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
-- 写在儿子上大学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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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霜
代价 儿子即将离家远行上大学。他从我的书桌上取下这张照片，欲装入他的行囊.
照片上，我抱着四岁的儿子，身后是一群身着和我同样的博士衣冠，踌躇满志、谈
笑风生的男女学子。谁能看出，我脸上显现的是喜悦，是欣慰，是解脱，还是欠疚？
谁会想像，照片的背后，蕴藏着儿子出生成长的初始岁月、我出国之初那些年的多
少风风雨雨、牵牵绊绊？谁又知道，这一袭衣冠、一纸文凭记载着一个母亲付出的多
少昂贵代价？
我并非出身于书香之家，青少年时代又因文革、下乡而耽误了光阴年华，自己一向
只是一个志向不大的平庸之辈。大学毕业之后的继续求学、出国深造，多半为命运、
潮流所趋。因为对毕业分配不甚满意，才报考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留所后，又由
于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都乘出国大潮而去，在当时的环境氛围下，自己若止步不前，
反成“另类”，才不得不趋赶潮流，可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归诸于天时、地利与人和，我在研究生毕业前后，申请国外大学和奖学金一事进展
出奇顺利。当我收到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入学和奖学金通知书时，离孩子出生只有
几个月。感受到孩子在腹中的蠕动，考虑到孩子即将降生，我曾打算放弃这一机会。
无奈国内外双方导师鼎力相助、相劝，将奖学金延期到新的学年，即孩子出生后。
即便这样，我也无法想像自己如何能够将襁褓中的孩子留在身后独自去流浪漂泊。
然而，所有的家人、老师、同事、朋友都劝告我“机不可失”。有同事甚至开玩笑：
“等你学成归来，儿子就能为你打酱油了！岂不两全其美？”戏谑之言，焉能冲淡
我即将面临的母子骨肉分离的愁绪？
1987年元旦正是孩子满月的那天，一张由澳方奖学金资助、导师为我订购好的机票
的通知书寄送到了我手里，启程日期定在45天之后。对于这样的仓促安排，我全然
没有心理准备，因为自己连出国申请报告还没有递交给单位。无可奈何，我只得咬咬
牙将刚刚满月的婴儿交给从南方匆匆赶来的公公婆婆照看，自己开始奔波护照、签证
等出国事项。
虽然我深知母乳哺养对孩子后天的生长发育和免疫抗病能力至关重要，然而，由于
自己身心负重，月子里我已无法为孩子提供足够的乳汁，更甭说满月后了。那段日
子，每天在奔波一日，精疲力竭后回家抱抱孩子，就是我所能提供的唯一一点母爱了。
为了推延启程日期，我花了几乎一周的时间与导师、航空公司往来电讯交涉，却只
争取到将离京日期推迟两周的结果。面对着这张催命符似的机票，看着甜甜地睡在
我怀里的不足三个月的孩子，我心乱如麻。母亲只好这样劝慰我：“既然要走的话，
不如早走。现在趁孩子小不懂事，难过的只是你自己。等到孩子长大些，知道亲近、
哭找妈妈，母子难分难舍，你岂不更难？”然而，我心里明白，母子连心，虽然年
幼的孩子不会用语言表达，却不等于不恋妈妈。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孩子满三
个月之时，我不得不忍痛挥泪登上飞机，离家去国。
初到异国，系里的澳洲同事听说我将三个月的婴儿留在北京，独自来澳留学，都惊
讶地睁大眼睛，深表同情。同来的一位中国同学惊叹：“我妻子生完孩子三个月时，
走路都还摇摇晃晃，你这么独自跑到这里来了？！”一位好心的老师抱来她的三、四
个月大的婴儿让我共享抱孩子、亲孩子的滋味。那些日子，每晚躺在床上，总是因为
对孩子的思念与牵挂而泪流不止，夜不成寐，或恶梦连连，睡不踏实。
记得有人说过，孑然一身的海外游子，读到家信之时就是他们的盛大节日。那段日
子，我每周写一、两封家信，问讯丈夫、孩子的状况，将我所能为儿子想到的点点
滴滴关照和叮嘱家人。我也每天望眼欲穿地盼家信，盼望看到孩子的照片。每次听
到孩子成长的消息，看到他一日不同一日的照片，总是又欣慰，又心酸。有时从信
中得知孩子生病的消息，更是忧心如焚、坐卧不宁。
儿子一周岁生日前夕，我计算好日期提前给家中寄去生日卡片和礼物，自己却未能
在生日那天如愿收到家信和孩子的照片。当一次次从系里查阅信箱后失望而归，我
一整天神思恍惚，坐立不安，晚上回家后也吃不下、睡不着，终于禁不住在夜深人
静之时放声痛哭一场。第二天我感到头晕目旋、病卧不起。想想本该在家共庆孩子
的成长，共享母子之乐的喜庆日子里，我却因母子分离而冷冷清清、病卧他乡，不
由得更加悲从中来。
那一年，凡知道有人回国，或国内来人开会，只要可能，我就会千方百计托人为儿
子捎回一个有澳洲特色的绒毛袋鼠或树熊等玩具。我也常常在信中夹寄一、两只写
上祝词的彩色气球。由于爷爷奶奶对他说话时常常将“妈妈”的概念和气球联系在一
起，以至于后来孩子对“妈妈”二字的反应就是手指气球。每每读到家信中的这类
“趣事” ，总令我笑中带泪。
在思念和牵挂中熬过了一年多，孩子一岁半时我得以回国探亲。我极尽想像力，估
摸出孩子可能的大小胖瘦、音容笑貌、活动能力和需要，早早买好了一大箱婴幼儿
食品、用品和玩具，竭尽所能想要作一点母爱的补偿。自万里之遥登上飞机，我开
始激动和盼望，终于来到家门口。然而，当我眼巴巴地冲过去要抱孩子时，他却躲
在奶奶怀里，连看都不肯看我一眼。此时此刻，我的心都碎了，泪水脱眶而出。
一个月的假期在我和孩子的寸步不离中飞驰而过。等到母子间渐渐熟知、情亲，却
又到了我的行期。那天晚上，我在孩子熟睡时恋恋不舍地亲亲他的小脸，不得不挥
泪悄然离去。返澳后，读到家信中所描绘的，孩子醒后哭着四处找妈妈的情景，又
让我夜夜落泪。
近两年过去，早已获得同一大学奖学金的丈夫终于得到单位的恩准，赴澳留学。看
看同期出国的朋友都已将配偶、子女陆续办来，我下决心让丈夫将刚满两岁的儿子带
来团聚。尽管知道前面有无法预料、不可计数的困难，可是，想到就要日日夜夜母
子相聚相伴，一切都不在话下。要知道，两年来我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和
孩子在校园里的红花绿叶间追逐玩耍，躺在绿茵茵的草地上观蓝天白云、赏星星月
亮。
我在莫名的兴奋和期待中准备孩子的到来，首先我已从有限的奖学金里积攒出了一
笔托儿费。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名额所限，那时候要进大学托儿所、幼儿园真比上
大学本身还难，为此我提前半年在托儿所登记排队，并费尽心机和唇舌，才得以在他
们父子到达的前一周为儿子争取到一个入托位置。
1989年新年伊始，我在机场迎向半年未见又长高不少的儿子时，发现他又变得对我
有些生份。特别是到了晚上，孩子更是哭闹着四处找寻爷爷奶奶，折腾得几乎一宿
未眠。毕竟母子连心，所幸第二天孩子就和我慢慢亲近起来。
我请了两周假，来帮助孩子适应环境，特别是上托儿所。想想在中国由爷爷、奶奶
一手抚养娇纵的孩子，现在一下子要适应金发碧眼、言语不通的外国阿姨，何其苦、
何其难也。获得所长的特许，两周内我每天陪儿子去托儿所，带他在那里玩耍、吃
饭、睡午觉。有我在，孩子对托儿所的玩具、秋千、沙坑等等感到很新鲜，玩得开心、
安心，下午放学时都不愿离去。但是，一旦我试图躲开一会儿，他就开始哭闹、寻
找妈妈。两周过去，似乎进展不大。
两周后，我的“陪读”生涯结束。那天一早，我如约将孩子一早送去托儿所。乘他
不注意的一刹那，阿姨示意我离开。我匆匆赶往实验室，毕竟这一年是我Ph.D.论文
的关键，眼看时间一天天滑过去，其实我心里一直着急而无奈。我估摸，儿子发现我
不在时会哭闹，但愿如阿姨所说，每个孩子都有这个过程，哭一阵就会好的。
实验室离托儿所仅需步行十分钟。上午茶休时间，我有些放心不下儿子，急急跑回
托儿所去看一眼。走进院子，隐约可听见他声嘶力竭的哭闹声。怎么还在哭？我从
窗口望进去，心疼地瞥见，他被关在一个小栅栏床里，发疯似地哭着，脸上涂满了眼
泪鼻涕。阿姨说，我走后，他就趴在门上哭闹拍打着要出去，阿姨哄不成、抱不住，
只好将他关在小床里。阿姨告诫我千万不能进去，否则会给她们的工作增添更多麻
烦。百般无奈，我只能忍痛离去。
我一整天心神不安，勉强做完实验，便飞也似的奔向托儿所接孩子。哭叫了一天的
儿子此时声音嘶哑、嘴唇乾裂、眼皮红肿、满脸泪痕。他一头扑进我的怀里，双手
紧紧抓住我，不再松手。一个晚上，他就这样虚弱地依偎在我的怀里，不肯下来，我
一手抱着他，喂给他一些饮料食物，也勉强为我们自己准备一点晚餐果腹。
第二天一早，他先是死活不肯离家，勉强把他抱到托儿所，我却无法使他松手下来，
阿姨只好强行从我手上将他夺下。这一回他哭得更惨烈，我只能咬紧牙关离去，不
让他看见自己落泪。茶休、午餐期间，我还是忍不住两次返回去从窗口偷窥，仍然见
他每时每刻都在哭闹。我无助地在屋外徘徊，最后也只能偷偷离开。
下午接他回家时，他乾哭着，再没有泪水，无力的小手抓住我，虚弱地叫着：“妈
妈，水，水”阿姨告诉我，这一天他还是不停地哭，哭累了睡着一会儿，醒来又哭，
不吃不喝，拒绝阿姨给他的任何东西，包括水。
如此以往持续了好些天，阿姨无奈地对我摇头叹息：“这孩子太顽固了(too stubbon)！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孩子！”那些天，苦在孩子身上，疼在我自己心里。看着日渐消
瘦的儿子，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能、无助和无奈。我一次次问自己，我这书还能够
念下去吗？我是否应该终止我的学业，免得让孩子吃这样的苦？如果不是我那婆婆
般严厉的女导师使我犹豫再三，不敢开口，我也许真的打了退堂鼓。
谢天谢地，两周后，阿姨略显高兴地告诉我，儿子不太哭了，慢慢会自己玩，或者
和其他小朋友玩耍，也渐渐能明白阿姨的指令。只是阿姨给孩子们讲故事时，他还
听不懂，只能东张西望、东游西逛。这样一来，我也渐渐放心安心了。他的中文说
话能力原本发展不错，一、两个月后，英文听说能力也突飞猛进。阿姨们说，我们
的“哭宝宝”(crying baby) 成了“小小话匣子” (little chat box)。
渐渐地，我的实验接近尾声，我开始撰写论文，计划在奖学金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论
文。每天下午，我在接近六点的最后一分钟(“last minute”)冲向托儿所去接 儿子，
有时甚至因晚点而被罚款。托儿所的所有小朋友们中，他总是最后一个被接走，我
最担心他会孤零零地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盼望我来接。所幸每次去接他时，都见他
跟在阿姨后面，或提着纸篓，或搬着小凳子，叽叽喳喳、忙前忙后地帮阿姨收拾屋
子。这样总算让我心安了一些。有时下午实验不能按时完成，我只好先把他接到实
验室，或让他在窗外的草地上玩。
孩子每天中午在幼儿园睡一大觉，晚上则成了“夜猫子”，不到十一、二点不肯入
睡。我的写字台是一个相当于半个乒乓球台大小的旧桌子，每天晚上我在桌子的一
侧读文献、整理数据写论文，儿子在另一侧爬上爬下，摆弄玩具，吃吃喝喝，写写画
画。他有时缠着我说说话，抱一抱，有时就自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在孩子逐渐适应后的一段日子，虽然忙碌，却也其乐融融。最快乐的时候是周末，
我们带着孩子，在校园里宽阔无垠、绿茵如毯的草地上奔跑嬉戏，到房前屋后、河
畔溪旁去采摘花草，去池塘边喂鱼虾、嬉野鸭。我更喜欢紧紧抱着孩子，细细品味、
尽情补偿那种母子肌肤相亲的滋味。
和所有做母亲的一样，那段日子里，我最忧心的是孩子生病。儿子体质并不强壮，
来澳的第一年，由于突然的环境改变，水土不服，他几乎每月一次因感冒、扁桃腺
炎而高烧40oC以上。虽然我自己不乏医学知识，孩子的病总是令我忧心如焚、方寸
大乱，好几次半夜冲向医院看急诊。有时孩子生病，不能入托，我和丈夫必须上、
下午轮班在家看护，而论文最后阶段的紧张繁忙又迫使我不得不用晚上的时间来加
班补偿。那些年，为了把有限的假期留给孩子急需时用，我自己生病时，除非卧床
不起，我从来不请假。
孩子在那家托儿所待了一年，三岁后转去大学的幼儿园。临走前他不但和小夥伴们
难分难舍，和阿姨们，特别是其中一位年轻小伙子也成了好朋友，他们送给他最喜
欢的小闹钟和小手表作为纪念。
转眼到了我赶写论文的最后一个月。我不得不每天待在系计算机房处理数据，绘制
图表，修改和打印出最后的论文稿，从早上九点一直忙到午夜十二点，饿了在楼下
餐厅买一个三明治、一盒牛奶。那些日子，下班后接孩子、烧饭、照看孩子的任务
就只能暂时交给原本一心想在短时间内完成学位，平时不太管家事的丈夫来照管了。可
是，这样一来，原来习惯于我每天晚上照顾吃饭睡觉的儿子，就说什么也不肯自己上
床睡觉，总要等到午夜十二点后，父子俩一同驱车到学校接我回家后，他才安心睡觉。
一天早上，去系里前我照旧先送孩子上幼儿园。当我领他进屋，将他交给老师，自
己转身要离去时，他非但不肯松开我的手，反而依依不舍地说：“我要送送妈妈”，
坚持牵着我的手送到大门口。看他泪眼汪汪、难分难舍的样子，我放心不下，再次
把他送进去。他仍然不肯松手，一面还想再送我出来，一面呜呜咽咽地说：“我只
想多看看妈妈。”一句话听得我泪水纵横，拥抱着他再也不肯离去
这一切终于过去，我最终完成了论文，取得了学位。在淡淡的喜悦之外，我更加感
到的是一种深深的解脱，为自己，更为儿子。这一集论文、一纸文凭，能抵偿这些
年来我作为一个母亲所付出的代价和对儿子的欠疚吗？许多年来，我无法权衡这个
得失。
假如人生能够重来，我或许会有不同的选择。
(2005年2月)