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堪培拉（二） ¤ 陈琦
我突然作了一個偉大的決定：回國相親。
一周後，我飛回了上海。沒有那種闊別故鄉的激動之情，一切是那麼雜亂無章、懵懵懂懂、色彩不明。母親拿出５張候選人照片，我挑了兩張。
當天晩上就見了第一個。在南京路富豪酒吧，她來了。第一眼的感覺是冰清玉潔，她小我十歲，白凈凈的臉上有一對細長的眼睛，很文雅。雖然身材有點單薄，但手腳很靈便，幫我在前臺收錢應該沒有問題。我沒有時間挑選，決定放弃第二張照片。我幾乎沒有過問一下她對我的印象如何，就關照她立刻補習英語口語，尤其要偏重那些如何算錢、找錢的句子。她一直點頭，很少發問。談了兩個小時不到，我認為談完了。臨別時，我才想起請敎小姐的芳名。她笑了，有一對酒窩：“我叫舒燕。”
按照我的旅程表，我第二天中午是和我的好朋友聚會。
我們約定在黃河路香港酒家吃飯。六個哥們準時來了。我恭恭敬敬地給大家每人一盒澳洲香烟，然後請大家點菜要酒。大家氣氛熱烈，如同當年一般，那些生猛海鮮的名字我一個也不知道。干了幾杯後，話多了，嗓門也大了。“二毛，你小子當老板發了大財，就忘了哥們了，弄一瓶綿羊油應付應付我呀！”“二毛，不是我説你呀，去年刁德一從日本回來，可給兄弟們是一人一個光碟放音機呀！”“行了，行了，二毛在外國混也不容易，精打細算也是應該的。”“大扁頭從美國回來，給我一個打火機，那上面有一個剝光的女人會冲你眨眼睛，眞夠刺激！”我這才感到旅程太匆忙，買禮物沒有精心挑選，眞有點對不起哥們。
朋友們開始談論股票，個個精神專注投入，甚麼割肉平倉、跌定板，對我來説，是天文學；後來又談到炒房屋、炒墳墓，對我來説是考古學。上海三年變化眞大，我似乎被遺弃了。我左邊的瘦猴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們出國的，一個個都變成鄉下人了。其實按你的條件，完全可以回來跟我跑跑腿。”我大吃一驚，瘦猴下崗二年，還口出狂言！他是我小學的同學，又是鄰居。那時候，我倆在班上是有點名氣的，我功課總是第一名，他是倒數第一名。他遞給我一張燙金噴香名片的同時，又送我一個職業性的微笑：“請多關照？！”後面的談話中，才知道他下崗後去了保險公司，每月收入折成澳元和我外賣店的營業額一樣。他的成本只是説話時費的吐沫，而我的成本是房租、材料費、水電、稅金，仔細算一下，他的凈收入正好是我的兩倍。當我臉上堆起敬慕的微笑時，瘦猴自謙地擺擺手，指着對座的哥們説：“他們炒墳墓的效益比我好，只要在家打打電話就行；我的差使太辛苦，每天要出門找人聊。”朋友們的手機、尋呼機不停地叫喚，聚會到了尾聲。我去付帳時才知道，這頓飯的價格超過了４００澳元，比澳洲物價貴得多。有兩個朋友匆匆起身吿辭，他們都把綿羊油忘在桌上了。其中一個過來和我握手，他瞪着紅紅的眼睛説：“海外赤子總是要落葉歸根的，買墳墓找我，八折優惠，而且要趁早，明年肯定要漲價。”我笑笑點頭，那笑容非常古怪。
沿着外灘往回走，變化眞大。東方明珠塔後的高層建築直冲雲霄，和紐約的摩天大樓相比毫不遜色。在江邊游覽的人流中很少聽到上海話。鄉下人進了城市，城里人去了外國。
我一边感叹，一边心里涌起一种酸溜溜的东西。出国三年多一点我就被淘汰了吗？不能这么说。人是环境的产物，我既然不在上海，又怎么能和人家去相比呢？上海和堪培拉是属于两个世界，不比！再说和人家比谁挣钱多，也太俗不可耐了。可是不比钱，比什么呢？比社会贡献还是精神境界呢？好像也不是。干脆不比为好。老古话说，人比人气死人。
几天来都是吃饭喝酒老爸带着我和绵羊油走亲访友。老妈又让我买了茅台酒去见了老丈人。照传统习惯，我买了金戒指给舒燕带上。她大大方方地接受了，略有激动地握着我的手：“我们是先结婚後恋爱吗？”我被她情绪给感染了，“是！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浑浑噩噩的一周过去了。送我去机场的只有弟弟一人，他当过兵，见识广，“哥，婚姻大事是否太仓促了？你是一见钟情还是饥不择食呢？”我耸耸肩膀，“两者都不是。”
回到堪培拉，我才深深地呼了口气。巴士经过波光粼粼的格里芬湖时，我顿觉赏心悦目，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天就开始了正常营业。
两个月内，我把婚姻的各类法律文书办妥后寄往上海。期间没有去过迷你俱乐部和赌场，为店里添置了搅拌器和微波炉。同时，也就家里添了不少生活用品，什么毛巾、牙刷、拖鞋之类。
舒燕——我的老婆终于顺利地来了。机场上，我第一眼看到她瘦瘦的身影提着两个大皮箱时，心里升起一股怜爱之情。她千里迢迢来和我结婚，确实不易呀！“我一定让你对我和环境满意。你已经比我当年来澳时优越不下一百倍了！”
新婚之夜，现代人的节奏明快，省去了许多时间。我们实实在在的人体交融了两次后，马上进入了精神交流。
“你来澳洲才三年就自己开店当老板，真不容易。”
“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在上海可能更有成就。”
“你为什么不在本地娶个洋妞做太太呢？”
“不行，价值观不一样，处世态度也就不一样，具体生活会格格不入。”
“那么你一定认为我的价值观和你一样了？”
“你至少是中国人，而且是上海人。”
“我比你小这么多，你就不怕我到时溜了？”
“不会，我以诚待人，会感化你的。”
“你这么有信心？”
“是，我自信运气不会那么差。”
第二天我们开车去了国家森林公园，看袋鼠、树熊，参观那架著名的天文望远镜。第三天去了国会大厦、军事博物馆，又去黑山顶上俯瞰堪培拉全景。舒燕是个性情随和的姑娘，又是外语学院英文专业毕业的学士，出国前在一家中加合资企业中担任总经理的秘书。我们在旅游中互相了解了不少。我能处处感觉到她是既有独立思考能力又善解人意的女孩子，而且不乏纯真和善良。我不禁为自己暗暗庆幸。我不愿意去想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因为我坚信人是环境的产物。在同样的环境、命运面前会作出一致的行动。当然，前提是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人。
夫妻开店当然是高度默契。复活节最忙的时候，我们也有条不紊、应付自如。在迪克盛的几家外卖店中，我们的生意最好。我为舒燕添置了不少内衣首饰，她迅速适应了家庭、工作环境，为我全方位减轻了压力。
二人世界的喜悦和每天较高的收入，让我对生活充满了热情。这种情形只维持了两个月——令人难忘的两个月。
不久，生意开始清淡，我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有时一周下来，只能勉强扯平开支。舒燕提出要去上学，不假思索地否决了。我提出要求生一个孩子，她说再考虑考虑。
为使店迅速进入良性状态，让它能大把大把变出钱来，我在降低成本、增加新品种方面绞尽脑汁，结果无济于事。帐面上开始出现赤字。心情不好，脸色肯定不好。有一次我发现舒燕在柜台上看书，非常恼火，“生意就是被你这种工作态度搞坏的！”她细长的眼睛冷冷地瞪我一眼，我自知言过其实，但对老婆用不着赔礼道歉。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我忧心如焚。舒燕变得沉默，酒窝完全消失了。我决定和舒燕分开时间干：我干上午，做好各类准备工作，下午就可以干些其他事。舒燕从下午干到晚上七点，既可以早晨睡懒觉，又有一个上午自由看书、购物的时间。她对这个安排非常满意。
我应该有能力挑起拯救生活的重担。再开一个店没有实力，打一份苦工没有兴趣，生活岂能倒退呢？那么去赌场试一下如何呢？我开始思考这个冒险的计划，虽然危险性较大，但只要谨慎对待桌面上的情况，赢钱的可能性不会没有。
每每心如乱麻的时候，我就约小孙出去喝酒。他对我的想法不置可否。他长我几岁，而且混得比我好，他的意见对我很重要。此刻，他锁紧双眉，反复捉摸着他过早秃光了的头顶。我不会支持你用血汗钱去赌，凶多吉少。我那食品店的前主人就是输尽了钱，才把店出售的。现在人也失踪了，生死不明。不公，我也不同意说赌场只会输不会赢，每天有多少人去那里，不可能全是输，全输了就没人再去了。不过，靠赌场发财的机率不会比空难更高了。
我俩都不善喝酒，几杯啤酒下肚就有点晕乎乎了。他神秘地向我挤挤眼，透露了一个故事：
一年前某一个夜晚，他为了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心情极坏，就一个人出去喝闷酒。到酒家打烊时，才颤颤微微地站起来，刚走到门口就摔了一跤，无意中拣到了一张十元纸币；然后又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附近的火车头俱乐部。他稀里糊涂地随便把那十元钱塞进了机器，又拍了拍按钮，这才吓了一跳。原来是按了最高倍数，心想十元钱这下就完蛋了。可荧光屏上突然出现了五座仙雾缭绕的金字塔，又传来一阵清脆的铃声，周围的鬼佬们闻声狂叫起来。接着老虎机上画面开始自动变化起来，一会儿是月光下的女人头像，一会儿是出土文物般的金黄头盔。画面时时伴随着激动人心的进行曲。这个美妙的时刻不知持续了多少分钟。小孙在一片欢腾声中得到服务员送来的支票，上面赫然写着七千五百元。
我陶醉在小孙的奇遇中，心花怒放起来，恨不得马上也去打老虎机。可是小孙连连摇头摆手，“别傻了，那种奇迹十年未必有一回，我只是撞上了。那笔钱我就用来作为开店的基金，再也没有进过俱乐部。我怕天怒啊！奇迹只是奇迹，没有什么指导意义。我相信勤劳致富，只要劳动，每天就会有收获，积少成多。那种撞运气的东西不是我们玩的，底子薄、输不起。”
这位老兄的话还是多少打动了我，使我的冒险计划搁置了一段时间。我再次冷静、全面地研究了我的外卖店——勤劳有可能致富的基地，但结论不遂人愿。它的位置在酒家林立的迪克盛，周围写字楼、学校、旅馆很少，又不是旅游点，很难适合盒饭外卖店的生存。公众假日会忙一阵子，但平均下来总的利润远远不合我的胃口。我真后悔开店之前没有多方面调查清楚，现在已经搭上了几万元，下船太晚了。
舒燕也感觉情况不妙，婉言提出是否一起回国寻求其他发展方向。我默默地回绝了。她对我买房、开店的银行贷款帐目懵然不知。要是走了，这一切便会化为乌有。看到她神色不宁，我就六神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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