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健康保健和衛生系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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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昕
引言
澳大利亞（簡稱澳洲）聯邦政府成立到現在才一百多年，但是在各方
面的建樹實在有許多令人稱道和值得別的國家借鑒的地方。本文將澳洲聯邦一百年
多來在健康保健和衛生系統方面的發展，演變到如今的健康保健和衛生制度的建立，
以及聯邦政府對健康保健和衛生政策推行的甘苦和成果，依照年代的發展和演變過
程，為讀者們作一個有系統的專題報導。
澳洲聯邦政府現在總管與衛生和健康保健相關事宜的機關是“聯
邦政府健康和高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 在中國類似的政府相
當部門一般稱為 “衛生部” 。雖然 Health 的中文可以有健康和衛生兩種兼容的
解釋，健康和衛生事務在實質上還是有些差別。澳洲相關的 Health 部門所管的事
務範圍極廣，而且偏重於人身的健康保健，主要是在醫療和藥物方面，與衛生事務
有實質作業上的不同。為了讀者能夠參考對照國內的相關部門、制度和執行政策，
本文廣意的把健康和衛生交換使用，便利涵蓋所有與健康保健和衛生事務有關而值
得探討的話題。
聯邦政府的健康事務
澳洲早期的健康事物只限於小規模的與醫療有關的病情處理，沒有可以
嚴格遵守執行的條例，沒有建立明確的系統，乏善可陳。直到澳洲聯邦成立之後，
才有轉機。現在談起來，澳洲聯邦的成立運動，實在是很保守的，經過了一段漫長
時間的醞釀。從1788年新南威爾斯殖民地成立之後，塔斯馬尼亞、西澳、南澳、維
克多利亞和昆士蘭其它五個殖民地相繼成立，但是仍然是各自為政，行政獨立，一
直到了1901年，這六個澳洲島上的英帝國殖民地才因為情勢需要決定合併。
聯邦成立後，憲章賦予新聯邦政府國防的責任，同時抵抗人口眾多
的亞洲國家的侵略和疾病的傳入。雖然各州熱衷於受到聯邦政府的保護，它們仍然
希望保留它們對各州內政的控制權，包括健康事務。因此儘管檢疫的職責已經包括
在聯邦政府的特定權利範圍以內，聯邦政府仍然必須會同各州來控制實際的健康事
務，對於處理當時正在嚴重摧殘人類的傳染病像天花、霍亂和黃熱病以及控制腺鼠
瘟疫 (Bubonic Plague) 的擴散，甚感棘手。一直到1909年，聯邦檢疫服務負責單
位才因應需要在貿易和關稅部門成立。
聯邦政府促進澳洲人民強壯、健康的推展，漸漸的演變成為對社會
結構中各個重要團體成員的福利的關注，特別是母親和子女、工業勞動者和移民的
福利。聯邦政府於1908年通過了高齡和殘疾人士的退休金法案，緊接著，在1912年
提供了產婦輔助金或俗稱“嬰兒紅利”5英磅。當時的5英磅相當於一個非技術工人
兩個星期的工資。土著人、亞洲人和太平洋島人的母親卻沒有資格領取這項津貼。
土著澳洲人在當時被認為是沒有能力接受西方文明的“垂死”民族。
聯邦政府很露骨的代替他們否定了他們的立法權利。認為他們遲早終要絕跡。各州
當政處理相關事務的機構將他們放置在保留地。健康事務完全被忽略了，只有在危
害他們的疾病對“白人”造成威脅的時候，才對土著人另“眼”相看，比如對當時
嚴重一時的麻瘋病（Leprosy）患者就不得不特別處理了。
當時在澳洲各地、各階層的醫生和健康事務工作人員有一個非正式
的全國聯絡網。聯邦檢疫工作人員因為工作的接觸也就自然而然的成為這個聯絡網
的一部份。這些人由康普司滕醫生 (Dr J.H.L.Cumpston) 和耳金滕醫生 (Dr J.S.C.Elkington)
帶頭推動大眾健康運動，鼓動各州以實際行動來增進廣大群眾對於傳染疾病的了解
和加強預防保健的常識。康普司滕醫生從1913年起，就擔當起聯邦檢疫事務首長的
職責。耳金滕醫生則是當時的昆士蘭州首席檢疫長。他們還想做更多的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健康運動的推行更加迫切。當時整個
國家的健康狀況，是以能夠造就多少可以作戰的士兵來衡量的。澳洲的狀況不妙：
嬰兒和產婦的死亡率反常的高，人民仍然不斷地感染本來可以控制預防而不受感染
的疾病，全國人民的健康程度很糟糕。因此在戰場上，醫療服務很快的就被組織起
來，希望能夠藉此建立一個由中央集中管理的全國性的健康模式。大戰也促成澳洲
聯邦政府在1916年建立了免疫血清實驗室，成為抗毒血清和其它生物藥劑的主要來
源，補助國外供應的缺乏。
加強澳洲北部邊境的國防是另一個當務之急，當時大家都知道這個
問題的根本原因是“白種人”無法適應熱帶氣候，因此澳洲北部人力、軍力不足。
可是包括耳金滕醫生在內的一些專家們卻有著不同的看法，他們相信如果政府能夠
在健康研究和推行公眾健康上做出適當的投資，澳洲北部就可以變成適合“健康的
白種工人”居住的地方。不久，澳洲接收管理新幾內亞，再次推動了政府對熱帶疾
病的關注。1910年，澳洲熱帶醫學院在湯斯維爾 (Townsville) 建立。到了1916年，
澳洲已經可以和若克菲樂 (Rockefeller) 基金支助的國際健康部合作，將“根除十
二指腸蟲 (hookworm) 運動”推行全澳洲了。
1919年二月，從國外回到澳洲的工作人員帶進來一個相當厲害的
“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傳染病。一萬兩千澳人因病死亡，造成普遍恐慌。回國的軍
人在與家人團聚之前必須接受隔離檢疫；旅館、戲院等公共聚會場所全關閉了；人
們上街都必須帶口罩。政府當局慌亂一團，不知道如何處理這樣的危機，在各州邊
界都駐扎了警察，防止疾病的蔓延。這次事件明白的顯示了保護國家健康的工作需
要加強。
同年12月10日，史密斯兄弟 (Ross and Keith Smith) 首次國際飛
行從英國倫敦出發，經羅馬、雅典、埃及、印度和新加坡在28天後到達澳洲達爾文。
這也是當時發生的一個重大歷史性事件。他們的到達，使得澳洲當局感覺到，在當
時尚未開發的進出關口，有改進檢疫和醫療服務的必要。這兩件大事也明確地指出
了這個國家需要一個更強大的健康管理協調機構。因此當時的聯邦檢疫事務首長康
普司滕醫生，重新展開了建立“聯邦健康部”的運動。
聯邦健康部成立
澳洲政府在應付1919年造成一萬兩千澳人死亡的全國流行性感冒時所表
現出的慌亂和不知所措，以及澳洲當時沒有一套明確的進出關口檢查程序，以致於
史密斯兄弟沒有經過關口檢查可以”隨意”飛進澳洲的警惕，只是促成澳洲儘快建
立聯邦健康部的催化劑。另外還有許多其它的因素，包括各州州長和澳洲英國醫學
協會(澳洲醫學協會的前身) 的推荐和若克菲樂基金國際健康部的黑舍醫生 (Dr Victor
Heiser) 向總理尤斯 (Billy Hughes)的坦率進言。黑舍醫生向尤斯明白指出，如果
澳洲不能夠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健康部門，澳洲就一直會被認為是一個落後國家。他
同時提供了澳洲政府在這方面起步所需要的激勵，給予澳洲政府在開始培訓工業衛
生、公眾健康工程和管理人才上暫時需要的經濟資助，包括訓練獎學金。
聯邦健康部終於在1921年三月成立了。新總裁康普司滕醫生認為健
康部的使命就是 “要確保健康，使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沒有疾病和傷殘。”要實現這
樣的理想仍然需要通過很多的商談和努力去爭取更多的基金。
由於當時的總理對職業健康特別關注，健康部早期的一個重要任務
就是要解決礦工的健康問題，尤其是在卡辜里 (Kalgoorlie) 金礦區的礦工們的肺
部疾病問題。健康部在卡辜里礦區設立了一系列的健康檢驗室，為礦工們做每年一
次的胸部X光檢查，來決定他們的身體情況是不是仍然適合進入礦區採礦。健康檢驗
室採用了最新的儀器，以最新的方法執行健康部的主要檢疫行動，不僅使卡辜里礦
區的礦工和當地居民受益，也同時為鄰近地區的居民提供了醫療服務。
在康普司滕醫生的策劃之下，所有與澳洲聯邦所屬管轄地有關的醫
學服務，均歸由健康部管理。這使得澳洲對熱帶地區的健康、衛生和醫學研究一直
保持著濃厚的興趣。1924年希連托醫生 (Dr Raphael Cilento) 接受借調，任命為
駐新幾內亞健康和檢疫行政首長，他成功地改善了當地居民的健康，也因此挽救了
澳洲作為一個屬地委任統治者的國際聲譽。
全民保險法案
1925年，聯邦政府成立了第一次皇家調查委員會，審查澳洲健康和衛生
系統。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在調查結束後，提出一個可行的辦法，來改善聯邦政府
和州政府之間在處理健康和衛生事務方面的協調，希望有一個共同的標準，來處理
當時面對的緊急健康和衛生事務，包括食品和藥物的管制、飲水污染、肺癆、急性
傳染病和工業衛生的控制問題。委員會提出了一個州政府必須有條件地向聯邦政府
申請基金的辦法，同時設立了聯邦健康理事會，來促進聯邦和州政府之間的合作。
不久，因為聯邦政府花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回歸戰士們身上的醫
務治療費用惡性急遽上升，到了極端濫用的程度，聯邦政府成立了第二次皇家調查
委員會，審查國家健康保險制度。這次調查委員會建議聯邦政府建立一個強制性的
全民保險系統，來攤付在病民治療上的開銷、殘疾人士的福利、養老基金和產婦福
利金的國庫支出。
全民保險法案在1928年由當時的財政部長裴計博士 (Dr Earle Page)
驕傲地提出，聲稱是有史以來呈現在國會的方案之中，最為進步的社會改革措施。
可惜的是，他的方案從此再也沒有見到天日，被滾滾而來的評擊埋沒了。友好基金
協會(保險基金會的前身) 辨稱全民保險會摧毀社會節約的良好精神，他們也擔心一
個州政府的保險制度就可以要他們的協會解體。雇主們也反對，認為全民保險會帶
給他們更多的經濟負擔。醫生們為了要維護他們的專業獨立性，當然也大力反對。
澳洲在應付和處理國際健康和衛生事務方面，包括參與同盟國的健
康和衛生活動事項，因為經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不尋常經歷，有了較多的信心。
1926年，澳洲主辦了首次國際健康會議。各國代表們討論了傳染病的及早警覺系統、
檢疫事務以及亞太平洋地區當時所面對的各種醫學問題。
1928年，澳洲聯邦政府健康部是首先遷到新國家首都坎培拉的幾個
政府部門之一，同時接管了聯邦首都特區及鄰近各地區的健康和衛生事務，推動了
早期的大眾健康保健和衛生認知運動，比如，如何打蒼蠅，如何使牛奶保存更久而
不變壞，如何保護牙齒健康等，增進了廣大群眾注重日常生活的健康、衛生和預防
保健的常識。健康部所屬的聯邦醫務官員，負責檢驗公務人員的健康和審查公務人
員的工作條件和環境。健康部也策劃資助有關治療傳染疾病和癌症方法的研究，在
1929年建立了聯邦化鐳實驗室，肩負起對政府所購買的化鐳的安全維護，和給各個
城市治療中心定量化鐳的分配工作。
儘管1910年成立的澳洲熱帶醫學院也從湯斯維爾遷移到悉尼大學，
前院長希連托醫生 (Dr Raphael Cilento) 仍然繼續從事著他在熱帶醫學方面的工
作。他更進一步對抗當時的潮流人士對待澳洲土著人的漠不關心，開始對土著人的
健康和衛生情況，作第一次的考查。他發現，比率很高的土著人，有著十二指腸蟲
(hookworm)、身體虛弱、甚至還有麻瘋病的病例。這方面的健康和衛生事務幾乎根
本就沒有執行。
世界經濟大蕭條與復甦
1929年10月24日 (經濟史上的黑色星期四) ，澳洲新政府總理斯卡林
(James Scullin) 正式上任才兩天，美國華爾街股票市場開始崩潰，到10月29日所
有銀行回收貸款，整個股票市場垮台，緊接著造成全世界的經濟大蕭條，也開始了
澳洲往後四年(1929 - 1933) 的艱難日子。1930年3月，美國的失業人數達到三百二
十萬，澳洲也不能倖免，失業人數急遽增加，達到全國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失業。
澳洲聯邦健康部在全世界從1929年年底開始的經濟大蕭條期間，也
受到嚴重影響，因為財政困難只好放棄一些職責，被迫裁員，減少行政事項，減去
了公共健康、產婦和嬰兒衛生、肺結核及性病控制和熱帶衛生等方面的行政管理事
項，幫助減少國庫開銷。聯邦政府藉此宣稱，過去十一年來對於鼓勵各州政府在健
康和衛生方面，多作一些事情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不管情況多糟糕，健康部在這
段期間的主要功能仍然保持了檢疫的職責，正如1933年，在權的李昂政府(Joseph
Aloysius Lyons 任當時的總理) 的官方記錄所記載的，“沒有任何裁減，檢疫官員
一直不斷地在執行任務，保護澳洲對抗各種形式的人類和經濟災難。”
到了1936年澳洲的經濟已經逐漸復甦。當時健康和回歸人事部的部
長尤斯(Billy Hughes， 全名 William Morris Hughes，1915 -1923 年的澳洲第11任
總理），對於全國降低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高的孕婦死亡率，所帶給國家前景的重大
影響，深表關切。他相信澳洲必須增加人口否則將會滅亡，因此設立了促進母親和
嬰兒福利的基金。
飛行醫生
自從1903年第一架馬達發動的飛機起飛以來，到1917年，飛機已經
被人類肯定是可靠的運輸工具了。電訊的發展雖然起步不久，也顯示了可以使兩地
相隔千里之遙的人們對話交談的神妙。當時在南澳洲北部偏僻地區，傳教多年的長
老會福鄰牧師(Reverend John Flynn) 和一位學醫而對飛行有興趣的學生皮爾 (Clifford
Peel) ，同時見到了飛機和電訊的潛能，“飛行醫生”的構想因此誕生。
皮爾在1917年11月 21日給福鄰牧師的信中，提到他看到了“一個
為散居在澳洲各地，需要醫療的男女，執行醫救的醫生”，他也列出了當時飛機的
飛行速度，和可以到達的飛行範圍，以及其它執行醫療所需的設備和花費。皮爾不
幸在第一次大戰結束前，在法國飛往德國的戰線上陣亡。
福鄰牧師從1917年開始，為了這個飛行醫生的構想，積極地募款，
直到1928年，他才籌足了款數，也得到了可以開始執行任務的支持，包括當時在
“昆士蘭和北特區航空服務”公司（現在澳洲 QANTAS 航空公司的前身）的工業家
馬凱（HV McKay）和辛普深醫生（Dr George Simpson）的熱心貢獻。
1928年5月15日“航空醫療服務”正式開始，在昆士蘭克隆科旅 (Cloncurry)
做為期一年的實驗運作，不僅給散居在澳洲內陸各地的人們，提供了緊急醫療援救，
而且也提供了廣泛的健康照顧和社區服務。這一年的實驗運作相當成功，五十飛機
班次的急救任務，一萬八千英哩的飛行，醫救了兩百二十五個病人，許多不盡快醫救
就會死亡的病人，因此得以慶生。儘管困難重重，飛行醫生的服務奇跡式地成長擴大，
渡過了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期間，到1932年時，各地已有十所小醫院加入服務行
列。
1934年，長老會正式將這項飛行醫療的任務，移交給“澳洲航空醫
療服務”。聯邦健康部從1937年開始，每年固定撥款資助這項服務。
小兒痲痺症
1932年，流行性小兒痲痺症在澳洲急遽蔓延，許多兒童受害癱跛，
引起廣大民眾的憂慮，因此施加壓力，要求政府及有關單位，想辦法盡快控制流行
病的毒害。
當時有一位已經頗負盛名的肯尼護士（Sister Elizabeth Kenny)，
對於小兒痲痺症，有一套自創的獨特治療方法。肯尼從1911年第一個小兒痲痺症出
現開始，就以她的獨特熱敷及肌肉運動治療方式，挽救了許多一般醫生只是以薄木
夾板和拐杖應付，而終告殘廢的肢體。儘管她的治療方式醫好了不少兒童的肢體，
卻始終不為澳洲當時自命清高的醫生們所接受，迫使她只好離開澳洲移居美國，而
成為美國人盡皆知，治療小兒痲痺和肢體傷殘的女英豪，於1952年被選為美國最受
景仰的女士，這是後話。話說回來，澳洲政府在各方壓力下，卻沒有採用肯尼的非
正統的，獨特治療流行性小兒痲痺症的方法，只有在1937年澳洲國家健康和醫學研
究理事會(NHMRC) 成立之後，才積極贊助伯內 (Sir Frank Macfarlane Burnet) 從
事小兒痲痺病原體的研究。 伯內先生是當時澳洲一位專門研究流行性病原體的學者。
他在1935年，成功地控制住了，當時在澳洲很厲害的流行性感冒A種病原體。以後，
他在流行性感冒血清變化方面，又作了許多貢獻，終於得到1960年諾貝爾醫學獎金，
也被封為公爵。
至於有關殘障兒童的照顧事宜，在1935年，因為英國慈善家納飛先
生 ( Lord Nuffield) 五萬英鎊的贊助，才有了很大的推進。
國家健康和醫學研究理事會
為了加強全國科學研究能力，聯邦健康理事會，在1937年，擴展成為國
家健康和醫學研究理事會(NHMRC)，成員不單是聯邦和各州的代表，同時也增加了醫
學專業人員。理事會也從此一直是健康和醫學研究的主要基金資助機構，也成為處
理政府(地方、各州和聯邦政府)、健康和衛生事務專業人員，和廣大社會三個層面
之間的，公眾健康和衛生事務的首要獨立咨詢機構。當時健康和回歸人事部的部長
尤斯，在理事會的第一次議會中發出國家處於糟糕狀態的警惕，報告指出，全國有
百分之四十的兒童營養不良。心臟病和癌症是全國最厲害的殺手。國家健康和醫學
研究理事會成立之後，針對廣大民眾當時對於在到達就學年齡之前，或已達就學年
齡的兒童們的身體發育的嚴重疏忽情勢，而做出的重要決議之一，就是要引導政府
注意這個情勢，採取適當的監督。這個決議剛好配合了當時激烈推行，供給所有學
校飲用牛奶的運動。
1939年，從18個月到6歲大的100個兒童，在新建好的高呂女士兒童
中心 (Lady Gowrie Child Centre) ，渡過了沒有父母在身邊的第一天。高呂女士
是當時澳洲的總督夫人。這個兒童中心，是聯邦政府在澳洲建立的第一個幼齡兒童
照顧中心。中心周圍設有進行兒童發展研究的觀察亭。這個兒童中心建立的意義重
大，因為當時的人們不太願意接受這樣的觀念，包括從事幼兒教育的專業人員在內，
都懷疑讓一群兒童在一起，每天經過這麼長的幾個鐘頭，是不是會出問題。可是幾
十年來，直到今天，高呂女士兒童中心，仍然存在每一個大城市之中，是澳洲服務
年限最長的兒童服務設施。
健康部在1939年，也接管了北特區的健康服務，但是因為第二次世
界大戰的爆發，這個責任由軍方接管了，直到四十年代末期，聯邦健康部才正視，
遭受著肺結核、雅司熱帶傳染病、梅毒和失明等病害摧殘的，土著和托雷斯海峽島
民的健康問題。
全國健康養老保險法案和公眾福利系統
三十年代末期，因為政府的經濟復甦了，可以供養鰥寡、孤獨、廢疾者
的全國保險方案，再度被提出研討。類似1928年，財政部長裴計博士 (Dr Earle Page)
所提出的全民保險法案 (見前文報導——全民保險法案) 的全國健康和養老保險法
案，在1938年，再度由當時的財長凱西 (R.G. Casey) 引出，他爭論，從人們工資
收入，抽取百分之二的貢獻，是唯一可以使國家供養得起這樣的社會服務的辦法，
再者，貢獻的原則將維護工作者的尊嚴和鼓勵社會的節約。這個提議，再一次像上
次一樣受到了工人、雇主、慈善團體和醫務專業人員的敵對拒絕。反對黨，工黨，
認為全國健康服務應該是免費的。雖然這項法案最後終於通過，但是因為歐洲的戰
情惡化，迫使國家需要大量的國防開銷，法案還是很快的被放置一旁了。
世界日益增強的戰鬥心態，激勵了人們對體能強健的關注，澳洲在
1939年，推行了全國強健計劃，全國人民都在鍛煉體能，確保他們在必要時，能夠
捍衛國家和維護他們的原則。
經濟大蕭條給澳洲人民留下了悲慘的記憶，接踵而來的第二次世界
大戰，又加深了人們覺得人世動蕩和沒有安全感的體會，公眾福利系統的建立，成
了大家所要求的“當務之急”。所有澳洲當時在權的政治家，都覺得有必要在行政
決策上以供給人民全職就業機會、適當的公眾住房和全面的健康政策，來提高全國
低落的民心。
1941年，國家開始了贈金給兒童的付款，1942年，引出了供養鰥寡
的養老金。1943年，聯邦政府承擔起征收所有所得稅的責任，稅收用來支付有關作
戰事宜所需要的開銷。這筆開銷相當於當時國庫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在全國福利
基金建立之後，當權政府增加稅收的名目就更加名正言順了。澳洲土著人也從此開
始有資格領取社會服利金。
二十萬澳洲婦女開始進入工作的行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帶給澳洲
社會的深遠影響之一。二次大戰結束後，政府原本以為工作婦女會回家成為家庭婦
女，提供兒童照顧設備的基金曾經一度中斷過。這些額外的婦女勞動力，是當時維
持國家高生產量所需要的，但是離開家庭出外工作的婦女，卻引起了別的社會問題，
使得政府不得不與幼兒園工會和其它福利機構研討辦法，提供兒童照顧。政府也首
次開始了幫助婦女照顧年長親戚和家屬的輔助。在定量食物配給開始實行的時候，
健康當局對人們的營養狀況深表關切。當時的一項全國調查，證實了國家有必要控
制牛奶和雞蛋的分配，給社區裡比較體弱的成員，特別是懷孕的婦女和喂養幼兒的
母親們。補給品也配送到全國比較偏遠的地方。
盤尼西林的發現和製造
戰爭的另一影響是促成了製藥工業的重要突破。當時對人類貢獻最
大的，就是盤尼西林 (Penicillin) 的發現和製造。盤尼西林是由佛萊明(Alexander
Fleming) 發現，澳洲醫學研究家佛羅旅 (Howard Walter Florey) 和他的助手錢恩
(Ernst Boris Chain) 再進一步開發測試，證實醫學效應。他們因此在1945年得到
了諾貝爾醫學獎。
佛萊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回到他的實驗室，在前線作戰時，
親眼看到病菌感染殺傷人命的經歷，使他決定要研究出可以控制病菌感染的化學藥
品。他發現人體內有天然的溶解素 (Lysozyme)，像眼淚，可以抵抗病菌，但是抵抗
力不夠強大。因此他繼續研究，一直用玻璃小碟養殖病菌，觀察變化，尋找病菌抗
體。
1928年，他在清理一堆玻璃碟時發現，碟中有霉體。東西發霉是常
有的事，並不稀奇。 但是不尋常的事是，他注意到在霉體周圍的病菌全被殺死了，
這些霉體就是屬於盤尼西林一類的病菌抗體。
1929年，他公布了這項發現報告，當時的醫學界卻一點都不感興趣。
佛萊明又繼續對霉體做了一段時期的研究，但是因為培養困難，而工作人員，死的
死、走的走，這項研究就停了。
1935年，佛羅旅任英國牛津大學病理學教授，他請了錢恩從事癌症
和溶解素的研究。錢恩看過佛萊明發表的盤尼西林報告，對於抗菌體的化學藥品研
究非常感興趣。牛津研究小組就開始了盤尼西林的研究。他們的研究方法更先進，
不像佛萊明只是提出報告討論或在玻璃碟裡養殖，他們把霉體注射到活老鼠裡測試，
在控制實驗的方式下，發現受到病菌感染的老鼠，在注射盤尼西林後就痊愈了。他
們接著直接驗證一些病患人體，得到了驚人的確實效果。這是在1941年，英國正處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亂之中，誠如佛萊明所預知的，隨著戰亂傷患的增多，抗菌
藥品的需求量也增加了，但是在當時戰亂中的英國，製造藥品的資源缺乏，而且盤
尼西林仍在測試之中，經費和製藥環境都是問題。總總困難，使得佛羅旅不得不另
外想辦法，希望能盡快製造盤尼西林。他終於透過美國若克菲樂 (Rockefeller) 基
金會的聯繫，在美國依利諾斯州找到了一個農業研究中心，那裡大量種植的玉米是
培養盤尼西林所需要的溫床，這樣良好的環境，使得盤尼西林的產量，比以前增加
了五百倍以上。這個時候，美國已捲入了二次世界大戰，而盤尼西林的藥效也已經
完全證實。從1943年一月到五月，盤尼西林的產量是四萬萬單元，到二次大戰結束
時，產量達到每個月六百五十億單元。澳洲聯邦血清實驗所在1943年底，也已經可
以為戰士和人民製造盤尼西林了。
(未完待續)
==> 澳洲健康保健和衛生系統 (2)
澳洲健康保健和衛生系統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