和保持健康的卫生保健策略的呼吁。抵制毒品、吸烟和酗酒的运动，不断展开。消费者的意见越来越强。
1972年，费特林 (Gough Whitlam) 政府，根据亨德森和其它顾问, 包括史高同和狄博 (Dr Dick Scotton and Dr John Deeble) 的研究成果，发动了野心勃勃改革规划。强调全民普及享有健康卫生服务，和包括市区和郊区都有的公共健康卫生系统。
1973年12月，澳洲政府设立了医疗和健康服务委员会，作为提供服务者与基金来源筹划者之间的沟通桥梁，促进疾病预防活动。委员会主席萨克斯( Dr Sidney Sax) 坚决要尽其所能，改变传统局限在医院或疗养院里的照料方式，推广为社区性的医疗和健康服务。这个当时实验性的社区健康计划的动机，提供了更多地方社区性的健康服务，使得当地居民得到更多连续性的医疗和健康照料。
医生和医务专业人员，对社区健康计划的反应，有好有坏。有些支持这项革新，但是他们多数认为，这是引出一项领薪水的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制度的企图，并不是真的要使医疗和健康服务社会化。
当时的社会安全部长，比尔海登（Bill Hayden）， 接着提出了政府的医疗福利（Medibank）计划，旨在让所有澳洲人都享有医疗福利。这个全民普及健康医疗福利计划，是费特林政府最受争论的政策之一，争论的激烈程度，仅次于他的“回收农场”政策，也是造成澳洲国会在1974年4月10日双重解散, 即众议院和参议院无法达成对医疗福利政策法案一致的协议而同时散会, 的主要原因。
这个全民医疗福利计划, 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真正的全民健康照顾制度：
1. 免除了原先, 人民的收入必须通过不超过最低限额, 才能住院治疗的测试；
2. 提供免费的标准病房给必须住院治疗的病人；
3. 提供免费的病人门诊治疗；
4. 支付薪水给所有照顾公众病患的医生，因此终结了这之前, 医生向私家病人收费，而对公众病患提供捐赠式的服务的荣誉制度；
5. 政府负担百分之八十五的医疗费用，剩余的百分之十五, 则由人民自愿加入的保险承担或自付；
6. 病人有两种缴交医疗费用的方式，第一种主要选择方式是, 医生填好病人和病情有关细节的固定表格，让病人签字, 象征着病人同意将他们的医疗福利享有权授于医生，作为医生为他们看病和治病的报酬。病人也就是等于已经付清了接受医生医疗服务的全部费用，医生则将所有病人签了字的凭据, 集结向政府全额报销(Bulk Billing)。 第二种方式是,病人直接支付医生所需费用，然后再从医疗福利办公室报回百分之八十五先前支付的费用。
这个全民医疗福利计划, 激起了澳洲医生协会(Australian Medical Association - AMA) 的极力反对，他们抗争着要维持现状。私营提供医疗保险的机构也反对改革，力图确保他们拥有的保险市场。他们联手, 游说在参议院占多数席位的参议员，成功地拖延了政府的医疗福利计划。
全民医疗福利的法案终于在1974年8月通过，但是在工党执政期间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运作。一直到1975年，费特林 (Gough Whitlam) 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全国医疗保险局 (the Health Insurance Commission) 成立，负责管理医疗福利款项支付事宜后，澳洲政府的医疗福利政策才终于开始执行。
可是在1975年11月11日，总理费特林被总督克尔 (Governor-General Sir John Kerr) 革职后，全民医疗福利制度马上就被新上台的福瑞泽 (Malcolm Fraser) 政府更改了。虽然福瑞泽政府许诺，要保留医疗福利计划，但是面对高度通货膨胀问题，决定要想办法减少开销。健康卫生政策开始受到经济考量的支配，福瑞泽政府同时有意再将这方面的开销，转移回到私营部门。联邦政府于是在1976年，设立了个人医疗福利机构 (Medibank Private) 提供国民医疗保险服务，来跟其它提供医疗保险的私营机构竞争。
政府同时委任嘉米森，咨询医院的效率，想要引出商业方法，来运作卫生保健事务。这个咨询报告的结果，使各州政府得到拨款，作为促进人民健康活动的基金。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健康事务
70年代的澳洲在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HO) 中特别活跃。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的一个专管健康卫生事务的机构。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07年成立于巴黎的国际公共卫生局，和1920年成立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二次世界战以后，64个国家代表于1946年7月，在纽约举行了一次国际卫生会议，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宪章”。1948年4月7日，该宪章得到26个联合国会员国认可生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成立。每年的4月7日也因此成为世界卫生日。
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如宪章中所陈述的，是要使全人类达到最高可能的健康水平。健康的定义，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中，是身体、精神及社交生活的完全康乐境界，而不是仅仅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痛苦就是健康。世界卫生组织的主要职能包括：促进流行病和区域病的防治；提供和改进公共卫生、疾病医疗和有关事项的教学与训练等。
世界卫生组织的行政管理，是通过192个会员国集合召开的理事大会来策划执行的。 理事大会的主要工作就是批准世界卫生组织的计划项目、下两年度的经费预算和决定重要的政策问题。1971年，澳洲联邦卫生署长吕夏及爵士 (Sir William Refshauge) 被选为世界卫生组织第24届理事大会会长。1975年，卫生部长艾润汉医生 (Dr D.N. Everingham) 当选副会长，当时的卫生署长豪尔斯 (Dr Gwyn Howells) 也当选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
澳洲在1973年发起一项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重要决议，呼吁所有国家停止大气核子武器测试。这项决议强调太平洋区人民密切关注这类核试对区域住民所造成的健康危害。在这段期间，澳洲放射物实验室一直监视着法国在坡利尼西亚群岛上空的核武器的试验情况。
当时，另有一桩对澳洲有深远影响的国际事件，就是印度支那半岛因为战争而逃亡的难民。1976年底，第一艘难民船在达尔文着陆。到1978年，抵达澳洲的难民总数已有两万两千人。这些乘船抵达的难民，使健康卫生部检疫隔离工作站的工作量高指数上升。尽管大多数的难民在离开难民营来澳洲之前，已经经过检疫检查，然后比较有秩序的入境澳洲，卫生官员的的工作量仍然很大。澳洲官员在全世界设置的15个工作站中，检验所有可能移民澳洲的难民。1978年12月，健康卫生部设置了移民健康组，协调移民局和各州相关单位，提供新到的移民所需要的服务。
1975年，新几内亚独立，解除了澳洲对这个属地的健康照顾义务。1979年澳洲北领域特区也脱离联邦政府健康卫生部，自行管理行政区的健康和卫生相关事宜。
革职费特林事件
费特林政府在1972年12月2日上台时，是23年来工党的第一次选举获胜，掌权执政。这意味着当时的费特林政府，一方面有想要马上推行新的改革政策的高度热忱，另一方面却极其缺乏行政经验。同时原已在位“一代人”之久的自由党和国家乡村党联盟，过了很久都还很难接受成为反对党的事实，也很久都不愿接受和适应他们新的在野党的“影子”职位。
费特林政府引出了一连串的改革计划，包括从越南撤出澳洲军队；禁止与南非的运动比赛项目；委任咨询调查土著民族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征收教育费；支持女权；降低投票选举的合法年龄为18岁；修改选举制度；引出医疗福利，以课税方式执行全民健康保险和拨福利金给单身父亲或母亲的家庭。这些改革和推行改革的速度，看在反对党的眼里，被认为是造成澳洲社会和政治结构损害的证据。
除了工党推出的这一连串的改革计划之外，还有不断的流言蜚语和工党行政上的大错误，包括政府注定要受到惩罚的企图，那就是想要以大家都斥责为不合理的方式向中东贷款。这些流言蜚语和行政上的大错误，使得反对党和有选举权的选民对工党政府更加的不信任。
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人数，也损坏了费特林政府。因此在费特林政府执政期间，从来没有明显多数参议院票数的支持。从1972年12月到1975年12月，反对党一直都可以与民主党和独立党的参议员联合拒绝许多费特林政府的法案。迫不得己，费特林政府在1972年4月提早全民选举，努力要防止参议院阻扰费特林政府的立法。费特林政府虽然胜选，但是仍然没有能够确保在参议院的多数。
1975年10月15日，反对党以在参议院的大多数，阻止了费特林政府的拨款法案，因而否决了费特林政府执政所需的金钱，意味着国家行政的瘫痪。几星期后，总督克尔出面解决僵局，于1975年11月11日下午1时将费特林革职，下午1时30分委任福瑞泽成立临时政府。1975年12月3日议院选举，自由党和国家乡村党联盟以55个席位的多数胜出，开始执政。
忧患与对策
世界卫生组织将宪章生效日的4月7日定为世界卫生日，并为每年的卫生日选择一个与公共卫生领域相关的主题，旨在提高全世界对这个主题的卫生领域的认识。世界卫生日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各会员国依照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发起宣传活动，促进该领域工作的开展，推广和普及有关健康的知识，藉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
1981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是“2000年人人都健康”。这样乐观的主题，因为医学技术的进步、改良的药物和讯息流通的社会而变得可能。人们对健康的关注也逐渐融合了儿童照顾、家庭赡养、住房供应和老年照顾问题的考虑。因为日益复杂的健康卫生事务，联邦健康部在80年代，经历了许多行政功能方面的改革调整。比如1984年开始，检疫的责任由健康部转交到首要工业部。1987年，政府又考虑到必须将健康卫生事务和社会安全工作一起处理，而将健康部与社会安全部合并成立了社区服务和健康部，并加入住房供应的功能，来管理儿童照顾、家庭赡养、住房供应和老年照顾等相关事务。
1981国际伤残年，人们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到残疾人士的权利和需求上。政府的政策努力要改变公众对待伤残的态度，让伤残人士从他们专有的机构里出来回到社会，作为伤残政策的开展。政府1986年的残疾服务法案，铭记了这些对待伤残的法则。类似的处理办法也开展了老年照顾政策。1985-86年间，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磋商，订立了住家和社区服务计划，提供一套完整的住家看护、虚弱照顾、食物和交通服务给老年人。
1983年，政府引出了修正改良过的医疗福利政策，叫作 Medicare“医疗保障” 制度，向全国所有缴纳所得税的人民，以他们可征收的收入所得的百分之一点五 (1.5%) 为基准征收医疗保障税 (Medicare Levy) ，作为运作医疗保障制度所需的资金，保障所有持有Medicare卡的人民和他们的家庭成员都得到必须的医疗服务，成为沿用至今的全国健康保健系统中最重要的医疗福利政策。这个新系统惹起了医务从事者的激烈反弹，1984年底，新南威尔斯州将近一千名医生，撤除他们在公众医院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他们抗议政府对他们专业自主和对病人收费权利的侵犯。经过总理、联邦和州政府首长们和澳洲医学协会的努力工作，拟定了一套对医生们妥协、让他们可以接受的办法，包括增加医生在公众医院治疗持有Medicare 卡的“医疗保障”病人的酬劳。
另外一件使医生们不满的事情，是政府以强硬的方式处理医生在医药保险上，所犯的不合法的行为以及医生对病人的过度服务。这方面的督察责任，在1985年由健康部移交给国家健康保险局 (Health Insurance Commission) 负责时，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政府除了要强行执法之外，也必须帮助医生们了解，他们是在越来越复杂的法律体制里行医，医务也必须在法律的范畴内执行。
世界卫生日要使“人人都健康”的乐观主题，被一种新出现的神秘流行病，损害人体免疫功能的艾滋病毒(HIV/AIDS)，打得粉碎。到1985年6月，全澳洲发生了96起艾滋病例，显示了从1984年6月算起的540% 的增长率。艾滋病的患者主要是同性恋的人们。当时的卫生部长，布鲁依特医生(Dr Neal Blewett)，在对抗艾滋病毒方面下了很大的努力，使澳洲开发了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模式，受到国会两党共同的支持，同时被国际采用，认为是最好的措施。澳洲也变成第一个检验供给病人的血液中，有无艾滋病毒的国家。
违法毒品是另一个严重影响澳洲青少年的问题。1985年，霍克总理，尽管他自己的女儿使用海洛英，发起了一项全国抵抗毒品滥用的运动。借助媒体声效“毒品冒犯” 的宣传，抵制海洛英和可卡因的使用，以及酒精和处方药物，如镇静剂的滥用。这项运动也提高了人们对于合用针管可能有感染HIV艾滋病毒风险的警惕。
不鼓励人们吸烟的努力，也一直继续推动着，政府机关从1986年开始强制禁烟。
从30年代开始，政府就一直负责确保医药和医疗制品的质量和安全使用程度。1989年，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医疗物品法案，简化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双重条例，允许政府向医疗物品制造公司收费，作为执行医疗物品法案之需。
政府于1989年会同土著团体，共同开发拟定的，国家土著健康策略，是破天荒的创举。这项策略的执行责任则交给了新成立“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事务局(ATSIC)”。可是后来的评估显示，这项策略既没有适当的基金，也没有受到联邦和州政府的充分支持。
到了80年代末期，病人也同时被看成是健康卫生物品和事务的消费者和顾客。政府健康卫生部更加着重于鼓励人们充实健康卫生知识，同时雇用多方面的咨询和鼓吹团体来扩展工作人员与社区间的沟通交流，与社区磋商，成了可接受的实效行动。
(未完待续)
==> 澳洲健康保健和卫生系统 (3)
澳洲健康保健和卫生系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